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錢的是個“頭兒”,這個“頭兒”腰帶正面掛一個一尺長半尺寬的藍(lán)布錢袋,當(dāng)中有一個口子裝錢,收了茶水錢就裝在這個錢袋里。散戲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計們大伙兒分。茶錢有多有少,熟座來了賣座的給沏包好茶葉,他就多得點小費錢。當(dāng)演戲到中軸,大軸戲快要上場的時候,柜房就下來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著,就向賣座的頭兒要多少錢。有的熟座專為聽某個角色唱的戲,當(dāng)這個角兒(演員)要上場的時候來了,賣座的給他沏了茶他也不喝,聽完了這出戲就走了,他給的茶錢也多,這錢就入了賣座的腰包了。1934年的變化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以后,廣和樓改成聽?wèi)蛸I戲票,原來長條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橫排帶靠背的椅子了。這樣一來,聽?wèi)蜃娣?,尤其樓下坐在池子里聽?wèi)虿挥猛犷^扭身子了。座位寬敞了,日場票價( 前排 ) 調(diào)整為每張3角5分錢,夜場每張4角錢,此外還要加捐稅15 % ,實收4角6分錢。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戲園里“池子”容納的人少了,賣座兒的也不能取巧了。過去坐在一條板凳上,賣票的可以隨便加入,直到把聽?wèi)虻臄D得不能再擠時為止。如果查票時正好趕上有聽?wèi)虻纳蠋耍槠钡囊部床怀鲇锌瘴蛔?,賣座的說是幾個人就是幾個人,這樣柜上丟了戲票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沒有改座以前,賣座的賺了不少錢,廣和樓賣座的有好些都置了產(chǎn)業(yè)。京劇演員的酬勞
喜(富) 連成戲班一共辦了七科,每個學(xué)員按科排字 (喜、連、富、盛、世、元、韻)叫名,每科都培養(yǎng)出不少優(yōu)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臉)、雷喜福(老生)、于連泉(花旦)、馬連良(老生)、譚富英 (老生)、馬富祿 (丑角)、裘盛戎 (銅錘花臉)、孫盛武 (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臉)、李世芳(青衣)、劉元彤 (青衣)、黃元慶 (武生)等。富連成能夠培養(yǎng)出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嚴(yán)、管教嚴(yán)。凡是到富連成學(xué)戲的,都是貧寒家的男孩子 (不收女孩),錄取后家長要給科班立字據(jù),允許科班打,不出科不許接走,吃、穿、住都由戲班供給,不掙工資。
一立字據(jù)就是7年,年滿才能出科。出科拿份 掙工資。,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銅元10枚或大銅元20枚(20世紀(jì)20年代銀洋1圓可兌換30吊,合1995年人民幣30~40元,也即每吊銅元合1995年人民幣1元左右。30年代銅元不斷貶值,銀洋一圓可兌換40吊甚至50吊)。買票看戲
看戲買票,理所當(dāng)然。但在幾十年前的舊社會,北京老戲園子的看戲者并不都買票。除了軍警以“維護(hù)社會治安”即劇場秩序為名義的有“彈壓席”可坐,公然白看戲外,還有送“紅票”一說,即其人與戲班或戲院有一定“關(guān)系”,可以白看。此外則新聞界與官場,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順地照例看白戲,這都屬于“紅票”范圍之內(nèi),雖憑票入座,卻從不花錢。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員 (所謂紅角兒) 掏錢買票,雇人捧場。這些專門捧場的“啦啦隊”大都坐在后排或樓上,專為出錢的“角兒”喝彩助威。有些演員往往靠這種辦法招徠觀眾。當(dāng)然,有時演員得罪了有錢有勢的人,也會遇上一批專門搗亂大喝“倒彩”的“看客”。但這些助威或搗亂的人都是不花錢來看戲的,總名之曰“聽蹭兒戲”。
吳小如老先生回憶道:“1935年以前,我看戲大抵是向家長伸手要錢買票,或由家長領(lǐng)著同去。有時為了渴望看到一場戲,便把穿不著的衣服偷偷送進(jìn)當(dāng)鋪,換取票款,等要穿這身衣服時再把當(dāng)票交給家長贖出來。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學(xué)讀書,只要學(xué)期末考個第一名,可免25圓大洋的學(xué)費;第二名則免20圓。我在一學(xué)年中因考得好而節(jié)省下學(xué)費45圓。這些錢家里照數(shù)給了我,我卻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戲院進(jìn)了貢?!?0世紀(jì)30年代各戲班演出的票價
由于經(jīng)常買票看戲,所以吳小如先生至今對20世紀(jì)30年代各戲班演出所售的票價大體還有點印象。就他親身經(jīng)歷,最便宜的是“富連成”在1934年廣和樓演日場時所售的票價,前排每張只賣3角5分錢,加上“娛樂捐”、“慈善捐”當(dāng)時每張票都必須附加捐稅。,約4角錢。如富連成社演夜戲,則票價每張4角,加捐后為4角6分,不論在華樂戲院即先前的天樂園(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爾飛大戲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這個數(shù)目。華樂戲院,地處正陽門外鮮魚口,現(xiàn)在是“大眾劇場”。哈爾飛大戲院,地處西單舊刑部街,現(xiàn)在是“西單劇場”。
