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見解代表了當時許多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如果不能讓清華改變留美預備學校的性質，那就是中國的恥辱。因此他們有一種急切地把清華改為大學的愿望。羅家倫入主清華之前，蔡元培已經把清華納入國立大學體制。羅家倫在演說中宣布：“我今天在這莊嚴的禮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國立清華大學在這明麗的清華園中成立。從今天起，清華已往留美預備學校的生命，轉變而為國家完整大學的生命?！保ㄍ希┰S多人把國立清華大學的成立，視為學術獨立的標志。

這其實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謂學術，是一種超越國界超越政治的追求真理的活動。因此教育獨立和學術獨立的含義，就不僅僅是擺脫對外國人的依賴，還包括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擾。羅家倫只強調前者，不強調后者，體現(xiàn)了他作為黨務工作者的局限性。對于這個問題，胡適、任鴻雋等老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看得比較清楚。比如任鴻雋曾在《獨立評論》上撰文抨擊國民黨黨化教育，許多學者堅持政黨勢力不能進入學校，就是基于這一理念。此外，把大學變?yōu)閲?，完全由國家的力量來辦，也未必是好事。這是因為：第一，國家的力量應該是有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讓國家包下來，很可能把好事變成壞事；第二，民間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和辦學智慧，私立學校是挖掘這些資源、發(fā)揮這些智慧的最好形式，所謂“學在民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第三，從人類歷史上看，凡是對學術文化教育管制得比較松，就是一個開明的時代，相反則是專制黑暗的時代。羅家倫的演說雖然也談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卻沒有強調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的真諦，體現(xiàn)了他作為一個國民黨黨務工作者的局限性。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不知從哪里學了許多不好的東西。比如喜歡用標語口號式的名詞術語，喜歡用軍訓的方式來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行動。這些東西從在短期內十分見效，但是其副作用卻危害極大，也很難消除。

先說標語口號的危害。就在羅家倫上任之前，胡適在《新月》雜志發(fā)表一篇題為《名教》的文章。胡適說，中國自古有一種名詞崇拜，他把這種名詞崇拜稱之為“名教”。他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而這種標語口號不僅無用而且有害，因此他提出要“打倒名教”。羅家倫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四化”，并且給吳宓那么深刻的印象，顯然有名教之嫌，這恐怕也與他加入國民黨有關。

在羅家倫的“四化”中，紀律化最引人注目。為了實現(xiàn)紀律化的目標，他一上任就把學生分為四隊，開始實行軍訓。他強調，實行軍訓既是全國教育會議的決議和貫徹教育方針和需要，“同時又是清華學生的要求和家倫個人的主張”。軍訓中，他要求學生一律穿制服，按時作息，早晚點名，早操無故缺席就要記小過一次。為了以身作則，羅家倫和楊振聲也身穿軍服，腳穿馬靴，與學生一齊出操。按規(guī)定，記三次小過合一次大過，記三次大過就要開除學籍。著名邏輯學家沈有鼎當時還是學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經常不上早操，被記小過八次，眼看就要被開除了，正好冬天來臨，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另外，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已經考入清華，因為受不了早操制約，又轉到師大。   短期軍訓既有新鮮感，又可強化紀律性，這些在當時都有明顯反映。但學校畢竟不是兵營，二者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強調服從。羅家倫出身北大，又在歐美留學多年，對這個問題本來應該有明確的認識。但是作為國民黨要員，再加上挾北伐戰(zhàn)爭之余威，就讓年輕的羅家倫頭腦有些發(fā)熱。好在他不是一意孤行的人，當軍訓遭到大家抵制時，他便知難而退了。盡管如此，“此事有損他的威信，學生對他的期待和好奇心也開始下降”（《抗戰(zhàn)前的清華大學》第34頁），卻已經是無法避免了。馮友蘭也說：“在羅家倫所提的四化之中，學術化的成功最為顯著，軍事化的失敗最為徹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頁）

四、確立教師的主導地位

除了軍訓之外，羅家倫還是治校有方的。他知道，要完成學術獨立的使命，就要改善教師待遇，提高教師地位，努力維護教授治校的管理體制。

羅家倫在就職典禮上說過：“要大學好，必先要師資好。為青年擇師，必須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顧慮，以至公至正之心。憑著?術的標準去執(zhí)行?！保ā肚迦A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第201頁）上任以后，他經過一番考察，發(fā)現(xiàn)八大清華存在八大問題：一、機關太多，冗員充斥；二、職員薪金過高，權力太大；三、浪費驚人；四、圖書太少，設備不足；五、在教師待遇上，重資歷不重學識；六、學生重考試不重學問，教師重教書不重研究；七、學生人數(shù)太少，教育成本過高；八、學科配置不合理，有名無實學系太多。基于這些認識，他開始對清華大學進行整頓。其中成效最明顯的就是淘汰機關冗員，提高教師待遇。

羅家倫認為，過去清華的工資并不高，只是不拖欠而已。國民革命成功以后，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教授待遇都已超過清華，再加上首都南移，恐怕很難聘到優(yōu)秀的教授。至于機構臃腫的問題，馮友蘭曾有這樣的介紹：羅家倫在“教職員的待遇上，也有辦法。發(fā)出了一個通知，教員發(fā)新聘書，職員發(fā)新委任狀，突出聘書和委任狀的分別。在新聘書中，教員增加工資，在新委任狀中，減低職員的工資，特別減少大職員的工資。小職員的工資則未減少。這就提高了教員的地位?！边@個辦法，教員固然擁護，職員不反對，也有表示情愿自動減薪，只求能加委的。這些都是校長職權范圍內所能辦的事情?！保ā度商萌返谝痪?，第313頁）

這件事影響很大，并改變了吳宓等人的看法。吳在日記中說：“……訪王文顯，悉羅校長力圖改良校務，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認為庸劣及為學生攻擊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優(yōu)良之教授則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學系尤為滿意。宓之月薪，已內定增為＄340元。宓向不持與人比較或虛空立論之態(tài)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34頁）當時吳宓正暗戀著毛彥文。為了經常在一起，他向馮友蘭推薦毛擔任女生管理員。后來被馮對吳說：“彥事已與羅校長談過，羅似不以彥為然?”（同上，第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