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后，任鴻雋對《科學》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僅主持編務，還寫了許多文章。為了讓讀者了解科學的意義，對科學產(chǎn)生興趣，他的文章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后來他將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為《科學概論》，于１９２６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曾再版）。他在該書序言中說：科學是根據(jù)自然現(xiàn)象、依照邏輯方法發(fā)現(xiàn)其關系法則的有系統(tǒng)的智識。用這個定義來衡量，那些片段的發(fā)明（比如我國火藥和指南針）、偶然的發(fā)現(xiàn)（比如人類的用火）和空虛的思想（比如玄學、哲學、經(jīng)學），都不能算作科學。

他指出，要了解科學，首先要明白科學的兩個起源：一是實際的需要，二是人類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壓力，后者是內在的沖動，所以就科學發(fā)現(xiàn)和科學創(chuàng)新而言，好奇心比實際需要更重要。基于這一認識，他告訴人們：西方科學家研究科學，不是為名利所驅使，而是為好奇心所引誘。為了這種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來的精神需求，許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顧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復強調，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并不是科學家最初的動機，而是科學研究的必然結果。如果只想從物質文明方面來追趕西方，只想把科學當作一種富國強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卻又不曉得科學的真諦，那就是一種得魚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僅不會成功，差距還可能越來越大。

既然如此，為什么國人總是以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來看待科學呢？他分析說：“吾人學以明道，而西方學以求真”（第８５頁），由于“道”與功利是對立的，所以國人面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巨大成就時，總以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學也是“明道之學”，是一種只求真理不問利害的學問，所以切不可像洋務派那樣，用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來對待科學。

在此基礎上，任鴻雋還總結出人類“智識不進”的四個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賴陳言，三是固執(zhí)成見，四是觀念混淆。這也是我國沒有科學的主要原因。他認為歐洲文藝復興是這種狀況的“一個大反動；……他們的主張，是把事實放在思想構造的第一位，那些主義和理論，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保ǖ冢常常疙摚┧f，這是人類社會由迷信時代進入科學時代的主要標志。

四、成立學會，共圖科學發(fā)達

在《科學概論》中，任鴻雋還對科學與常識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話告訴人們，科學并沒有什么神秘，“科學是有組織的常識，科學家也不過是有常識訓練的普通人”。因此他認為：“科學精神就是常識訓練，……這種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學所應有，即是平常處事，……也應該如是”（第３５２至３５３頁）。也就是說，不僅是科學研究，即便是個人思想行為、社會團體組織，也應該受科學精神支配。  關于科學精神，任鴻雋總結了五個特征：一是崇實，二是貴確，三是察微，四是慎斷，五是存疑。他還說，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難、不為利誘等品德，就更完備了。相比之下，中國學界卻有四大弊?。阂皇遣牧掀蝗?，二是研究虛而不實，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結論“亂而不秩”。面對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訴大家：西方在中世紀時比中國更黑暗。只是在文藝復興以后，科學家才把發(fā)現(xiàn)真理當作自己的天職，“他們與宗教戰(zhàn)，與天然界的困難戰(zhàn)，犧牲社會上的榮樂，犧牲性命，去鉆研講求，才有現(xiàn)在的結果。我們若不從根本上著眼，只是枝枝節(jié)節(jié)而為之，恐怕還是脫不了從前那種‘西學’的見解罷。”（第２４３頁）

竺可楨曾經(jīng)說過，古代中國之所以沒有產(chǎn)生科學，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陰陽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數(shù)字與度量不被重視，三是士大夫不肯動手，缺乏實驗。所以要向中國“移植科學之花”，既要有不盲從、不附和、不武斷、不蠻橫、不茍且、不無病呻吟的科學態(tài)度，更要有“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竺可楨文錄》第３３至４１頁，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磥恚硒欕h對科學和科學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學家的共識。

《科學》籌備期間，任鴻雋等人曾擬定《科學社招股章程》，決定每股五元（一說十元），共發(fā)行股票４０份，作為辦刊資本。《科學》問世后，大家感到要謀中國科學的發(fā)達，單單發(fā)行一種雜志是不夠的，因此有改組學會的建議。于是他們重新起草章程，選舉任鴻雋為社長，并規(guī)定每年１０月２５日為中國科學社成立紀念日。

按照章程規(guī)定，中國科學社要辦的事情很多：發(fā)行雜志，著譯科學書籍，編訂科學名詞，設立圖書館、研究所、博物館，舉行學術講演，組織科學旅行團，接受公私機關委托研究解決科學上的一切問題。據(jù)任鴻雋說，盡管他們對著名的私人學術團體——英國皇家學會并不了解，但是中國科學社從一開始就與它非常相似。英國皇家學會以擁有牛頓、達爾文等科學大師為榮，在科學發(fā)展史上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難看出，當年這批留學生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員先后回國，中國科學社也遷回國內。

五、涉足實業(yè)，卻是無功而返

１９１６年秋，任鴻雋從康乃耳大學畢業(yè)，先后進入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繼續(xù)深造。在此期間，他參與胡適挑起的白話詩之爭，這一爭論成為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不久，他因為主編《留美學生季刊》結識了一代才女陳衡哲。陳女士本來是獨身主義者，后來被任鴻雋“三萬里求婚的誠意”所感動，二人才結為夫婦（《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第１２５２頁，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三年版）。他曾經(jīng)對陳衡哲說：“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xié)的。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與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yǎng)一位天才女子?！保ǖ冢罚矗疙摚┻@話讓人特別感動。他對妻子好，對朋友更好。據(jù)楊步偉說，１９３３年她和趙元任從美國回來，準備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貽琦、胡適、任鴻雋都爭著邀請他們。任鴻雋說：“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對你們兩位特別，非住我們家不可?！保ā峨s記趙家》第２７６頁，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另外，胡適與任氏夫婦號稱“我們三個朋友”，也是學界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