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在1894年4月1日，當詹姆士·杰·希爾把他下屬的普通工人的工資從每天1.25美元降到1美元時，美國鐵路工會把北方鐵路公司的工人組織起來，停止在鐵路線上的一切服務，在圣保羅商會的支持下，迫使希爾又補發(fā)了扣掉的工資。非技術工人取得的這次史無前例的勝利證明了戴斯的產(chǎn)業(yè)工會主義思想是正確的。由于這次勝利，工會會員人數(shù)激增。1894年7月，當代表們懷著勝利的喜悅，滿懷信心地來到芝加哥參加工會召開的第一次大會時，正好趕上了普爾曼工人罷工。

美國鐵路工會曾援助過普爾曼工廠的工人。當普爾曼工人發(fā)現(xiàn)廠方付給自己的工資無法維持生活時，美國鐵路工會曾敦促普爾曼對此進行仲裁，并為促成此事做了不少工作。但普爾曼卻固守19世紀的傳統(tǒng)，認為工人無權對他們所掙的工資說三道四，并堅持說他沒什么可仲裁的。鑒于此種情況，普爾曼的工人沒有聽從美國鐵路工會的勸告，堅決舉行罷工，他們的代表還來到大會會場向代表們講述了他們遭受饑餓、壓迫、不公正和失望的苦難經(jīng)歷。但戴斯和美國鐵路工會領導們的態(tài)度一直很明確：工會的歷史太短，經(jīng)驗太少，還不具備發(fā)動一場聲援罷工的能力，另外，工會的會員人數(shù)還很少，銀行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準備。就在工會明確表示對罷工持不贊成態(tài)度之后，一個女孩來到會場，向代表們講述了她父親是如何去世的，普爾曼公司又是如何讓她工作了兩個星期，并從她的工資中扣除了她父親去世后欠下公司的約60元房租款，最后只給她剩下幾分錢的故事。

美國鐵路工會的工人們都是有感情的，他們深知失業(yè)、顛沛流離、饑餓、貧窮、失望的滋味；這種滋味他們不需要想象就能體會出來，因為他們一生都過著這樣的生活。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同意發(fā)動聲援罷工，拒絕開動普爾曼車廂。

普爾曼的工人們開始罷工了。他們一直待在家中，保持著這種和平的罷工方式，他們已為這個國家編織出了一幅產(chǎn)業(yè)工會主義的美好藍圖。隨后的結果卻是，鐵路公司左右了政府，尤金·戴斯作為一個罪人站到了被告席上。罷工被鎮(zhèn)壓了，工人們名聲掃地，產(chǎn)業(yè)工會主義被徹底擊碎，以至于在整整40年的時間里他們都無法重整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