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種寬容顯得不太切合實際，但他相信這是民主政治得以發(fā)揮巨大作用的最佳途徑，否則，沖突的雙方會永遠扼著對方的咽喉以置對方于死地，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導致整個社會的毀滅。在丹諾看來，美國就是一個大實驗室，在這里，一刻不停地進行著如何使持不同見解者友好相處、友好合作并能彼此接受各自不同見解的實驗。

丹諾勸誡世人：信仰不同的人要和平共處。事實證明，這是一件漫長的、不會有任何回報的工作。當神學家禁錮自由思想家的言論時，丹諾與之進行斗爭，結果他被稱為無神論者；但當他反對那些企圖毀滅教會的自由思想家時，他又被稱為中世紀的神學家；當清教徒要壓制異教徒時，他為異教徒而戰(zhàn)；當異教徒嘲諷蔑視清教徒時，他為清教徒而戰(zhàn)。

除了這些思想上的斗爭以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爭端：種族的爭端、經(jīng)濟的爭端以及社會的爭端。當白人歧視黑人，把他們束縛在勞役、貧窮和愚昧之中時，他就與白人斗；當貪心的雇主剝削工人，把他們束縛在機器和饑餓之中時，他就與那些雇主斗；當社會排斥病人、殘疾人、迷茫者、墮落者、懷疑者時，他就與社會斗。

最具煽動性的不寬容就是種族歧視，因此丹諾用畢生的心血為黑人的權利而戰(zhàn)；最低的工資和最長的工作時間是資本家貪婪本性的徹底暴露，也是最具毀滅性的不寬容，因此丹諾畢生為那些靠辛苦勞動掙得面包的工人而戰(zhàn)；政府以刑事審判和監(jiān)獄作為對罪犯的懲罰，這是最殘忍的不寬容，因此他畢生為建立一種新的人道的科學的犯罪學而殫精竭慮；社會的冷漠和不公平是最具破壞性的不寬容，因此他畢生盡力為窮人和普通人爭取與富人一樣的健康、教育和法律公正的機會。這就是丹諾的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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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諾主要以承辦民事案件為主，與所有努力工作的人一樣，他有時也會厭倦自己助人為樂的生活態(tài)度，這時他會不高興地發(fā)牢騷：“誰來養(yǎng)活我？鳥兒們嗎？我又不是圣方濟各①！”但是他的興趣和同情心卻越來越多地轉向了刑事法庭，因為在刑事法庭里，時時刻刻都上演著飽含社會寓意的戲劇，正像他的老師約翰·奧特蓋德所說的，犯罪行為不是一個原因，而是一個結果，監(jiān)獄是一個病態(tài)社會撕裂開的傷口。由于他從小受到的標新立異的教育以及他對人類痛苦近乎病態(tài)的敏感，保護弱者、幫助被追逐的獵物反擊獵犬、幫助個體反抗群體，已成為他本性中最顯著的特點，也變成了他生命的一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