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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曾國藩鎖帽的鑰匙，需要找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政治與人性，將之放進中國帝國制度中，探到開啟之孔。中國社會，秦之前，是邦國制，秦后民國前，是帝國制，民國之后，是共和制。
　　
　　無論邦國制，還是帝國制，天下都是個人（或幾個人）的，這個人叫皇帝（王）。老百姓活著干什么呢？幫皇帝干活，生產出財富來，供皇帝一人享受。老百姓日子好過，是皇帝吃剩還有，富如唐朝，“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窮如漢末，則“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余一，念之斷人腸”。
　　
　　因為天下歸皇帝私人所有，皇帝是最高官僚，中國就只有兩種人：官人，非官人。非官人所做的一切，都要為官人服務的。這樣的經(jīng)濟，就只能是“官的經(jīng)濟”。它的巨大不合理性，到了資本主義萌芽，也就圖窮匕現(xiàn)。
　　
　　這個恐怖猙獰真相，黃宗羲第一個發(fā)現(xiàn)，他石破天驚地喊：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翻譯成今天的話：皇帝不是什么益鳥，而是害蟲。王船山跟著又猛進一步，號召大家跑著去搶皇帝腦袋。舊的思想天裂大縫，新的思想潛滋暗長，直接催生了商業(yè)發(fā)芽。
　　
　　商業(yè)的天性，自由平等，是“民的經(jīng)濟”。是以，商業(yè)實體與封建制度，本質對立，水火不容。這樣根本性的對抗，直到共和制出現(xiàn)，制度層面上才徹底扭轉。
　　
　　共和的根本原則，是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物，國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yè)。共和主義強調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與中立性，即政府必須為所有人的利益服務（公益），而不能只為少數(shù)當權者的利益服務。一句話，為人民（公民）服務。這在邦國制與封建制時代，是不可能的，不敢想象的。
　　
　　正是帝國制的原因，自唐以后，中國制度的優(yōu)勢用盡，其后一直在走下坡路。說得明白些，唐朝已開創(chuàng)了封建的鼎盛，其后中國如要發(fā)展，就只能換制度。
　　
　　宋朝皇帝沒有大方到愿與老百姓共享一下寶座，因為在那個制度下，老百姓內部不亂的民間穩(wěn)定，以及官僚內部秩序井然，想方設法維護皇權穩(wěn)定，就是“一個中心，一個基本點”兩點式。至于發(fā)展經(jīng)濟、解決民生，對他們像神話，至少不是皇帝要想的事，更不是臣子的責任。所以政府錢多，有事反倒麻煩，是件壞事。比如雍正廢寢忘食做好皇帝，為國家賺得金如江，銀如海，最后沒地方花，只好眼睜睜為兒子培養(yǎng)出和紳這個大貪。
　　
　　見好不收，好盡壞來。是以，從唐以降，走下坡路的封建帝國制像踩上了一塊西瓜皮，身不由己順路滑，滑到明末眼看要一把摔得粉身碎骨，卻被滿清人臨危救活，滿清人借帝國之尸，還封建之魂。這股冤魂如今籠罩到曾國藩頭上，曾國藩就只能就著帝國的鐐銬，跳動作笨拙、姿態(tài)難看的舞。（毛澤東：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已經(jīng)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的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如此體制之內，“民的經(jīng)濟”之商，山路十八彎，轉來繞去，仍不能跳出帝國制的五指山。今人看到的，是曾國藩雖有經(jīng)濟之才、之事，也只能是借軍事名義，拉政治的虎皮，做發(fā)財?shù)拇簤簟４簤粜言诤翁?？太平帳下幾個小妾。一世英才，縱然長袖善舞，也是商女不敵亡國恨，不能彈唱“湘商花”。
　　
　　這里面其實還藏有著更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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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論，大而觀之，中國社會歷史，訣要在制度變遷。只是制度變遷有暴力與溫和之分而已。
　　
