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是1930年辭職的。辭職的外部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戰(zhàn)，閻錫山控制了華北；內(nèi)部原因是在學生會大會上，反對羅家倫的學生要求他辭職。據(jù)說這個議案一開始沒有通過，但是羅家倫不能裝聾作啞，便找馮友蘭等人商量。包括馮友蘭在內(nèi)的一部分認為，這是對校長的侮辱和挑戰(zhàn)，因此應(yīng)該提出辭職，以示反擊。羅家倫采納這個意見，便飄然而去。蘇云峰說，在當時復雜的政治、文化、學術(shù)環(huán)境中，再加上各種利害沖突，只要有類似背景的人都會有同樣的下場，只是羅家倫的表現(xiàn)更有格調(diào)罷了（同上，第53頁）。

需要注意的是，從上任到辭職，羅家倫在清華大學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是他卻是清華歷史上影響深遠、貢獻很大的人物。

下篇：中央大學

一、 受命于動亂之際

羅家倫提出辭職后，并沒有得到教育部批準。但是他去意已決，便獨自到武漢大學當了一名歷史學教授。不料蔣介石到武漢后，先是讓他回清華，后來又讓他到南京擔任中國政治學校教育長，并主持校務(wù)。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是蔣介石，其前身是中央黨務(wù)學校，羅家倫曾參與該?；I備，因此他對這個學校非常熟悉。

羅家倫對于政治有自己的認識。他說：“不要僅存批評現(xiàn)狀的態(tài)度，要存如果自己接上來干，如何可以干得好的心理。我們痛罵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們要自己平時有很好的修養(yǎng)，將來不會做貪官污吏。”他認為，從事政治的人不僅要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還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則就只能是“有一技之長的書吏”或者“只會活動的政客”。（《文化教育與青年》第124-125頁）

1932年9月，羅家倫被任命為中央大學校長。中央大學的前身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三江師范學堂。所謂三江，是指江蘇、安徽、江西，后因三省之間的糾紛，遂改名為兩江師范學堂。辛亥革命后，兩江師范學堂改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簡稱南高師。1921年，南高師又改為東南大學，成為東南地區(qū)的最高學府。在此期間，校長郭秉文起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1925年，東南大學爆發(fā)更換校長的“易長風潮”。這一風潮的起因和經(jīng)過非常復雜，《南京大學史》說這次風潮“源于國內(nèi)的政爭”是有道理的。不過，該書以及其他研究者似乎沒有廣泛涉獵當年關(guān)學術(shù)界對這一事件的看法。比如在《現(xiàn)代評論》上就有著名學者王世杰、陶孟和、張奚若寫的文章。這些人在學術(shù)思想界享有盛譽，他們的話對于了解這一風潮有所幫助。

有人說，撤消郭秉文校長職務(wù)，是政治干涉教育的表現(xiàn)。為此王世杰在《東大風潮與教育獨立》中說：東南大學自郭秉文被免職以后，形成兩派。“擁郭諸人的表示，是要擁護教育獨立。教育獨立確是應(yīng)該擁護的；但是擁護教育獨立，決不就是擁護郭秉文。郭氏趨附軍閥是無可諱飾的事實；他對外并沒有給東南大學保全一個教育獨立的顏面。郭氏的東南大學是一個校長獨裁制的大學；所以他對內(nèi)也不曾給東南大學立下了一個教育獨立的基礎(chǔ)?！保ā冬F(xiàn)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期）  郭秉文被段祺瑞政府免職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學者胡敦復。當胡敦復于1925年3月9日上任時，“擁郭派”學生在教授陸志韋、徐則陵帶領(lǐng)下，對胡敦復等人大打出手，釀成著名的“三?九”事件。陶孟和在《東大暴動》中一方面表示不敢相信，一方面尖銳指出：這次暴動既反映了東南大學教育的失敗，也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大污點。”（同上，第16期）

另外，有人指責郭秉文被撤換，是汪精衛(wèi)、吳稚輝等人參與操縱?結(jié)果，其目的是為了推行“黨化教育”。對此，張奚若在《黨化教育與東南大學》中說：“據(jù)我看來，郭氏免職與一般人所謂‘黨化’是毫無關(guān)系的。因為這件事是由東南大學內(nèi)部發(fā)動的，不是由外面干涉的。內(nèi)部發(fā)動的重要理由，是因郭氏有推翻評議會，取消工科，擅改校章，和其他種種不正大不規(guī)則的行為?！彼€指出，新校長胡敦復被“擁郭派”教師雇傭流氓毆打凌辱，是無賴的“朋黨”行為。（同上，第17期）

當然，曾經(jīng)在東大擔任教授并與郭秉文有矛盾的楊杏佛，在這次風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后，將東南大學與江蘇境內(nèi)的其他8所?？埔陨蠈W校合并，改名為第四中山大學，簡稱第四中大。這種貪大求全和將所有大學都以“中山”二字命名的作法，自然不會長久。于是在1928年初，國民政府又下令將第四中大改為江蘇大學，但遭到師生反對，最后才做出改名為中央大學的決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因本校師生怒打外交部長、打砸《中央日報》社，釀成“珍珠橋事件”而辭職。幾經(jīng)周折，教育部任命段錫朋前來接任。段錫朋是江西永新人，早年考入北大，五四運動時?任北京中等以為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會長。五四那天，他還是天安門大會的主席。為了對抗段棋瑞政府，同學們稱他為“我們的段總理”。因此他與羅家倫成為北大“五大臣出洋”的最佳人選。留學歸來后，他先在武昌大學和中山大學任教，北伐時在陳果夫手下供職。朱家驊辭職后擔任教育部長，他是教育部政務(wù)次長。

據(jù)羅家倫說，段錫朋雖然久居官場，卻沒有沾染一點腐敗習氣?？谷諔?zhàn)爭期間，他主持的中央訓練委員會本來是120人編制，卻只有60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覺得“老百姓太苦”的緣故。至?個人前程，他也有獨到的見解。比如當局想讓他出任某部部長，他堅辭不就。羅家倫問他為什么要拒絕，他說“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張，有抱負，不然，我何必去站班?！绷_家倫認為，段錫朋身上既有儒家氣象，又有墨家傳統(tǒng)。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嚴，近于苦行主義，終于積勞成疾，住進醫(yī)院。在病中，為了節(jié)省開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為老同學、老朋友，羅送去一點錢讓他買營養(yǎng)品，他說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間，醫(yī)生用氧氣對他進行搶救。他知道氧氣需要進口，便一再請求：“外匯，少用一點”，令在場的人無不感動。因此羅家倫有“亦儒亦墨亦真誠”的詩來歌頌他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