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出局

對于榮智健的離任，我們恐怕很難用“成功”或者“失敗”這樣的詞語為他作注解。

在風云變幻的商界來說，富豪的人生浮沉本不算什么。但是，榮智健的黯然謝幕引發(fā)了人們對榮氏家族的關注：  那么顯赫的背景，一個風云一時的紅色貴族，他怎么可能？榮氏家族會就此衰落嗎？“富不過三代”的魔咒難道真的如此靈驗嗎？

在榮氏家族輝煌百年的歷史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榮家是純粹的民營企業(yè)家；在此之后，榮家的身份和地位要復雜得多。鄭也夫教授認為，榮氏家族企業(yè)早在1956年公私合營時就已經(jīng)結束。改革開放初期，因為中國政府要借用“榮氏家族”這塊金字招牌，才起用榮毅仁創(chuàng)建中信集團，后來他又成為國家副主席。榮智健在香港的發(fā)跡，主要是受父親的庇蔭，而不是家族的傳承。

在中國現(xiàn)代商業(yè)史上，榮氏家族是非常特殊的一章，經(jīng)歷了晚清、民國、抗戰(zhàn)、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開放，是唯一一個跨世紀的商業(yè)帝國，可謂是中國百年工商業(yè)發(fā)展的一個完整標本。在過去幾十年的發(fā)跡歷程中，榮氏家族采取的是與政府密切合作的模式，一方面，這種模式的特征之一是依靠國家壟斷權力得到更多的市場機會；另一方面，作為個人和民營資本只能處于從屬地位。

人們之所以還把已經(jīng)離任的榮智健與中信等同起來，是人們還留戀這種家族傳奇。因為特殊的原因，榮智健與中信集團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非常微妙的關系，在充分利用中信背景做大中信泰富的同時，榮智健也在不斷增持個人股份。從1992年開始，榮智健先后利用中信泰富收購恒昌股權、公司增發(fā)股票、管理層股票轉讓等機會，將個人持股比例增加到19％，由此成為公司第二大股東。按照香港媒體當時的評論：  從這時起，雖然中信泰富仍由中信集團相對控股，但是刻上了榮氏家族的深深烙印。這也使得榮智健看到了完全控制中信泰富的希望。

不幸的是，2005年10月27日，一手締造了中信集團的榮毅仁逝世。榮智健有意在去掉父親光環(huán)下完成一次巨大的投資--對賭澳元，但世事難料，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使得這場賭博以中信泰富的巨虧告終。這場賭局的后果不僅僅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個人形象受損，更深的影響是榮智健將徹底失去主導中信泰富的機會，失去振興榮氏家族的大好平臺。

知名產(chǎn)業(yè)評論家朱志礪先生認為：“背景決定前景。從一開始，榮智健的成功就與他的紅色背景息息相關。同樣，榮智健的謝幕，也與他的背景直接相關：  他賺錢太容易了。榮智健的一系列收購活動，都有中信集團在背后‘保駕護航’。在經(jīng)營方面，他旗下的大昌貿易主營家電與汽車，主要市場就在內地，在批文、配額方面自然享有優(yōu)先權。”

榮智健和李嘉誠同在香港，一個是“內地首富”，一個是“香港首富”，如果把這兩位首富進行對比，我們會發(fā)現(xiàn)榮智健與李嘉誠的投資業(yè)務很相似，都集中在資源、電信、能源、航運、基礎設施等方面；公司性質也很相似，都是綜合類實業(yè)投資公司。但兩人的出身有很大差異。李嘉誠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深知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所以李嘉誠的投資項目從戰(zhàn)略布局到過程管理，都非常嚴謹。榮智健的戰(zhàn)略前瞻眼光非同一般，但是，他是一個瀟灑的“公子哥”，作風顯然有別于草根出身的李嘉誠，他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對于炒匯巨虧，榮智健甚至解釋道：“中信泰富財務董事張立憲未遵守公司對沖風險的規(guī)定，進行交易前也未經(jīng)主席（即榮智健本人）批準，財務總監(jiān)周志賢未盡其監(jiān)督職責，未將這樣不尋常的對沖交易上報提請主席關注?！绷硗?，據(jù)知情人士透露，負責公司財務的并非張立憲和周志賢，而是榮智健的女兒榮明方。他們父女如何運作這樁交易，外人自然難以知曉?？偠灾?，即使榮智健所言不虛，但上百億元的交易，竟然無需董事局主席授權就能生效，中信泰富集團的管理無序和決策盲動由此可見一斑，所以，出現(xiàn)虧損只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

