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死，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哀思。4月 13日，國民黨人在上海舉行追悼大會，參加者二萬余人。各界人士慷慨陳詞，贊揚宋的革命斗爭精神，要求政府追緝兇犯。4月 25日，譚人鳳等人致電政府：“為宋教仁鑄像，開設公園。”1914年 6月，宋教仁墓園落成。宋教仁遺體遷入墓地當天，送葬者達數(shù)萬人。墓地近似正方形，墓寢坐北朝南，為圓柱體半拱頂狀，墓前立墓碑，“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孫中山墨跡而成。墓頂塑有雄鷹斗蛇的青銅雕塑。墓區(qū)正中石柱頂端聳立宋氏全身西服坐像，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坐像底座正面刻“漁父”兩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跡。于右任所書的銘文是：“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 !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宋教仁的死使政黨政治沒及開卷即收回，中國社會仍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本來還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階段。宋不過象征了政黨政治的可能，不過寄托了中國人的憲政夢想。故這個年輕人的死去，使得當時和后來的人都痛悼天不憐惜中國。湯化龍當時的挽聯(lián)是：“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绷珠L民的挽聯(lián)中也有“政舉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對宋教仁推崇備至。
　　
　　但這種評價只是歷史的假設而已，湯化龍和林長民的蓋棺定論，有著中國人傳統(tǒng)的溢美的成分。死者為大，死者意志為英魂為毅魄。傳統(tǒng)文化的人物品評并非英雄史觀，而更近于英雄死觀。至于同時代人的比附，如章太炎對宋教仁以“江左夷吾”目之，張謇則稱宋為來君叔，認定宋死以后，再求一個調停南北的魯仲連已不可得，更是傳統(tǒng)的人物觀念。
　　
　　對宋教仁的評價，倒是梁啟超、譚人鳳、孫中山等人的看法庶幾接近本來。梁啟超稱宋教仁為“我國現(xiàn)代第一流政治家”，譚人鳳稱宋教仁為“破壞建設一身肩，有思想，有學問，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孫中山的總結是：“作民權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這些評價比較到位。因為宋確實是我們中國近代以來最有現(xiàn)代氣質的政治家，他的組織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絕后的。
　　
　　但這樣的政治家自有其歷史和個人的局限。歷史當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邏輯驟然轉換成政黨政治，它需要時間和生命的獻祭犧牲。一如譚嗣同為變法流血，宋教仁命定為憲法流血。而就宋教仁的個性而言，他的革命年代太自信也太順利了，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他順應革命，而以天下為己任，并在理性、戰(zhàn)略和才識上均秀出眾人，這是即使今天百年后的新一代人，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類們所需要參照的人物。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樣勇往直前、孤軍深入地用革命手段來實踐自己的憲政夢想，實在是完全走到社會的對立面，或說跟社會脫節(jié)。他自負“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于我們”，忘了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空間或社會公共領域是極為虛幻的，更不用說，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賴他。
　　
　　宋教仁的政治鋒芒太露是明顯的，他在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都開始游離于政治時，提出了“責任內閣”、“政黨政治”，并把同盟會改造成國民黨，確實為中國政治的現(xiàn)代化找到了新路，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他不僅在黨內黨外樹敵太多，招忌太甚，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理解，對比國人的政治覺悟，宋教仁超前而不為超前做人才儲備，因此孤絕，雖然理性而不夠務實，雖有戰(zhàn)略而無戰(zhàn)術權宜。他提倡內閣制，但當實力派同意內閣制時，他又加碼要求責任內閣或政黨內閣，這就強人所難，甚至強一國之難了。袁世凱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只重人才不分黨派），宋教仁不能也不會入閣，原因是，他雖然是最有合作精神的政治家，但為推銷自己的政治觀念而在各黨派中樹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其次他堅持政黨內閣（清一色由國民黨成員組閣）。袁世凱當然不同意宋教仁的想法，袁的借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沒有足夠的人才，這顯然是事實。
　　
　　后來人不理解歷史的復雜性，一味抽取簡單的輪廓，為歷史的假設而寄托自己的白日夢，持論說“年輕的宋教仁發(fā)出了響亮的民主宣言”，“他創(chuàng)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為止中國人離民主自由最近的時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夢想”，等等，實在是對我們中國的歷史謬托知己了。這些前現(xiàn)代國民的依附心理也許是“我之不出若天下蒼生何”的社會基礎，但歷史人物可謂多矣，又若中國蒼生何？
　　
　　這個三十已過的政治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幻中了，他是全新的，以至于顯得不屬于中國，而跟中國暴力邏輯支配的政客、群眾、黨徒們格格不入。他臨終前還致電袁世凱，本已決意倒袁卻又對袁寄予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蔡東藩評論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只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shù)乐伞?，“鋒芒太露，英氣未斂”，“不少晦其鋒芒，儲為國用”。跟宋教仁一樣明白政黨政治意義的左舜生卻沒有宋的好運，左生不逢時，他在蔣介石的黨國專制里，根本無能施展，因此更有實踐經驗來評點宋的憲政好夢：“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shù)議席的‘黨’，借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余，這豈不是書生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