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40年前的社會風俗也能叫做“時尚”的話，那么，可以說，那個時代頂時尚的是穿上“國防綠”的軍裝。綠色的外衣遮掩著“紅色”實質：幾千萬經(jīng)過“紅衛(wèi)兵”“破四舊”“大串聯(lián)”“文攻武衛(wèi)”的學子們，大約實在是折騰累了，革命激情日見冷淡。有心計的家長們漸漸開始考慮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我的孩子今后干什么呢？革命誠然“不是請客吃飯”，但革命更不能當飯吃。
　　
　　狂熱年代后，是億萬青年人陷入人生困惑的階段。繼續(xù)求學不成，只有找個工作。而那時是沒有擇業(yè)自由的，只有靠國家分配。就我們中學生而言，除極少數(shù)“根紅苗正”者當了工人，邁入人人羨慕的“領導階級”行列，更廣大的人群，便只有上山下鄉(xiāng)去“廣闊天地煉紅心”，“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了。
　　
　　更有這“極少數(shù)”里的極少數(shù)，穿上了軍裝。例如，“68入伍兵”中大者20歲，小者14歲；這些“紅小鬼”大多是軍人子弟，近水樓臺，子繼父業(yè)，參加革命可謂早矣。
　　
　　說是“革命”，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得到了一份可心的工作。最起碼三年復員之后，可以進工廠當上個“二級工”；若再手持一張“黨票”，許多便可進入地方某單位的政工部門，焉知今后不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那時節(jié)，誰家孩子當了兵，比戲文里的“金榜題名時”還要光彩，簡直可以“光宗耀祖”了。在當時的歷史社會條件下，“當兵”確實被看做擺脫實質上的失業(yè)狀態(tài)的光輝出路，且是實現(xiàn)人生命運轉折的理想“職業(yè)”。就大形勢看，兵營，也是無休無止的“階級斗爭”的避風港，雖然并非世外桃源。
　　
　　當然，也正是囿于時代的局限，當初我可不是（也許是不敢）這樣看的。
　　
　　1969年年底，整整下鄉(xiāng)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悶徘徊的我，竟然喜從天降--我當兵了！
　　
　　其實，本沒我什么事兒，我是送我妹妹王靜當兵，沒想到把自己也“送”進去了。
　　
　　記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媽幾經(jīng)輾轉把電話打到了我所在的生產(chǎn)隊的隊部。我媽說，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們老了，無所謂。只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讓她遭那份兒罪。前幾天省軍區(qū)招文藝兵，妹妹初試過關。現(xiàn)盼我回城，全家團聚一下，然后就各奔東西。
　　
　　當晚，我步行20多華里，趕回家中。
　　
　　次日，陪14歲的妹妹去參加復試。
　　
　　妹妹進了考場，我在走廊里等著。
　　
　　聽妹妹在里邊唱毛主席的《沁園春·雪》。那“萬里雪飄”的“萬”字拉得老長老長，聲音又高又亮。后來聽妹妹講，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聽里邊好像是在問答，但聽不大清。
　　
　　門開了，一個年輕的干事將我喚了進去。
　　
　　一個長得很文氣的中年軍官問我：“聽你妹妹講，她的文藝才能是受你的影響。你會朗誦，也會唱歌，能不能讓我們聽聽？”
　　
　　于是，我朗誦了一首陳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戰(zhàn)士最聽黨的話”。接下來則是幾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對話。
　　
　　“想當兵嗎？”軍官是個痛快人，邊拿出志愿表邊問。
　　
　　“跟我妹妹在一塊嗎？”我還有點“托大”。后來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兒。要換了別人，早就開始響亮表態(tài)了。
　　
　　“能啊?！?br>　　
　　“好，我想當兵?！?br>　　
　　命運在短短的時間里又一次被改寫，短得連回一趟插隊的地方都來不及。那天兄妹倆一起穿上軍裝坐電車回了家，父母親也高興壞了。
　　
　　我當兵了。就這么簡單，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