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團隊中的大多數人都被她稱作“B隊”,因為除了華萊士夫婦以外,他們都是專門為副總統(tǒng)候選人服務的。后來的事實也可以證明,這個團隊中的大多數成員都表現得機智過人。
翌日清晨,施密特走進我們的套房,和他一起進來的還有一個膚色黝黑、西裝筆挺,卻面容憔悴的男人。
“佩林州長,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安德魯?史密斯,”施密特說,“他是你競選活動的參謀長?!?/p>
我站起身來同他握手?!澳愫茫驳卖?,很高興認識你?!?/p>
“向州長介紹一下你的工作經歷吧,安德魯?!笔┟芴貙λf。
“我的工作經歷?”史密斯操著一口極重的東部沿海方音說。
施密特向他使了個眼色,然后又打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快說呀!
“對呀,”施密特接過話,“你不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嗎?”
于是史密斯把臉轉向我說:“我曾經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
“哦,好的,”我笑著說,“很高興能夠與你共事。你以前有過操作競選的經驗嗎?”
安德魯搖了搖頭,最后,還是施密特替他打圓場:“沒有,不過他懂金融。”
我們的命運好像被放在了一個毫無競選操作經驗的隊長的手中,盡管安德魯看起來和藹可親,但我對他的感覺卻不對頭。不過,我想既然這些人都是專家,他們當然應該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結果,這成為我們所有人一個沉痛的教訓。
我們的套房里多了一架縫紉機,美麗又熱心的科拉爾女士正在修改競選總部為我準備的服裝。另外,尼克爾也特意從紐約請來了幾位造型師,其中一位是專門為凱蒂?庫里克等知名主播做造型的。
我忙里偷閑跟著這些造型師一起挑選服裝,但是上面的價標卻讓我大跌眼鏡。
我還記得,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夾克,上面的價格相當于阿拉斯加州大學一個學期的學費了。我看到一雙尼龍長襪,本來7美元的價格已經很了不得了,但是包裝盒上赫然印著70美元,要拆掉這么精美的包裝我真是于心不忍,更何況現在外面天氣炎熱,還不一定會用得到呢。
此外,競選總部的工作人員為我的女兒們購置了珍珠項鏈,她們可以在我發(fā)表演講的那天晚上佩戴。不過,競選活動結束過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讓她們把這些首飾放進盒子里,然后還給了工作人員。我們可不需要這些華而不實的珠寶。(我的結婚戒指是和托德結婚以后從夏威夷街頭一個小攤上花了35美元買來的,現在還戴在我的手上?。?/p>
有一次,薇洛問其中一個工作人員:“這些東西由誰買單呢?”
“不知道,”那位工作人員回答,“這件事不用我們操心?!?/p>
當我的父母從阿拉斯加州趕來參加這次大會時,我的競選助手專程帶著爸爸前往內曼?馬庫斯百貨挑選價值200美元的領帶和350美元的鞋子。可是,爸爸和我一樣一向克勤克儉,當他詢問誰來為這些物品買單時,得到的回答一樣:“這件事不用操心,這只是大會活動的一部分。”
對于下面這些普通的問題,同樣沒有人作出正面回應:難道為了僅僅為期兩天的大會,佩林一家就要如此打扮。我們滿臉堆笑地問,難道我們看起來真的就那樣糟糕嗎。
我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演一部《不穿白不穿》的鬧劇。
據說尼克爾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工作的時候就認識這些造型師。她告訴我,所有的候選人都是帶著自己的發(fā)型師和化妝師出行的,因此她向我推薦了兩位一流的發(fā)型師和化妝師,艾米和安吉拉。我對他們說,我可以給自己化妝,而且也已經習慣了這樣呆板的發(fā)型,所以不太希望別人再來擺弄我的頭發(fā)。(后來我聽到有人說,我之所以要把發(fā)髻挽起來,是為了趕時髦。此言差矣,我每天早上把頭發(fā)扎在頭頂上,只是為了給自己節(jié)省幾分鐘的時間而已。)
要是讓我坐著等別人為我梳妝打扮,我想自己怎么也不會習慣。我是一名5個孩子的媽媽,所以我只習慣為別人梳妝打扮。像其他任何一位媽媽一樣,我要保證孩子們吃飽穿暖、衣著得體,然后趕緊上路就行了。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每天只能狼吞虎咽地吃一些快餐食品,然后偷空打幾個盹兒,室內的空氣污濁不堪,倒是多虧了艾米和安吉拉的回春妙手,一次又一次讓我糟糕的發(fā)型和憔悴的面容恢復光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