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競爭決定社會的競爭。美國的中高產階級，在這方面已經先聲奪人。如今美國的精英，與布什時代不同。一流大學的學生越來越聰明，學術訓練越來越好，“童子功”越來越令人生畏。一句話，這個階層越來越有競爭力，是保持美國長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會代價卻是巨大的。弱勢階層沒有資源在教育上與他們競爭，如果沒有可行的改革方案，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會逐漸世襲化，美國平民社會的景觀，就會從根本上改變。

最近二三十年，美國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社會流動放緩。根據設在華盛頓的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報告，1979-2000年間，最窮的20％的美國家庭，實際收入僅提高了20％；最富的20％家庭，實際收入則提高了70％；最富的1％的家庭，實際收入提高184％；極富的01％的家庭，實際收入提高得更大。也就是說，越富的家庭收入提高越快。在1979年，最富的1％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窮的20％的家庭的133倍；到2000年，則變成了189倍；現在更高。同時，窮家庭的孩子往上爬也越來越難。把人口一分為五。最窮的1／5的家庭的子弟，在20世紀70年代有12％能爬到次窮的1／5或最富的1／5的階層。但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這個比率跌到11％。次窮的1／5家庭的子弟待在原來的階層的比率，在20世紀70年代是28％，到20世紀80年代為32％，到20世紀90年代則為36％。那些生在最富的1／5的家庭的人，待在原來階層的比率也越來越高。其他一系列的研究也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階層間流動小，精英就開始世襲化。這在總統(tǒng)政治中反映得最為真切。2000年的大選，布什是前總統(tǒng)的“太子”、貴族寄宿學校畢業(yè)、耶魯出身；戈爾是前參議員之子，同樣上了貴族寄宿學校、哈佛畢業(yè)。到2004年，布什竟不得不和耶魯前后班的同學、比自己還富有的克里對陣，乃至笑星在晚間節(jié)目上開玩笑：我們的總統(tǒng)政治終于多元化了。一個來自得州的耶魯子弟，將和一個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耶魯子弟競逐白宮。

實際上，這并不是個玩笑。有論者指出，雖然美國大學執(zhí)行種族平權政策、講究多元化，但精英的大學，不過是讓從新英格蘭的富家子弟和來自加州的富家子弟同屋。他們之間的種族、文化、性別都可以是多元的，但階層卻出奇的一致。不平等的大學教育，正在制造不平等的美國社會。不僅在政治上開始精英統(tǒng)治，在各行各業(yè)都有同樣的趨勢。

前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廉·鮑恩在20世紀90年代領導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大學最近幾十年雖然一直聲稱要照顧弱勢階層，但這種照顧更多體現在種族上而非經濟上。他們研究了19所精英大學，包括5所常青藤以及一些頂尖的文理學院和州立大學。結果發(fā)現，一個窮孩子SAT如果考了1200分，他并不比一個拿了同樣的成績的神經外科醫(yī)生的孩子有更多的機會進入精英大學。具體而言，一個運動員申請大學，在錄取上比一般學生有30％的優(yōu)勢（假設他只有20％的機會進一所大學，但被該大學的教練看中后，機會就提高到50％）；一個黑人或拉美裔，靠自己的膚色有28％的優(yōu)勢；一個有潛在捐款能力的校友的子弟，有20％的優(yōu)勢；一個貧困生的優(yōu)勢則是零。

SAT滿分為1600分。哈佛、耶魯學生的平均成績大多在1400分以上。考到1200分，雖然進不了這種頂尖大學，卻也在一般精英大學的門檻兒上。如果把人口一分為四，來自最富的1／4家庭的孩子達到1200分的數量，比來自最窮的1／4家庭的孩子多6倍。照分錄取，窮人當然吃虧。結果，最窮的1／4的家庭（換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為34500美元）的孩子，只占精英大學學生人數的9％。最富的1／4家庭（換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為10萬美元以上）的孩子，在校比例則從1976年的39％升到50％。最近另有研究指出，美國精英大學的學生，3／4來自最富的1／4的階層。這意味著精英大學錄取一個富家子弟的可能要比錄取一個窮孩子高25倍。在哈佛大學，學生家庭的中位收入為15萬美元。哈佛校友的子弟被錄取的機會是一般學生的3倍。在大多數常青藤盟校，校友子弟占學生總數的10％到15％。雖然各種研究提供的數據不完全一致，但指向的大趨勢是不錯的。說精英家庭在常青藤傳宗接代，恐不為過。

令人最難以接受的是，那些窮孩子在分數線上不僅一點便宜占不上，而且實際上吃虧。比如，名校校友的子弟，一般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他們申請同樣的大學，比窮孩子的分數可以低一大截。再加上運動員、黑人、拉美裔都要受一些照顧，錄取時分數打折扣的人就相當多。嚴格按正常分數入學，窮學生實際上等于受了歧視。鮑恩的研究揭示：如果把給那些校友子弟的照顧給那些家庭年收入在33000美元以下的孩子，窮孩子在精英大學中的比例就會上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