從1930年9月14日開業(yè)到1937年初,是哈爾飛大戲院的興旺時期,這與西單地區(qū)只此一家和經(jīng)營者的靈活手段是分不開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舉辦的游藝大會,從中午到夜晚連開四場,每場2小時,重點節(jié)目話劇和京劇每天不重復(fù),而且票價不高,每場4角、5角、7角,包廂4圓。結(jié)果場場客滿。這樣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戲院的聲譽。1930年11月初,京劇名家馬連良的扶風(fēng)社與哈爾飛大戲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場長期在這里演出,每場票價1圓2角。
11月14日夜場,梅蘭芳演出其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價最高2圓。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錦暉為社長的上海明月歌舞劇社來京首演于哈爾飛大劇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轟動。從22日至24日,每天一場,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東去》、《醉沙場》等21出歌舞劇。25日改為日夜兩場,節(jié)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畫家》等。每場票價為3角、4角5分、7角,包廂3圓、4圓。這是兒童歌舞劇目在北京舞臺上首次展現(xiàn)。
中華戲校在東城區(qū)王府井東安市場內(nèi)的吉祥戲院演日夜場,票價與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廬的女演員 當(dāng)時稱為坤角。每票不過6、7、8角。
票價最貴的是梅蘭芳。1932年,吳小如隨一位父執(zhí)在中和園地處正陽門外西糧食店,現(xiàn)為中和劇場??础独为z鴛鴦》,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戲,前排票價已每張2圓。
程硯秋自巴黎歸國,組秋聲社,每周在中和戲院定期上演,票價每張1圓2角錢,加捐后為1圓3角6分。
馬連良的扶風(fēng)社也與程同樣票價。高(慶奎) 郝(壽臣) 同臺或楊(小樓) 郝同臺,票價都在1圓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譚富英等,前排每票不過7、8、9角,最多不超過1圓,加捐15 % 在外。
1934年秋,余叔巖在珠市口大街的開明戲院為湖北賑災(zāi)義演《打棍出箱》,前排雖每票5圓,卻仍然萬人空巷。
年末,照例劇團為了藝人的慈善福利籌資,義演“大義務(wù)戲”時,前排也是每票5圓。吳小如少年時代看義務(wù)戲大都隨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買票,只能坐后排或樓上了。從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學(xué)以外,大部分生涯都是在戲院里度過的。
當(dāng)時城內(nèi)外戲院買票情況并不一樣。東城的吉祥戲院和西城的哈爾飛戲院,一般都由售票處預(yù)售戲票。每場均有一張“票板”(座位表)供觀眾選擇,賣出一張票就劃掉一個座號。人們只要早一兩天去買,總不致向隅。文物:20世紀(jì)30年代的戲單
看戲保存戲單,天長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周明泰先生根據(jù)所存和所見戲單,輯成了《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后來又續(xù)補了10年。
在北京看戲所見的戲單,從印刷形式來看,大體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鉛印三種。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廣和樓一家的戲單是用古老傳統(tǒng)的木刻活字印成的。這種戲單字型大小不一,字跡也模糊不清,從右向左,豎行排列著演員和劇目。所用紙張五顏六色,但質(zhì)地薄劣,想保存也頗不容易。廣和樓是富連成科班每天日場演出的場地,所以這種戲單是關(guān)于富連成學(xué)員演出的忠實記錄。
20世紀(jì)30年代北平其他戲院則大抵用石印戲單,白紙上印著紅字,比較醒目。
至于鉛字排印的戲單,印象中最初只有梅蘭芳的承華社和程硯秋自法國歸來后組成的秋聲社以及中華戲校是用鉛印的。梅、程兩位先生如演個人獨有本戲,還附有主角唱詞。中華戲校為了對學(xué)員一視同仁并表示對教師的尊重,不僅連龍?zhí)?、宮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還把這出戲的授業(yè)老師的姓名也在劇目下標(biāo)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