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傳媒批評家很可能是詛咒法國拉斯科巖洞壁畫創(chuàng)作者的薩滿巫師。因為這些畫家不去欣賞、捕獵大自然中美麗的牡鹿和野牛，卻將其雕刻在巖壁上。多么荒謬的想象！多么褻瀆的行為！

幾千年前，柏拉圖已經對語言和文字進行了文化悲觀主義評判。柏拉圖認為，以書寫方式記載并流傳的人類文字將僅僅是一種重復行為，而不能以寓言和口語的方式將其內在化。他說：

因為這些糟糕的東西有了書寫這種形式……與繪畫十分相似：因為它們同樣將惡念說成是存在的，但當人們問到它們的時候，它們只會威嚴地保持完全的沉默。

18世紀，這種墮落的文化產物很快作用于傳播開來的印刷品中。萊布尼茨抱怨這些“可怕的”東西以及一直大量印刷的書籍，認為這些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作者的角色走到盡頭（他甚至為此觀點撰寫了20本書）。JG霍赫于1794年寫了一本小冊子，里面盡是反對閱讀的言論：

閱讀是一種對好事愚蠢而有害的濫用,一種事實上巨大的邪惡，像菲律賓的黃熱病一樣具有傳染性。它是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合乎倫理的墮落源泉。愚蠢和錯誤將通過它被引領至社交生活中，并從中存活。有益的事實變得無效，而錯誤和偏見受到優(yōu)先照顧并逐步增加。

在1920年的《帝國電影法》中，公開的電影放映被定義為對內部秩序的危害。阿爾弗雷德·德布林阿爾弗雷德·德布林（1875~1957年），德國語言大師和文壇巨匠?！幷咦敃r的電影描述為“能夠滿足知覺的相當乏味的娛樂媒體”。二戰(zhàn)之后，君特·安德斯在其文化悲觀主義的暢銷書《過熱的人類》中描寫了因為聽收音機造成的孤立與隔離。不久之后，在20世紀70年代，將電視諷刺為迫使人們消極被動的“起居室里的毒藥”的文章，隨即充斥社會。80年代晚期“計算機時代”到來，知識分子排著長蛇般的隊伍遞交他們文字功底深厚的長篇大論。

傳媒批評的歷史甚至和人類歷史一樣古老——而且在所有的時代中都綻放著最野蠻的花朵。它的意愿，好聽點兒的說法是它的看法，是顯而易見的：傳媒代表了權力。如果傳媒發(fā)生了更新和改變，也總是擁有顛覆性的、腐蝕性的功效。每個新媒體都摧毀或至少批判了過去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方式。相反，作為掌控者的傳媒授予各個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方式極大的說明權。誰想要保持權力，就必須首先搶占有輿論控制力的傳媒，并將其描述為“解釋現實的唯一可能”。

直至現在，這仍然被很好地執(zhí)行著，即使在多媒體、網絡化的媒體廣泛使用的今天，經典文章的線性閱讀仍然是主要的教育方式。很久以來，多種來源的抄寫和大規(guī)模的腳注，仍然被認為是“學術的”、“科學的”。這都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線性的復制文化中。雖然，這并不像遠東文化那么極端顯著，完美地復制幾千年來對最高美德的描述。但在我們之中，也存在復制，即過去知識的術語表，其充滿嫉妒地捍衛(wèi)著自己的存在，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出現“愚蠢的想法”。

正如拉丁人所說：“圖騰必須使剩余的人類保持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