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們這些年關注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共同基金的現(xiàn)金流。一個備受爭議的論斷是：如果共同基金的現(xiàn)金比率超過10%，市場就屬于牛市；如果低于5%或6%，就是熊市。這個指標在20世紀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期還算有說服力，但今天的共同基金規(guī)模早已經(jīng)達到50億、100億甚至200億美元了，顯然，這樣的比率根本就不適用了。一個共同基金經(jīng)理不可能達到10%的現(xiàn)金率，因為10%的現(xiàn)金率意味著他根本不可能去賭整個市場，而只能是某個企業(yè)。一旦犯錯，他就死定了。因此，這樣的指標根本就不足以說明整個市場的形態(tài)。在70年代，基金經(jīng)理管理的資金規(guī)模只有1000萬美元左右，因此，10%的現(xiàn)金不過是他們一兩天的成交量。但是現(xiàn)在，誰也做不到，你不可能在一兩天里完成10%的現(xiàn)金周轉量。很多技術分析師都沒有認識到市場的真實動向、趨勢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分析方法帶來的影響，這的確讓我感到很失望。

哪些錯誤對您而言教訓最深刻？

有一個失誤讓我刻骨銘心。1979年，我提出在工作中引入行情分析（tickertapeanalysis）的想法。最開始做這項工作的時候，它確實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預測指標。在這個指標的第一個版本中，我們只看大宗交易的股票。我們會通過每只股票的大宗交易，看它是否處于上跳動（uptick，指最近一筆交易價格，高于前一筆交易價格）還是下跳動（downtick，指最近一筆交易價格低于前一筆交易價格），事實證明，這個指標非常有參考價值。后來，我們想，既然我們能把個概念運用到每一筆大宗交易，那么，何嘗不能進一步拓展到每一筆交易呢？于是，我們又提出了“資金流向”（moneyflow）概念。

在1982年之前，資金流向指標一直非常有效。但是到了1982年，這個指標的預測能力顯然就大不如以前了。我們必須認識到，從80年代初開始，交易所的交易模式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在那之前，成交量非常低，因此，紐約證交所的專業(yè)交易員就可以輕松操縱整個股市。你根本就不必和這些專業(yè)交易商作對，因為在這個行當里，他們就是你的合作伙伴。我至今還記得在70年代初交易摩托羅拉股票的情形：成交量很小，你根本就不必向交易員去核對他們自己是否參與。交易指令直接來自交易所，當時的交易員是約翰·科爾曼（JohnColeman），他是華爾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之一：“沒有我的允許，那個年輕人根本就不會交易摩托羅拉股票！”

20世紀80年代，機構投資者開始大批涌現(xiàn)，傭金水平依然非?？捎^，而且股票流動性大為增加，因此，機構投資者的大宗交易規(guī)模越來越大，成為市場上更重要的力量，市場控制權也從專業(yè)交易商轉到交易所手里。像我工作的所羅門兄弟，通常只接受大單，當時的每筆交易規(guī)模在2000到3000股左右，他們可以毫不隱諱地告訴交易商自己想干什么。于是，我們的資金流向概念就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因為對大宗交易來說，市場很少能事先獲得交易信息。交易價格的確定很隨機，每筆交易的價格都由散戶投資者個別決定。這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在當時，紐約證交所是世界上唯一由零售確定批發(fā)價格的場所，在某種程度上，現(xiàn)在依然是這種情況。100股福特股票的價格提高10美分，也算是一個新價位。盡管還有幾百萬股流通在外，但它還是作為新價格顯示在你的行情顯示屏上。因此，我們最終意識到，必須在零售市場和批發(fā)市場之間有所區(qū)別，于是，我們開始分別計算大宗交易市場和非大宗交易市場的資金流向指標，并在不同的市場形態(tài)下區(qū)別對待這個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