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能孤身一人生活在這世界上。即便是一貧如洗的個人，既無親戚也無朋友，他也是某個群體的一員，是社會的一員，被賦予了對社會的責任，也被賦予了權利。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專業(yè)化的社會，它能夠很好地利用不同程度的智力、技能和力氣。幫我打掃辦公室的女傭，為我送郵件的信差，都能夠干好他們的工作，而無需擁有不同尋常的智力和訓練。然而，如果沒有他們的勞動，我們的工作將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勞動對社會是有益的，也使他們有資格獲得報酬作為交換，好讓他們過上體面而健康的生活。

理想的合作型社會是一個這樣的社會：每一個個體在這個社會中都會擁有他最適合的位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一個社會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一個烏托邦，因為它的先決條件是我們至今尚未達到的教育水準 既包括普通教育，也包括政治教育。它還有一個先決條件是我們至今尚未擁有的富裕經濟。然而，文明依然很不成熟，沒有理由認為，從競爭型社會到合作型社會的發(fā)展不會發(fā)生 這一發(fā)展沒準比我們所期待的還要快。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當一個人病倒的時候，他就不再是這個社會中有用的一員。他退出了比賽，可以說，他甚至成了同胞們的一個負擔。一個社會越是分化，其成員的不健康對它的影響也就越大。然而，在一個合作型社會里，有益的工作甚至能提供給身體殘缺的人。我們饒有興味地看到，蘇聯(lián)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持部分傷殘的個體依然留在工作崗位上，通過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防止技術工人由于疾病而落入非技術勞工的行列。我曾經見過盲人在很多工廠里干著技術活，而另一些工廠里則有專門保留給身體殘疾者的車間，在那里，傳送帶的速度被調整得適合他們的能力。跛子被組織在手工業(yè)合作社里。所有這一切，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都非常不經濟，因為這樣的個體，其生產力明顯要低于正常水平。這種做法，只有在社會本身就是雇主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一個競爭型的社會里，輕微傷殘的工人都沒有辦法趕上完全健康的工人，因此很容易永遠成為無力就業(yè)的人。

醫(yī)學的目標，不僅僅是治病救人，更要讓人們能夠作為社會的有益成員適應他們的環(huán)境，或者當疾病攫住他們的時候重新調整他們，使之適應環(huán)境。這個任務并非隨著身體的康復而大功告成，它還要繼續(xù)下去，直到個人在社會中重新找到他的一席之地，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他從前的老地方，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就要找到一個新的地方。這就是為什么說醫(yī)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的原因。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社會對病人的態(tài)度，以及社會對健康和疾病的評估，都有過很大的改變。在任何時代，疾病都使得它的受害者在社會上形影相吊，孑然孤立，因為他們的生活跟健康人完全不同。病人被甩出了生活的正常軌道，發(fā)現(xiàn)自己的行動受到了限制，茫然無助，不得不依靠別人的幫助。

病人在社會中的當前位置非常復雜，我們要想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清晰的看法，就必須簡略分析一下歷史發(fā)展的結果。

世界上現(xiàn)存的真正原始的部落寥寥無幾。在它們當中，蘇門答臘的庫布人似乎值得近距離研究一番，這是馮?唐根、哈根、沃爾茨及其他一些非常仔細地研究過這個部落的人類學家們的觀點。庫布人生活在原始森林里，小病、皮疹、創(chuàng)傷及其他類似病痛經常伴隨著他們。人們并不被認為患有這些疾病的人跟部落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因為他們的判斷標準是社會的，而不是身體的。只要一個人能夠繼續(xù)過部落的生活，他的健康狀況就不會導致其他個人或整個社會的任何反應。

在重病的情況下，事情就大不相同了，特別是那些涉及發(fā)燒的疾病，比如天花，就更是如此了，天花的流行在這一地區(qū)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這樣的患者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能力參與部落的生活，他喪失了勞動能力，有強烈的反應導致他既被整個部落拋棄，也被自己的親屬拋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