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鄺海炎先生

薛涌按：

我的《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一文發(fā)表后，收到鄺海炎先生貼在留言中的來信。特將其信貼出，并回復如下。

薛涌先生：

小文被你讀到，不勝惶恐！需要解釋的有如下幾點：

1、我對薛先生的文章向來相當佩服，有人把你劃為“向中國人介紹美國”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我認為，你與前兩代最本質的差別就是積極介入中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所以，對于你為中國公共領域建設所做的貢獻我表示我個人的感謝。

2、由于你的“異域之眼”，你常常能看到一些國內時評人士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你的長處。尤其值得我佩服的是，你對言論自由的執(zhí)著。你與《南都》的事情，我也認為他們應該刊登你的文章，但前提是你的文章應該修改涉嫌茅老的過激語言，并且與反駁你的文章一起登出。很遺憾，《南都》沒有這樣做，這在中國其實也沒什么，可你很認真，我相信你的認真一是想擴大此問題的討論；二是，想引進美國的專欄作家制度。所以，在你跟笑蜀的爭論帖中，我是回帖支持你的。

3、在聽完徐先生演講后，我也曾經(jīng)納悶：“貧富差距問題明明是大家關心的，為什么徐先生說不應該重視這場爭論？”后來想來想去，最好的解釋就是，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罪魁是“權力尋租”，所以首先解決“權利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其實國內政治自由主義一直是這樣想的，這應該與你的觀點也差不多。而茅老則是這方面行動的楷模，只是他這次出于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用了個曖昧的標題，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來，據(jù)理批評；但徐先生這些與茅老很熟的人，對茅老比較了解，所以覺得茅老只是說錯話而已，你對他窮追猛打，似乎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

4、其實貧富差距拉大，國內誰都知道，茅老也不是要粉飾太平，關鍵是說多了也沒用，要有具體的解決辦法才是。你執(zhí)著于西方的言論自由精神，有一說一，確實認真的很，但在國內的自由主義者來看，卻有唱道德高調的嫌疑，這也是笑蜀先生激烈批評你的原因。其實言語之爭能爭出個什么結果？它唯一的一點意義就是指導人們往正確的方向走，如果爭論反而變成對正確做事的人的傷害，那這種爭論不要也罷！這就是我的理解，對不對，還請薛先生指教。

5，還要申明一點的是，徐先生這次講座雖然我去現(xiàn)場聽了，但難免有誤記的地方，而且我發(fā)現(xiàn)速記員也漏了很多。如果徐先生認為他的演講與我的記憶有出入，那就以徐先生自己的解釋為準。

最后，祝您早日學成歸國！

后學鄺海炎敬上

鄺海炎先生：

謝謝來信。你那篇文章寫得很好。至少幫助我這個長年不在國內的人，了解了不少國內思想界的動向。我也非常感謝你在來信中的誠懇意見。我相信，國內許多自由派人士，對我批判茅于軾的做法有所保留。所以我也有必要對你信中提出的諸問題做一個答復。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自由主義必須有草根性才會有生命力。自由主義不是幾個精英的游戲。我們應該走出士大夫那種圈子文化。二十多年前，自由主義是個時尚；如今，有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主流經(jīng)濟學家”）已經(jīng)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樣自由主義還有前途嗎？我想這里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自由主義者對公眾的蔑視。他們把熟人之間的關系、把對一個熟人的個人道德評判，看得比這個人公共言論中的錯誤還重要。我希望破的，就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人圈子中的這個規(guī)矩。

我認為國內政治權利不平等是造成經(jīng)濟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你說“其實國內政治自由主義一直是這樣想的，這應該與你的觀點也差不多。而茅老則是這方面行動的楷模，只是他這次出于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用了個曖昧的標題，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來，據(jù)理批評；但徐先生這些與茅老很熟的人，對茅老比較了解，所以覺得茅老只是說錯話而已，你對他窮追猛打，似乎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p>

