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破壞日本安定的兩大毒害，即“下克上”與機會主義，又出現(xiàn)了。首先從中國傳來消息說又取得一次大捷，陸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談的要價；其次，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顧近衛(wèi)和參謀本部的明確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權。雖然參謀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張與蔣介石談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費了。在中國大使在華盛頓與羅斯?？偨y(tǒng)會談后，中國堅持說日本的條件范圍太籠統(tǒng)。日本人認為這是中國有意回避，而本來就缺乏靈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衛(wèi)斷定蔣介石并不真想談判，決定采取走捷徑的辦法，即直接與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國人打交道。1938年1月16日，他宣布：“帝國政府將停止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而將期待新政權的建立與成長，求得合作?！?/p>

這個聲明遭到知識分子和一些自由主義國會議員的猛烈抨擊。石原也警告近衛(wèi)說，這種政策必將帶來無窮的后患。這些抨擊迫使近衛(wèi)首相重新考慮其立場。他開始認識到，他的倉促聲明可能使日本采取毫無靈活性的或戰(zhàn)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戰(zhàn)爭解決是他最不愿意采取的辦法。由于左右為難，疑團滿腹，他考慮自己是否應該辭職。但朝廷官員卻勸他干下去，否則，中國人會滿有理由地認為他因為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辭職，這樣就會比以往更難以取得他們所希望的解決辦法。

最后，近衛(wèi)終于看清，陸軍自己在中國問題上也沒有既定政策，只是隨著形勢而漂浮，但是，他無法得到關于統(tǒng)帥部情況的可靠情報，他只好眼看著中國形勢的逐漸惡化。

陸軍以國防為借口提出制訂一項國家總動員法，其目的在于排除國會對戰(zhàn)爭措施的最后一點控制權，并把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向高效率的戰(zhàn)時經(jīng)濟。陸軍發(fā)言人頗有說服力，而且也不是沒有理由地提出，日本是個人口過多的小國，幾乎沒有自然資源，周圍又受敵人—蘇聯(lián)、中國、美國和英國—的包圍，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動員全國力量。國會于1938年3月通過了這個法案—事實上，國會是投票贊成自己向陸軍投降。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雷吉評論道：“喪失給日本陸軍的自由，永遠喪失了?！?/p>

還借用了過去兩個口號讓國民在思想上為征戰(zhàn)東亞做好準備。這兩個口號一個是“國體”，另一個是“皇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皇道”

卻與不久前被粉碎了的集團相聯(lián)系上了?！盎实馈北緛淼囊饬x此時卻被歪曲為通過日本控制東亞去建立世界和平與秩序。

不管是“國體”還是“皇道”，二者都強調(diào)天皇與國民的父子關系以及天皇的神威。這兩個口號正在喚起千百萬熱衷于圣戰(zhàn)的人去把亞洲從殖民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