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三國演義》所賜，京劇把曹操也塑造為一個大白臉，還有，看《三國演義》的人遠比看《資治通鑒》的多，所以人們一提到曹操，總的感覺是這個人不怎么樣。

不過，羅貫中太高看曹操了，無論前期的呂布、劉表、袁紹，還是后期的劉備、孫權，基本上沒有人聽曹操指揮。從歷史事實來看，曹操也沒有稱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國演義》倍加稱頌的劉備率先自立為帝。

畢竟，歷史科學和歷史小說，不一樣。

小說，對與錯，善與惡，涇渭分明。因為，小說可以虛構，可以美化。

歷史，不行。因為，歷史是真實的。因為真實，所以殘酷。所有人物，無論忠奸，都是集功罪于一身。無罪者，同樣也不會有功。

曹操才出道的時候，正趕上董卓當政，也不容易。當時，黃河流域基本已經變成了屠宰場，不同的是，被屠殺的是蒼蒼蒸民。

186年，曹操為避免被董卓殺掉，“散家財，合義兵”，聚眾五千人起家，10年經營，建安元年（196年）迎漢獻帝。這之后的歷史，尤其是曹操曾說過一句“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至今仍被當做口實，被罵了兩千年。

實際情況是，董卓死后黃河流域經歷了近幾十年混戰(zhàn)，終于曹操統(tǒng)一了北方，居民可以修養(yǎng)生息了。

曹操本是下層士族，靠武功起家，雖然迎漢獻帝，卻不可能拱手讓權。主政之后，他起用了大批寒門子弟，甚至“不拘微賤”，士族開始被排擠出權力中心。是啊，要是都用漢室舊臣，要不了多久曹操就得被人拉出去剁了。

曹操是否廢立漢獻帝，其實與士族個人理想并無多大關系，但和他們的飯碗卻有很大關系。雖然士族沒有膽子跟曹操死磕，但是，他們同樣希望靠近皇權中心，與其說士人擁戴漢室，毋寧說希望以此向曹操交換。當然，個把人表現有點過頭，被曹操拉出去砍了，也不是沒有。

小時候聽袁闊成講《三國演義》，經常聽到諸葛丞相屯田，實際上，屯田最成功的是曹丞相。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曹丞相在屯田過程中禁止士族兼并土地最為徹底。

屯田，是因為有流民。流民，即流離失所的人民。沒有任何牽掛，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過明天，一旦活不下去，就會成為亂民，也稱，農民起義。

漢末軍閥混戰(zhàn)之后，留下了大量荒地，而士族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來耕種土地，他們同樣沒有足夠的農民。兵戈熄滅后，流民也希望安定下來，如果沒有一個強勢者給流民分配土地，荒地就會集中于士族之手，也就是所謂的“土地兼并”，這往往又是亂世之源。

曹操不希望這樣，屯田，有兩種方式，或招募流民耕種土地，或直接分給軍隊耕種，至于士族，一邊站。

在某種程度上，罵曹操的話應該反過來說，他才是真正的漢室功臣。

蜀、吳兩國也實行屯田政策，但是很不成功。因為，他們沒有禁止豪強兼并的土地?！度龂萘x》常常描寫百姓跟著皇叔劉備逃走，現在看，恐怕跟著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強。百姓不可能自備干糧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漢，那得吃多少糧食啊，皇叔家也沒余糧啊。

三國鼎立之后，曹操以及后來的魏國并未鑄幣，一直使用五銖錢。

這倒不是因為他忙著出去砍劉備和孫權，主要是戰(zhàn)亂中人們都快餓死了，哪有剩余用于交換，既然有五銖錢就先湊合著用吧（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三國期間，很多地方已經退化為自然經濟，但在曹魏統(tǒng)治地域，除了偶爾對付諸葛亮，還算太平，農耕恢復、貨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倒是備受稱贊的劉備，在蜀漢搞了一套復雜的貨幣系統(tǒng)，無字小錢、半兩錢、五銖錢、貨泉、直百五銖（“直”字通“值”）……其中“直百五銖”是一種虛值貨幣，當一百枚五銖錢用，重量當然比一百枚五銖錢輕很多，以此作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價翔涌”。

與曹操相比，諸葛亮也不是《三國演義》中那么神機妙算，現實中，他甚至有禍國殃民之嫌。魏、蜀、吳三國鼎力，蜀國最弱，從地勢上看也應該采取守勢，諸葛亮卻五次北伐（并非《三國演義》中所謂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兩次出了祈山），耗盡了國力，本人也死于征途五丈原。

220年，曹操去世。

總結前輩經驗，其子曹丕終于在施政過程中承認了士族特權，開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按照士族地位分配官位，并在經濟上予以優(yōu)待。曾經擁戴漢室的士族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曹丕順利成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