　　毛澤東看得很清楚，是以他說：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痹谶@幾千年春秋更替中，“人世間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br>　　
　　他用詩的語言，簡單幾句，白描出一幅蒙太奇，讓我們看清，帝國的制度，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一直在扯皮與打架。在這一制度內的生活的人，民生、建設、幸福指數(shù)，都是做夢也不會想的詞，當然也不用著手做的事。國家整體，除了穩(wěn)定，沒有方向，沒有目標，沒有壓力。這是封建中國唐后下坡卻一直徘徊而無法果斷跳出最要命的一個陷阱。
　　
　　處身帝國制度變遷史上的一個時空節(jié)點，曾國藩與歷史弄潮人物一樣，無力抗拒社會大流的力量，他習慣性選擇卑恭與順從，說什么“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所以形象就是“封建官僚”，讓人厭惡。（參見《湖南人怎么了？》“我不喜歡曾國藩的兩點”）
　　
　　但他到底生在一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他踐行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理念，創(chuàng)新務實、經(jīng)世致用，開啟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先聲。在巨變的時代，金字塔錚錚做響，正將坍塌，這種現(xiàn)代化打上過渡色，是“官的政治”與“民的經(jīng)濟”雜糅產物，具體落地，在實踐上就是“實業(yè)救國、經(jīng)世致用”。
　　
　　這種經(jīng)世濟國情懷，在曾國藩這里，還帶有明顯的個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他踐行船山先生的經(jīng)世致用，歪歪扭扭的足跡，也有點像草稿。后來經(jīng)歷由官到民，逐漸演進成“憂文化”，再上層樓，靠左宗棠。
　　
　　我們提前往后看：封建士大夫的“先天憂，后天樂”的憂患意識，逐漸過渡到草根階層“心憂天下”憂患意識，憂的人與憂的事，全部改變了。經(jīng)世致用跟心憂天下結合，它的層次才大幅度提升。如果說師爺左宗棠還是小鄉(xiāng)紳的憂，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至于毛澤東，身份進一步下移，赤貧如洗的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指點江山，糞土萬戶侯”。
　　
　　從發(fā)展實業(yè)，到實業(yè)救國，到糞土萬戶侯，邏輯有個“三步跳”。只是，從曾國藩的湘軍搶錢發(fā)財致富，到毛澤東的紅軍“一切繳獲要歸公”，個人功利轉變?yōu)閲夜?，政治與正義的色彩被大力強化，商的氣味被掩蓋住了。
　　
　　這也是后人翻開歷史，曾國藩率領烏合之眾，搶錢搶人搶地盤，卻仍能被冠以正義的一個原因。
　　
　　歷史可以假設，假設的歷史，永遠有個懸著的答案。曾國藩時代，制度決定“官的政治”仍掌控一切，“民的經(jīng)濟”便不大有生長的空間。于是，他選擇的方向，就在“轉移風俗、陶鑄人才”：他建議派遣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棟梁，包括清末外交部尚書梁敦彥、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
　　
　　這可以看作“曲線救商”。毛澤東評價此時期的曾國藩是“辦事兼?zhèn)鹘讨恕保埸c正是“官的政治”，意在贊嘆，背里其實頗多無奈。
　　
　　作為政治家的曾國藩，靠心狠手辣發(fā)家，但畢竟書生情懷，內心其實也很掙扎。他看清“乾嘉盛世”之后，清廷外強中干，盛名之下，其實不副，點出了病灶：“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币查_出了藥方：“吏治之壞，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
　　
　　但遺憾的是，他太愛惜羽毛，又注重虛假的個人名節(jié)?！安粸槭ベt，便為禽獸”，在這個一元思維，非此即彼的禁錮下，他終究自斷羽翼，不敢冒險再進，給清廷來個“崩潰療法”。
　　
　　曾國藩一生，本來有幾種可能，每一種可能，都最大程度影響后來湘人的命運。他心中信奉經(jīng)世致用理論，眼中充滿了功利與實用，沒有走陶澍式的官僚路，也沒有像魏源那樣，做個深刻的理論家，而是選擇了那個殺人搶錢謀官連環(huán)跳的最充滿爭議的可能。
　　
　　在當時制度之下，這也許是在他權衡后的最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