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此后沒有了下文，那個女記者可能在某個方面喪失了堅定的信念，消失了，她甚至不能像斯諾那樣走到延安……老薛說:那時候他只是單純地覺得，外國人適應不了那艱苦的生活——適應不了中國人的毅力。

談毅力時，他終于把話題引向了莊學義這個人——

“應該找找他，大冤案。”

4、森林城

“這里土地充滿種子，而且是松樹……”——出租車每顛一下，司機便歸咎馬路下的樹根——即使是加格達奇市區(qū)周圍那些稀疏的松樹，那些纖細的次生林，也非人工林，夸張地說，只需輕輕撥弄腐殖土，小松樹就能自己冒出來……過度砍伐能毀滅一代樹木，但毀不了種子與土地——除非真把土地用水泥完全替換。

果然沒有農民，沒有人在耕地。都是林區(qū)的職工在街上走，在森林邊緣躑躅。

林業(yè)整體萎縮，這些小城鎮(zhèn)也仍像在擴展，城市的意志本身，巨大的行署政府樓，體育大院的兒時玩伴成了政府里的同事，各方的照應，我在加格達奇2005年的規(guī)劃中看到，城市將按20萬人口的規(guī)模擴展，而1960年代中葉確定在這個森林中的三岔路口建立城市的時候，設計能容納3萬人生活——

最初口號是“先生產(chǎn)，后生活”，勞動壓倒一切……甚至以為別處都沒木材，全國都指望著大興安嶺……即使在文革高峰也堅持批斗完就生產(chǎn)，被斗的壓抑著屈辱，批斗的壓抑著狂躁，為完成國家生產(chǎn)計劃干起活來，像什么都沒發(fā)生，甚至被斗的又立刻恢復了組長身份，因為“習慣了那樣配合?！痹诎才庞遗蓜趧訒r，革委會也無法衡量什么是最苦的，一切都已是最苦的。

獎還是懲……當年林區(qū)準入標準也矛盾:出身好的或優(yōu)秀的會被推薦來此，最有問題的人也會以“推薦”方式調來，多年后才明白組織意圖。尤其林彪事件后（林彪是一個很難的判斷題，第一眼看去似左，第二眼看去似右，對他的問題賭博式的表態(tài)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如見到有級別的軍人孤身來這里當林工，那就肯定出了事，甚至有人復員被安排到農村，發(fā)現(xiàn)自己只是普通農民，甚至連地都種不上，才知是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