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說的是一件偶然發(fā)生的事。前些日子，由于我和伙伴們共同創(chuàng)建的“九條會”②事務，我去了埼玉市，見到了組織集會的那些人員，其中有一人讓我隨即產(chǎn)生了“啊，此人是特別之人”的感覺，只看了一眼他的臉型和態(tài)度，就覺得仿佛一股電流傳了過來。十多年前曾與他見過一次或兩次面，可他的臉型卻早已經(jīng)忘了，這其中也有彼此都上了年歲的緣故。盡管如此，還是把他給認了出來，隨即意識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與之交談過后，重新確認了此人便是肥田舜太郎①。原子彈爆炸那會兒，他作為軍醫(yī)救治那些負了傷的士兵，其后就一直在原子彈爆炸和醫(yī)療的接點處持續(xù)著他的努力。這個人此時就站立在那里，他的存在本身與四十多年前邂逅相識的重藤先生重合在了一起。是的，我們身邊就有這種類型的人。早在將近三十歲時，我就經(jīng)歷過這種邂逅。而且，在我遭遇人生里不曾有過的巨大困難——自己的兒子帶著先天性腦部重疾出生到這個世界時，我去了廣島，受到那樣一些人極為寬容的接待。我覺得，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運。

    ——剛才您說到了“九條會”，該會于二〇〇四年由您和鶴見俊輔②、小田實③、井上廈等人組建而成，二〇〇五年曾在東京灣的有明圓形大劇場舉辦近萬人參加的集會，目前已經(jīng)成為很大的市民運動。對于大江先生的相關社會性發(fā)言和行動，薩義德在與您的往復書簡里這樣寫道：“大江先生，你不是為了網(wǎng)羅名聲以及奉承，而是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隨的復雜且不見人蹤的泥沼，在動員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個不可估量的信譽力量?！?/p>

    此事已經(jīng)過去十多年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意識不到諾貝爾文學獎。長期以來，薩義德本人一直是哥倫比亞大學具有代表性的教授，還是一個擁有高度文學修養(yǎng)的文學理論家。而且，他曾把來到紐約要在聯(lián)合國發(fā)表演講的阿拉法特那份講演稿，幫助翻譯成地地道道的英語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時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問題里去。但是，由于對阿拉法特路線感到不諧調，便抽身離開了阿拉法特。對于奧斯陸協(xié)議，他是最為強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后，作為獨立寫作者，他繼續(xù)從事著與巴勒斯坦問題相關的工作。在現(xiàn)實中，薩義德不是那種沾著滿身泥水進行活動的人。我——當然無法與他相比——也一直堅持反權力的立場，不過就像先前說過的那樣，即使參加了示威游行，也不曾將其置于小說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經(jīng)常只是在持續(xù)著小說家的人生。我沒有深入現(xiàn)實政治活動的經(jīng)歷，估計也不會有人將我視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小田實呀，他是一個好作家和優(yōu)秀評論家，與此同時，還是深入現(xiàn)實的活動家。雖然我也參加了同一個市民運動①，卻將重心置于文學之上。較之于實際運動，我更多是在使自己的主張顯得合理。因此，在現(xiàn)實的運動中，我們的主張總是歸于失敗，比如廣島問題、沖繩問題、核武器問題，還有不久將要出現(xiàn)的憲法危機，全都是如此，自己的主張幾乎從來沒有實現(xiàn)過。然而，即使撞進無法通過的死胡同，也從不曾被打翻在地以致考慮背棄自己的主張。這就是感到自己是虎頭蛇尾之人的緣故了。

    井上廈的藝術性工作和實際活動也是大致如此吧。他在創(chuàng)作非常有趣的、嶄新的戲劇，比如廣島的人們在經(jīng)歷了怎樣的遭遇后仍頑強生活下去，他創(chuàng)作了表現(xiàn)這種內容的美麗的戲劇，并被改編為電影，以便讓外國觀眾也能夠理解。最近，我在法國演講時，也碰到有關井上廈的戲劇的提問。他就這樣將人生的重心放在了演劇或者文學之上。此外，對于他作為市民在“九條會”開展的活動，我有一種親近感和敬意。

    ——也不知是那種生活下去的姿態(tài)，還是出于靈魂的共鳴，對于薩義德與大江先生這兩人的發(fā)言，我感觸良多。與您同年出生的薩義德，因白血病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去世了，他一直奮斗到最后一刻，為朋友們留下了“就理性而言，我是悲觀主義的，可就意志而言，我是樂觀主義的”這么一句話語。他告訴朋友，阿拉法特是無可替代的，并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可相信事態(tài)終將改善，就這個意義而言，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大家也都在說，他有必要相信人們不可能永遠持續(xù)彼此間的爭端，對于薩義德來說，這個必要是非常迫切的。最近我看了由佐藤真①導演的《格格不入②》這部電影，大江先生在被這頂核保護傘所覆蓋的狀況下，作了大膽貫穿著樂觀主義的發(fā)言，現(xiàn)在，我終于理解了您這個發(fā)言的真意。與此同時，薩義德在面對“后期的工作”時，也被大江先生的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悲嘆”（grief）情感所大大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