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出息的鄉(xiāng)下人

把王蕓生先生說成是“鄉(xiāng)下人”，還冠之以“沒出息”三個字，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自己的發(fā)明。１９３７年７月，王先生應《宇宙風》編輯之約，寫過一篇回憶性的文章，題目是《一個挨打受罰的幼稚生》。在這篇文章中，許多人只看到作者求學時挨打受罰的一幕，卻不大注意他剖明心跡的那段：

我是一個大城市邊上的鄉(xiāng)下人，近二十年來雖常生活在城市里，但總是脫不掉這份鄉(xiāng)下人的氣質，因此在這個社會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說有些“吃不開”。人既然沒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說話既不考慮人家愛不愛聽，做事又常帶著那份鄉(xiāng)下人呆頭呆腦的神氣，你說這樣的人如何得開？

王蕓生原名王德鵬，河北靜海人，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天津的一個貧民家庭。他雖然只讀了八年私塾，卻憑借一手漂亮的文章躋身于報界，也算是比較幸運了。何況，他還因為撰寫《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而名聲大噪，不僅被蔣介石請到廬山去講學，而且擔任了《大公報》編輯部主任……。既然如此，那些“沒出息”、“吃不開”的話又從何說起呢？

其實，從王氏大半生的經歷來看，所謂“鄉(xiāng)下人”云云，不過是表明他不會、也不屑于干那種趨炎附勢、阿諛奉承的勾當罷了；而這種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的人格品質，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拼死力爭的東西。但現實又往往如陳先生所言，“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jié)，沉淪不遇”。（《陳寅恪的最后２０年》第１０７頁）因此，在王先生“鄉(xiāng)下人”的自況中，飽含著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在這篇文章中他還說：“我現在已比十年前沒出息，假使十年之后人比現在更沒出息，到那時或許萬念皆灰，我愿意寫一篇十萬言的自傳，獻給讀者，現在則只能透漏一點消息借以還債而已。”王的愿望終于在二十多年之后，以回憶錄的形式實現了。這就是他與曹谷冰先生合作、在《文史資料選輯》中連載的那篇長文－－《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的舊大公報》。我不知道王先生是否還記得當年說過的話，但是作為讀者，我卻從該文對《大公報》的評價、對同人的指責（諸如劉吳鼎昌先生是“搔首弄姿，插標賣身”）以及對自己的糟蹋中，看到他分明是“有出息”了。當然，如果僅僅是以此為“文本”，來評論作者的話，恐怕也會失之于皮相。因為在那特殊的年代，人們說的、寫的和心里想的很可能大不一樣。這就要求我們在閱讀這篇為知情人所詬病“文史資料”時，除了簡單的同情之外，也不妨想一想：這位說話不考慮人家愛不愛聽，做事又呆頭呆腦的“鄉(xiāng)下人”，何以會變成這樣？   其實，王蕓生曾經是一個很有出息的青年。他不僅自學成才，還以國共兩黨黨員的身份，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這正如他在《〈蕓生文存〉自序》（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３日）中所說：我是在義和團運動之后的殘破局面中出生的，“我的小辮子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變時的火光與槍聲，曾照耀過我的眼睛，震動過我的心；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我認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熱血曾鼓舞著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國十五六年的革命戰(zhàn)場”。然而就在這時，他的思想認識和人生追求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他明顯地感到，盡管“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發(fā)光，而革命陣營中的腐敗現象也確曾傷過我的心。我從那時起開始有了一種覺悟，覺悟自己不是一個一手回天的英雄”。于是，他在《大公報》上刊登啟事：“鄙人因感觸時變，早已與一切政團不發(fā)生關系，謝絕政治活動，惟從事著述，謀以糊口，恐各方師友不察，有所誤會，特此聲明?！保ㄖ苡辏骸锻跏|生》第９頁，人民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這種行為在“文革”中至少是要被打成叛徒的；但平心而論，當時的王蕓生不過是想安下心來，做一點實實在在的事情罷了。所以他自謙地說：我這個“人是從那時起變得沒出息了，也從那時起變得老實些了”（《〈蕓生文存〉自序）。擁有類似遭遇的，其實遠遠不止他一個人。比如施蟄存先生在談到大革命的經歷時，也坦率地說：“‘四一二事變’國共分裂后，我才曉得我們這些小共產黨員只有死的分，沒有活的機會?！保ā渡成系哪_跡》第１７１頁，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在我看來，這些話與其說是牢騷太盛，不如說是對于以暴易暴者的批判與控訴。

在大革命中急流勇退后，王蕓生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新聞事業(yè)了。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選擇，顯然與他對這一行當的理解有關。他說：

新聞記者對這種職業(yè)，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盡職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于人類，對于國家，對于自己的職業(yè)，要有熱情，要有熱愛，然后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fā)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業(yè)業(yè)地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八年前，我曾親耳聽見一個黃包車夫罵“干報館的沒有好人”。從那時候起，我便立志要新聞記者努力做一個社會上的好人，把新聞事業(yè)做成一種好人的事業(yè)。這樣我們對國家社會縱使無益也還不至有害。（《招魂》，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１日）

此外，他還告誡人們：要“努力做一個有靈魂的新聞記者”，這樣才無愧于“無冕之王”的稱號；否則的話，你就可能是一個“無魂之鬼”！這些話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震聾發(fā)聵的作用。

抗戰(zhàn)中的一樁公案

盡管王蕓生在說話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種“鄉(xiāng)下人”的脾氣，但是張季鸞先生卻偏偏喜歡這種個性。張是在一次筆仗中認識王蕓生的。后來，當他得知天津《商報》的主編王蕓生因為與老板意見不合憤然辭職時，便親自登門拜訪，邀請王加盟《大公報》。從此，王蕓生的命運就和這份報紙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