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年的記敘，可以從這兒開始。
　　
　　這十年的畫面很多，記得好多人聚集在長春人民廣場，我騎個自行車到蘇軍烈士紀(jì)念塔那兒，把車子架好了，站在后座上看造反派攻打長春市公安局。極其強烈的印象：造反戰(zhàn)士用的是冷兵器，空心的鋼管，一頭兒斜削下去一截，就是一桿扎槍，一扎，血順著鋼管的空心流下去，人就完了。搭著云梯往上沖，攻打巴士底獄，還是巴黎市政廳？我那時候年輕，只懂得看熱鬧，覺得挺刺激。
　　
　　接著我也進入了這片紅色風(fēng)景。
　　
　　6月起，開始“停課鬧革命”。原以為鬧上幾個月，還能重新走進課堂，誰知從那時起，我就永遠(yuǎn)告別了課堂生活。更冤的是那些高三學(xué)生，志愿都報上去了，拉開架勢要參加高考了，一紙通知下來，便一頭扎進了革命的旋渦。精力最旺盛的這一代人，就這樣丟掉書本，拿起毛筆，寫起了大字報，戴上了紅袖標(biāo)。
　　
　　“文革”風(fēng)潮席卷全國，學(xué)校的“運動”也是如火如荼。
　　
　　校長被斗了，書記被斗了，許多教師，尤其老教師和英文教員幾乎無一幸免。他們或多或少都能查出些“歷史問題”，罪名也是五花八門。例如，“崇洋媚外”是外語老師的。最“經(jīng)典”的案例，一位名叫陳四維的老師，他的帶有封建色彩的名字犯了“破四舊’的忌，當(dāng)然沒什么好果子吃；馮老師，一位自尊敏感的女性，挺不過連番批斗，跑到化學(xué)實驗室，喝了硫酸，結(jié)果沒死成，燒壞了食管和大半個胃。
　　
　　而這種傷痛，是可以表述的，是可以要求歲月補償?shù)?。絕大多數(shù)人，在時代的狂飆下，無力地前行。大多數(shù)人，收獲的是失落，是一種價值的折耗。一個民族，為此付出代價。
　　
　　悲劇就在于此。
　　
　　回想起碰到莊老師那一幕，我至今還在想，為什么我會同時涌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體驗？
　　
　　這莊老師教了三十多年書了，在學(xué)校堪稱元老，據(jù)說早年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xué)念過書，他是老師們當(dāng)中唯一總穿西裝的。以往無論是站在講臺上，還是走在外邊，總是昂首挺胸，派頭十足。有學(xué)生背地里叫他“莊鬼子”，他只要遠(yuǎn)遠(yuǎn)地走來，總有人哼著電影《平原游擊隊》里“鬼子進村”的那段著名進行曲為他伴奏，這效果實在是滑稽，惹得大家一陣亂笑。那時的我早已不“淘”了，我尊敬莊老師，他課教得好。有時背地里我還稱他“莊先生”，他聽了似乎特別高興。
　　
　　此刻，這位莊先生就跪在我眼前，被弄得如馬戲團的小丑一般，但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這模樣可笑，只是有點不知所措。
　　
　　我掃了一眼空空的教室。我明白準(zhǔn)是那些造反派們將莊老師斗完了，又去干別的--這么熱的天兒，多半是游泳去了，留下他自己在這里繼續(xù)反省“罪行”。
　　
　　而多會兒回來，能不能回來，全由他們的興致而定。
　　
　　好半天，莊老師一直沒有抬頭。他雖未看到，但肯定聽到教室里進來人了，他大約以為還是那些剛才批斗他的人。
　　
　　我用很小的聲音沖他說：“這兒沒旁人，你起來吧?！?br>　　
　　他抬起頭，和我的目光只對視了一下，就又低下頭去。那對視也就一瞬，但我看見了他滿眼的淚花和一臉的羞愧，沒有悲哀，更沒有憤怒。
　　
　　猛地意識到，此刻，他不求誰來憐憫他，“搭救”他，他還想保持最后一點的可憐的“顏面”，根本不愿意讓我看見他這副樣子。
　　
　　我轉(zhuǎn)身跑出了教室，好像羞慚的應(yīng)該是我。
　　
　　30年之后主持“東芝動物樂園”，有這樣的體味：動物王國的“生物鏈”細(xì)琢磨也蠻殘忍的，但那是自然規(guī)律，舍此無法維持平衡。人與人是同類啊，何必如此相殘“相煎”？
　　
　　那是一個隨時都感覺到敵意的時代，然而傳播學(xué)意義上的仇恨，和現(xiàn)場感的體驗又是兩回事。
　　
　　多年后，演播《夜幕下的哈爾濱》，里邊曾提到“知恥近乎勇”，意在為自殺者開脫。一天，借著酒勁兒，我曾問小說的作者陳玙一個頗為唐突甚至有點殘忍的問題：“陳老，您‘文革’時被斗成那樣，沒想到自殺嗎？”
　　
　　陳老坦然回答：“想過，褲腰帶都解下了，可一想到老伴和孩子，又系上了?！?br>　　
　　同樣的問題，我也問過在部隊文工團當(dāng)過團長的老焦，焦老師笑著說：“第一次挨批斗，懵了，被涂了一臉的墨汁走回家去，低著頭怕見人，就這么一直往前走，結(jié)果不知不覺又從大院的后門上了街，一幫小孩兒朝我扔石頭，我才轉(zhuǎn)頭回了家。那一宿沒睡，真不想活了，可第二天，我見挨斗的人越來越多，也就不想死了?！?br>　　
　　然而終有挺不住的，那年夏天，老舍先生便投了太平湖。
　　
　　不管是死了的，活著的，我都尊敬愛戴他們，因為，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活著，死了，都需要勇氣，都是大丈夫。
　　
　　當(dāng)然我也會憐憫另一些人，那些逼得馮老師喝了硫酸的人，那些給莊先生戴紙帽掛牌子的人，那些逼得陳玙老師差點上吊的人，那些往焦老師臉上涂墨汁的人……
　　
　　有人辯解說那是“革命需要”，那是“大勢所趨”，那是“被政治熱情沖昏了頭腦”，那是因為“年輕不懂事”……但起碼我當(dāng)年沒“熱情”到那個程度，盡管我也年輕。我自然也參加過不少批斗會，也跟著喊過口號，但我終不曾動過別人一手指頭。我至今也說不清，我當(dāng)年為什么沒那么做。按照我愛出風(fēng)頭的脾性，這樣做似乎也符合邏輯，而我沒有。我還為此“自得”過。
　　
　　巴金后來回憶那個年代時寫道：“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的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后來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到哪里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
　　
　　讀過巴老以上這段話，我那幾分“事不關(guān)己”的自得感沒了，代之以深深的思索：一個曾受過嚴(yán)重迫害的人還在譴責(zé)自己，而那些迫害過他人的人何以就處之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