張聞天和陳毅

我回到外交部就聽說陳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后來也確實看到他參加的外事活動特別多，超過所有其他國務院副總理，顯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務外有政法、文教、科學院和部分國防，卻沒有外交。1955年隨周恩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1956年在黨的八大會上就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作發(fā)言，陳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布他代替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有的書上說，這是因為反“反冒進”，要削減周恩來的權限?？磥聿淮笙?。無論是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后，周恩來都是大力支持陳毅管外交的，陳毅也始終欽佩和服從周恩來對外交工作的領導。兩個人的關系一直相處得很好，何況延安整風時他們還一同被看成是經(jīng)驗宗?呢。陳毅來外交部，究竟對周恩來意味著什么，現(xiàn)在仍然猜不透，但對張聞天意味著決不會受到重用，卻是當時人們一下就看得出來的。

對于陳毅來外交部，張聞天早就料到了，估計他的心情會是復雜的。他固然是個能上能下、不計較名義和地位的人，但是明顯地得不到信任，恐怕總會感到不那么愉快。對于和陳毅相處，我看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聽說陳毅坦率直爽，以為比較容易相處；另一方面，兩人終究沒有共過事，不完全能摸準對方的脾氣，這又使他的處境有點微妙或者說是難辦。大膽抓工作吧，他可能顧慮被懷疑為擅權，是不是目無領導?縮手縮腳、摸領導意圖或遇事退后，這又完全違背他的精神和性格。為了確定今后走向，在陳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動找陳懇談。他事后檢討說，他是歡迎陳毅來任部長的，兩人也談得很好。陳毅強調(diào)他是專職部長，要每天來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對這種情況，張聞天認為自己應該在工作上“盡量后退一些，請他抓起來”。張還向辦公廳作了布置，為部長每天來上班作好準備。于是辦公廳就給新部長收拾了一個全部最大的辦公室，并根據(jù)他的愛好，買了一些古色古香的書柜和一批線裝書。至于張聞天自己，為了讓陳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減少可能?干擾，在陳毅來后采取了幾項他所說的“盡量后退一些”的措施。一是建議設兩個常務副部長：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于形勢和政策的研究；另一位為章漢夫，著重日常外交業(yè)務的處理。這一建議得到周恩來和陳毅的贊同，而且陳毅還表示，研究工作正是他的不足之處。二是從每天上下午上班改為只上午上班（實際上還是經(jīng)常下午也來，因為那是“大躍進”時期，開會和要辦的事比較多）。三是成立綜合業(yè)務組，除為部里起草文件報告、編寫內(nèi)部通報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業(yè)務外，還為張聞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務。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張聞天的估計和設想是錯誤?，他對陳毅的思想作風并不了解。陳毅上任后除去頭幾天來部里主持開了幾次會（包括處理龔澎、喬冠華問題的四次黨組會）以外，并沒有來外交部上班，后來也一直沒見過他來上班，還是在中南海內(nèi)辦公。

根據(jù)兩年的觀察體會，陳毅和張聞天的作風大不相同。張聞天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詩人）的氣質(zhì)。陳毅則是將軍（元帥）加詩人，作風顯得粗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細節(jié)，容易得到干部和群眾的歡迎，但有時在外交場合就顯得不完全適應了。這里順便舉兩個例子。一是1965年9月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的談話，顯得很不慎重，很不“外交”。其中提到：讓美國帝國主義、蘇聯(lián)修正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印度擴張主義一齊都來吧，趁我們這些老家伙還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設。當時可是嚇了外國記者一跳。但據(jù)說得到毛主席的賞識。二是1962年關于老撾問題的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一天印度代表團團長、國防部長梅農(nóng)來訪。這位老兄有點瘸，拄了個拐棍。陳老總起身接待時開玩笑說，大家在討論解除武裝，你怎么還帶著“武器”（指拐棍）。梅農(nóng)聽了翻譯，扭頭就走，怎么解釋也消不了氣，弄得很尷尬。所以陳毅的外交作風簡直不能和周總理相比。而且他當部長，并不像跟張聞天說的那樣，“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說深入部里各單位檢查和指導工作了。作為黨組秘書和主管調(diào)研的綜合組長，在我的印象里，除兩次使節(jié)會議和一次務虛會議外，幾乎沒有參加過陳毅專門召開的有關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以及內(nèi)部業(yè)務的研討會。一些重大問題如炮打金門和中美會談，反而是周總理在直接抓。當時熱門的中蘇關系，則屬黨際問題，外交部很少插手。最近我又翻閱了一下陳毅和張聞天的《年譜》，特別是他們共事的1958年和1959年，就更加證實了我的印象?！赌曜V》載明，陳毅更多的是對外賓的歡迎歡送、接見陪見、設宴赴宴、參觀訪問，以及在文化界、科學界和軍方的出面，看不到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形勢、政策和內(nèi)部業(yè)務的條文。張聞天正好相反，對外活動比較少（這既與他的地位職務有關，也是他不喜歡交際這個缺點的表現(xiàn)），而參加有關形勢政策及外交業(yè)務的討論會或找相關人員談話則比較多。我們就以1958年十二月下半月為例，來做一個對比。陳毅有九次外事活動（多為歡迎歡送、接見、簽字等）,一次陪劉少奇等接見國內(nèi)婦女代表，去河南視察一個禮拜。張聞天有一次外事活動，參加討論國際形勢和對外關系以及外交業(yè)務的黨委會五次，同回國大使談話三次，召開條法司和幾所?學的專家座談國際法教學一次，參加國際關系研究所研討會一次，召集有關人員討論駐外使館統(tǒng)一領導一次。也許這半個月的對比過分突出，但這確實很有代表性。這種差別很大的兩種作風和性格，不發(fā)生矛盾和沖突那才怪呢。這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后張聞天所檢討的:“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我后退了，他（指陳毅）對我有不滿，說我遇事推委。對他的意圖，我一時摸不清楚?！逼鋵崳鶕?jù)陳毅的性格和作風看，他的“意圖”很清楚，就是只進行些大面上的活動，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樣由張聞天等幾個副部長和各單位去辦，他主要是承上啟下，對重要文件向上照轉，再大一點的事情自有周總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張聞天的“后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