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是科學的開始。不去質(zhì)疑的人，檢驗不出任何東西。檢驗不出任何東西的人，也不會有任何發(fā)現(xiàn)。沒有任何發(fā)現(xiàn)的人，便是盲人，并且會一直是盲人。”泰爾哈德·德·夏汀這樣寫道。

2004年，反警示論者比約恩·羅姆伯格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他邀請了許多國家的科學家、政策規(guī)劃者、諾貝爾獎獲得者和系統(tǒng)理論家來到哥本哈根，舉辦了一次關于全球風險管理的會議。會議的議題是：世界共同體如何才能通過有限的手段適度而最理想地改善全球的生存條件呢？

羅姆伯格的實驗起到了帶頭作用，而他的確也是這樣做的。座談小組一致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與其將數(shù)十億美元花在阻止全球變暖上，不如將它們花在對抗新工業(yè)化國家最嚴重、最致命的疾病上。該實驗對生態(tài)保護措施與經(jīng)濟估計作了冷靜的分析——并且顯示，事實上道德保護的沖突也是存在的。聲名狼藉的新聞界因其與恐懼帝國的良好關系，幾乎迅速而異口同聲地抨擊了羅姆伯格。他被大學委員會告發(fā)為“非科學的”，并被官方公告貶斥到了極點。環(huán)境運動者也對他強加封鎖。不可思議的人身攻擊爆發(fā)了，齷齪的辱罵極其惡劣。

2000~2003年，對母牛的瘋牛病化驗僅在德國就花費了35億歐元，即使德國沒有一個人死于這種疾病。為了抵御禽流感，價值300萬的藥品被儲存起來或是立刻被吞下以達到預防效果。這樣做是應該的嗎？這是道德的嗎？

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嗎？

人們必須這樣做。

每種文明發(fā)展、每次進步歸根結底都是對成功進行風險估量的結果，錯誤和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可以改正的，至少在人們還沒有完全安放好圍繞在其身邊的體系，還沒有將自然重新定義為法官的時候。

在此傾向中，一種確定的危險被不容置疑地過度強調(diào)，警示論迅速而永遠地破壞每一次進步。其在最大程度上毀壞了文明社會與讓步、平衡、持續(xù)性建立起來的精致網(wǎng)絡。它使得權利、政治理性從根本上被廢除，并帶來了赤裸裸的恐慌。警示論是21世紀政治威脅的培養(yǎng)基。

警示論使得對某些未來前景的辯論在事實上沒有進行的可能。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體化問題：2006年初，柏林高校宣布將德語定為“校園語言”，以便學生們可以在校園內(nèi)更好地溝通。事情發(fā)生后，“批判的公眾”又表現(xiàn)出慣常的法西斯色調(diào)：一致認定這是國家主義的強迫政策，這受到大多數(shù)有移民背景學生的歡迎。

警示論最終總是導致——無論是以宗教、政治的形式，還是以世界觀的形式——一種特權體系，可以隱藏特權階級極端異常的要求。它可以將一個富有階層的奢侈美學標準和舒適標準重新標注為生存問題，并使其變得無懈可擊。所有事物都應當符合生物動力學，可以人為地將環(huán)境變成適合青蛙生活的地方！否則，衰落就會立刻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