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播學有一種令人聽起來感到不舒服的理論，叫做“靶子論”。這種理論形象地把傳播內(nèi)容比作箭，把傳播對象比作靶子，而傳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據(jù)說，傳播者是主動的，傳播對象是被動的，而且散沙一般，無法抵御傳播者的射擊。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傳播對象就會應聲而倒，即接受你的傳播內(nèi)容。這種理論，把傳播對象視為愚昧的蕓蕓眾生，把傳播者視為可以為所欲為的神人，似乎不管傳播什么內(nèi)容（真的、假的、善的、惡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斷地射箭，傳播對象都會不加選擇、也無須懷疑地加以接受。事實上，問題沒那么簡單，傳播對象豈可隨意擺布？豈可任人愚弄？豈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惡的傳播內(nèi)容？你在那里無中生有地傳播一些謠言也是可以擊倒“靶子”的么？

“靶子論”早已行不通了，現(xiàn)在的傳播者誰還按這種理論行事？“靶子論”之所以沒有生命力，關(guān)鍵性的原因是沒有正確對待傳播對象，它不是尊重傳播對象，而是壓服、愚弄傳播對象。于是，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就不正常了，傳播者總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視為教育者，把傳播對象視為受教育者，我講你聽，我有發(fā)言權(quán)，你沒有發(fā)言權(quán)，講一次不行，再講一次，用傳播攻勢來折服你，似乎謠言三遍也成真理。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大眾傳媒事業(yè)的不斷發(fā)展，人們早已把“靶子論”拋棄了。其實，傳播者與傳播對象是平等的，傳播者尊重傳播對象，而傳播對象則依賴傳播者。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是平等關(guān)系，我尊重你，你依賴我，通過傳播這條紐帶，把雙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報紙沒有讀者，報紙給誰看呢？讀者離開了報紙，又怎樣獲取信息呢？報紙、電臺、電視臺、出版社都離不開自己的讀者、聽眾和觀眾。他們才是傳媒的主人，而記者、編輯、播音員只不過是受眾的服務員罷了。寫到這里，我們又可以說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guān)系。

既然是這樣，傳播者就要把傳播對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對待他們?，F(xiàn)在常聽人說“讀者是上帝”。這個比喻性的說法未必太恰當，但可以看出讀者在傳播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對讀者懷有美好的感情。

人是感情的動物，人際關(guān)系往往以情系之，讀者與編者之間難道就僅僅是我花錢你賣報的買賣關(guān)系嗎？當然不是，這中間有感情的紐帶。30年代，著名作家鄒韜奮辦刊物，把讀者視為親人，對讀者來信一一作復，而讀者把它視為良師益友，并對他的出版事業(yè)予以支持。鄒韜奮對讀者懷有感情，并靠這種感情反饋發(fā)展了自己的傳播事業(yè)。

古代的孔子也是這樣。他對自己的傳播對象懷有感情，反過來，學生尊敬他，愛護他，幫助他游說諸侯，整理文化典籍。他從來不欺騙自己的學生，而是獻出一片愛心，對學生懷有很深的感情。

學生顏回不幸短命，孔子和其他學生一起討論死者的喪葬問題，有人提出要厚葬，他反對，主張薄葬。喪事辦完之后，孔子長期悲痛，《論語?先進篇》有記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孔子這里表現(xiàn)出來的感情是強烈的，悲痛是巨大的，對顏回的死感到非常意外，一個“噫”字說明了這一點。他認為顏回的死是老天爺與自己過不去，顏回死就等于是要孔子的命。正因為如此，他不能節(jié)哀，“自為之慟”（孔子為顏回的死而悲痛）。身邊的人對孔子說：“您太悲傷了！”孔子回答說：“我悲傷嗎？我不是為那個人（顏回）悲傷而又是在為誰悲傷呢？”情見乎詞，孔子何其悲痛。

孔子對學生懷有感情，反過來，學生對老師同樣懷有感情，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感情是互相的?？鬃釉诹魍銎陂g，有一次在“匡”那個地方被圍困，學生失散了，孔子和顏回也失去了聯(lián)系。后來，顏回找到了老師，師生重逢又驚又喜。孔子說：“我以為你已經(jīng)死了呢！”顏回深情地說：“先生在世，學生我怎么敢死呀！”，師生在遇難的危急時刻，互相惦記，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友情動人。

從上述故事中，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傳播者應當對傳播對象懷有感情，而且這種感情可以得到回報。在現(xiàn)代的大眾傳播實踐中，情形也是這樣的。

“于丹比我更現(xiàn)代更人性，所以她比我更紅。當時我看于丹第一眼時，就覺得她很有人情味，肯定能成功?！币字刑煺f到于丹時，這樣評價了她。

易中天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知名度的學者來做經(jīng)典和歷史的傳承與傳播，他說：“只要出現(xiàn)一個，我就叫好。于丹呀，于立群呀，孫立群呀，我都力挺他們。我挺于丹，外界諸多猜測。其實我的初衷就是讓更多的人來做這個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