著名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認為，我們反思榮智健此案，如果僅僅從榮智健投機澳元巨虧的角度來看，便有點過窄。以今視之，榮氏家族在中信體系的出局，似乎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中信集團為國資委直屬企業(yè)，在那個國有壟斷資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擁有股份，且能以陽光化的方式成為首富，榮家確為僅有之孤例。因為是孤例，所以一定違背了某些規(guī)律，榮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對此的長期漠視。

吳曉波還總結出了榮智健的三大錯誤：  第一，沒有擇機讓榮家的資本完全獨立。在1949年之前，榮家一直是純粹的民營資本企業(yè)，與官營資本幾乎沒有任何瓜葛。榮氏家族對官商經(jīng)濟一直非常警惕。但是，榮智健沒有繼承這個傳統(tǒng)。自1991年上市起，中信泰富基本上是榮智健的天下，外界也將中信泰富看做是“榮氏企業(yè)”，他本人也只有在公司遇到危機時，才想起公司真正的主人是中信集團。榮智健剛剛到中信任職的時候，中信的掌舵人是他父親榮毅仁。后來，王軍出任董事長，王家和榮家的關系也非同一般。所以，1996年，榮智健才有機會獲得那么多的股份。但是，2005年榮毅仁去世，2006年王軍卸任，榮智健在中信體系內所能動用的資源已經(jīng)越來越有限，他基本上喪失了資本獨立的機會。

第二，對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中信自創(chuàng)辦之時，就享受了無窮的政策好處。即以當年總股本100萬元港幣創(chuàng)辦愛卡電子廠為例，他賺到的第一桶金，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表、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內地大量販賣，在當時，獲準“大陸販賣權”幾乎是一個難以想象的特權。如果沒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來，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內地實施大量并購投資，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業(yè)氛圍中，信仰自由主義的市民階層及知識分子階層，對于官商邏輯有天然的反感與抵觸，榮智健顯然對此缺乏必要的警惕與防范，甚至，他還以奢侈的形象和強悍的商業(yè)運作“挑釁”公眾的忍耐力。

第三，沒有著力培養(yǎng)下一個“榮毅仁”。榮家百年，英才輩出，創(chuàng)業(yè)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出頭的榮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負重，歷經(jīng)磨煉，被周恩來總理稱為“少壯派”，被毛澤東主席許為“紅色資本家的首戶”，后貴為國家領導人，全國企業(yè)家無出其右。到榮智健一輩，也是一人過港，打出一片江山?？墒?，到第四代，則蠶臥在父輩的余蔭之下，不敢獨立門戶，少有顯赫戰(zhàn)績。以至于危機降臨，竟沒有騰挪博弈的能力。在傳承上缺乏遠大的抱負和規(guī)劃，成了這個百年商業(yè)家族的一個“阿喀琉斯之踵”。榮智健被迫辭職后，很多媒體都說他違背了祖訓。其實，榮家百年，傳下很多祖訓名言，其中不乏對沖矛盾之處。譬如，“固守穩(wěn)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是祖訓，“以小搏大，以一文錢做三文錢事”，“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只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fā)達之日”，“吃著兩頭，再做一局”，等等，也是祖訓。而事實上，后者的冒險氣質在榮家興衰史上更是主流。

盤點榮氏家族百年歷史，此次澳元對賭巨虧遠遠不是危機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經(jīng)濟危機波及，榮氏的申新企業(yè)就曾在上?！渡陥蟆饭_宣告“擱淺”。1938年，抗戰(zhàn)爆發(fā)，榮家工廠三去其二，大多被日本人炸毀或侵占。到1956年的公私合營改造，榮家在內地的20多家工廠一夜之間全部被國有化。

與上述三次相比，虧損100多億港元對中信泰富而言僅是區(qū)區(qū)之數(shù)。到2010年4月底，榮智健仍持有中信泰富8.27%的股份。所以，榮家復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體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榮家對中國商業(yè)進步的影響力要重新再建，這或許才是“榮智健辭職”最大的損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