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于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yè)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里，向匯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匯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yè)貿易放貸，其規(guī)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于匯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道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于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yè)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yè)務，匯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匯豐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匯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于匯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松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匯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yè)爭相拉?他入股，實現(xiàn)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巖。1878年，胡雪巖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匯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匯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xù)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tǒng)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后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