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論及金融與文明，我們比西方落后。這么說，從現(xiàn)在來看，確實也是事實，只是有效期不足200年。

我們落后的原因，其實很奇怪，是因為過去牛得有點過頭。

這么說，倒不是想追溯自己祖上有多闊，更不想說明國外的月亮有多圓，只是想明晰一個概念。

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很輝煌，中有孔子，西有阿基米德。不過，輝煌的背后是整個古代地球人都在餓肚子。銀行、證券交易早就存在，但這些玩意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西歐信貸也是給王室打仗準備的。

活著，才是最高理想。這種生存底線，決定了人類對吃飯的需求彈性無窮大，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存經濟”。

因為，不吃飯會死人。

如果使用經濟學語言描述：生存經濟時代不存在個人偏好，沒有偏好，談何市場？

用市場、交換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經濟，是徹頭徹尾的偷換概念。

面對自然和異族的雙重挑戰(zhàn)，皇權的優(yōu)勢很顯然，既可以應對暴虐的自然，也可以抵御外族侵襲。生存經濟時代，是不需要競爭的，市場越發(fā)達敗得就越慘：商業(yè)發(fā)達的齊楚敗于農耕立國的強秦；雅典敗于羅馬，羅馬敗于蠻族（日耳曼民族），蠻族則敗于匈奴。

而匈奴，是被漢武帝打到匈牙利去的。

從春秋列國到隋唐，千年傳承形成了中國的統(tǒng)一皇權，在當時這本就是最先進的體制，于是我們有了輝煌的盛唐。

皇權具有剝削性，沒錯；皇權壓抑個性，束縛民主，也沒錯。

條件是，在當代。

正是這種剝削性將資源控制力集中于皇族，才有了對抗自然和外敵的可能，領主就算聯(lián)合起來不過也就是修個石頭城堡，修萬里長城，想都不要想。

今天，我們知道浪漫的多瑙河，雄渾的黃河、長江。然而，“水火無情”，水在火前。在中國，正是集體的力量遏制了頻發(fā)的水災，各自為戰(zhàn)的西歐，古代水災數量幾乎是中國的一倍。

如果形成分權，漢族就算能應對頻發(fā)災害的黃河，也未必能對付得了倏忽而來的游牧民族，沒準早被黃河或者異族趕到長江以南了。誰也不知道制度變遷后能不能活下來，拒絕制度變遷本身就是理性的。

由此，中國開始了周而復始的長循環(huán)，本卷中你可以看到貨幣體制中的權力斗爭。然而，歷史是殘酷的，任何事物都是強者的工具，何況是代表財富的貨幣。

皇權確實殘暴，但也要具體看跟誰比。與終生不出城堡的西歐農奴制比，封建皇權文明多了。

在皇權交替演進過程中，我們不僅曾經有世界上最強的經濟，也繼承了千年傳承的啟蒙，形成了獨特的漢文化。五千年傳承的是尋求人類內心超越，睿智的樸學（原始儒學）、誠心正意的朱程理學、知行合一的宋明心學……凡此種種無不昭示著一個永恒的主題：信任人類。

這種精神體現(xiàn)到貨幣金融制度上，就是鮮明的集體主義。盛唐開元通寶終于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擺脫了計重貨幣的宿命，而宋朝則出現(xiàn)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飛錢，從元朝開始，紙鈔就不設“鈔本”……

這些，在西方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無情的生存法則，讓西歐一直到11世紀都不敢以家庭對抗自然，唐宋小農圍爐夜話的時候，歐洲還在北歐海盜的侵擾下膽戰(zhàn)心驚。城堡、領主也是西歐集體對抗自然的方式，只是落后的農業(yè)生產根本維持不了一支常備軍，在這些方式中我們何嘗看到一點文明的痕跡？

不是歐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決問題，實在是養(yǎng)不起刀把子。

正是由于歐洲的落后，才使得它在生存經濟期間走入了一條試錯路徑，新制度、新體系的嘗試是性命攸關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滅族了，與亞洲不同，歐洲制度變遷同樣也是理性的。

十字軍東征搶劫來的財富締造了香巴尼信貸市場，但法國王室卻連續(xù)砍掉了幾任財政大臣的腦袋。

一個人搶劫難免被人干掉，荷蘭人就為出海搶劫設立了股份制公司，結果是形成了現(xiàn)代人為之瘋狂的股市。

之所以英格蘭銀行率先確立金本位，實在是當年被劍刃銀行和東印度公司欺負得太厲害，最終使用金本位也不過是為了為王室出門搶劫方便。

……

兩者貨幣金融體制的區(qū)別是，中國古代是皇權集中資源的手段，西歐則是王權明刀明槍地搶劫。

最恨這些強盜了，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

現(xiàn)代，金融體制以繁花似錦的表象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匯市、股市、期市……銀行、保險、證券……似乎金融已經成為點石成金的魔杖。

金融變了嗎？

金融確實是點石成金的魔杖，只是，魔杖沒有掌握在你手里。與原始金融體制相比，當代金融體制在本質上并沒有任何改變。

千萬不要以為買點基金、股票甚至保險，或者弄張信用卡就可以去理財了。藝術地說，金融只做錦上添花，從不雪中送炭；現(xiàn)實地說，金融將永遠為強者服務。

存款等于借錢給銀行，你什么時候向銀行要過抵押、質押、擔保、貸款呢？即使是房貸，會不會讓你把腿跑斷？

這才是金融的本質，用經濟學語言說，叫做有效配置資源。用你不愿意聽到的話說，金融永遠用你的錢為比你更有錢的人服務。

也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西方金融危機的必然，因為西方文明本源是理性，經濟向好時期，交易、契約都可以執(zhí)行。一旦信心喪失，既然不信任對手，如何能執(zhí)行交易，一旦這種趨勢蔓延，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

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我們克制危機的必然，因為華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經濟蕭條時期，我們可以不信任對手，但是，我們可以信任集體、信任國家。西方經濟理性只有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想到集體、想到國家：150年前，西方船堅炮利打破了舊中國的大門；150年后，信奉自由的美國大踏步走上“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希冀國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

究竟哪條路徑是金融、經濟發(fā)展的最優(yōu)路徑，說實話，亞當·斯密說不清楚，或者經濟學只能詮釋已經存在的，卻不能預測沒有發(fā)生的。

然而，這并不是一條未知的路徑。每一個產業(yè)、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其實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因為，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蘊決定了明天的未來。

昨天并未遠去，它始終就在你我身邊；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天也正因此而改變。

我們的昨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