你這段話里有幾點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辯論必須有公共性，不能因為熟人就采用雙重標準。茅老說錯了話，如果他自己出來承認，還可以另當別論。怎么能因為是熟人就為他辯護，說他“只是說錯話而已”呢？這豈不是“化公為私”了嗎？他說錯了話，而且這種話影響非常大。在我看來，知名人士這樣的話說得太多，就降低了我們社會的道德標準。怎么能因為是熟人就不管呢？話語權力是社會重要的權力資源，對人們日常生活有真實的影響。說話就是做事。為富人說話也就是為富人做事。傳統(tǒng)士大夫有這樣的觀念，仿佛天下就是他們幾個人的，別人沒有說話的份。這個規(guī)矩，非破不可。我博客上有一篇《中國媒體的潛規(guī)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第二，茅老真是僅僅說錯話了嗎？我引用了他的文字，指出他把政治平等和經(jīng)濟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關系。這是他的理論基礎?？上н@一理論卻缺乏事實的基礎。所以我才說所謂中國因為仇富窮了幾千年是編造的謊言。許多“主流”至今還認為，中國當今的貧富分化，是市場自由的結果，很正常。我的看法是，這種貧富分化，不過是容許把過去的政治不平等“自由兌換”成貨幣形式的結果，和市場的關系并不大。舉個例子，我有一篇發(fā)不出去的文章，引用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稱中國近幾年建造的房子在隔熱技術上有95%居然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結果是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費和空氣污染。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95%的房子偷工減料。這大概至少有幾百億上千億的價值吧？房地產(chǎn)商賺這么多，也就不足為奇了。而我即使生活在美國，也碰到過在國內上訪過的人。她稱上訪者遠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簡單。所以全家一天到晚擔驚受怕。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茅老竟然覺得最緊迫的是為任志強說話！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彼此是“很熟的人”呢？最近他在博客貼出了2002年的一篇舊文，大概是要給自己辯護吧。文章大致是講“要讓窮人成為中產(chǎn)階級”，應該說是保護窮人的文章。其實，我同年還寫了一篇“富人論”，講的是“保護富人”的理由：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需要一些國際人才把西方后工業(yè)社會和中國的工業(yè)社會乃至前工業(yè)社會銜接起來。這些人在中國工作，但必須掙在全球有競爭力的工資，中國社會要學會對他們高收入的容忍?？上栴}是，幾年下來一看就明白，在中國發(fā)達的，主要不是這些人，而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這還能怪老百姓“仇富”嗎？你有權利利用你有的一切資源保護你的朋友，但不能發(fā)明“仇富”這樣的罪名通過給老百姓栽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茅老的理論，潛臺詞是窮人威脅著富人的利益。我當然要窮追猛打了。

第三，我不認為“言語之爭”不會有什么結果。盡管我被封殺，但是這場爭論正在產(chǎn)生結果。茅老如果改口說“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不再提“保護富人”，這至少就是一個進步。當然我還希望他能認識清楚：保護這些勤勞致富的人的利益，是保護他們不受政治權力的侵犯。老百姓并沒有侵犯他們，也沒有能力侵犯他們。老百姓當然也不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說老百姓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等于侮辱幾億老百姓。徐友漁的問題我看就在這里。他和許多人，對于我批判他們“很熟的”人無法接受，覺得那是不厚道。但是，當他們這位“很熟的人”侮辱幾億老百姓時，他們就覺得無關緊要。這些現(xiàn)代士大夫，知道自己是老幾嗎？

以上是我?guī)c粗淺看法。再次感謝你的文章和你的來信。我覺得你的文章和信都涉及了許多實質性問題，對我很有價值。我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機會探討問題。不過，你來信自稱“后輩”，我不知道你“后”我多少。如果年輕，我勸你少去聽精英們的講演，少看八十年代遺老遺少們的東西（我自己也算個“遺少”了，同樣不值得你多看）。這些人大多是屬于知識和創(chuàng)造力破產(chǎn)的一代，再加上秉承士大夫自以為是的習性，實在不值得后輩浪費精力。還是好好學英文。人類文明如此豐富，在現(xiàn)今的中文中實在剩不下什么了。在我看來，當今的中國從食品、玩具、空氣，一直到思想和語言文字，都是個嚴重污染的地方，能擺脫就擺脫。至于我個人，天資凡庸，是棵沒有生長力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尚有生存的機會，到了貧瘠的土地上，則非枯萎不可。如今學而無成，更不適合回國了。哈哈，最后多啰唆了這幾句，無非是想說：至少我們這代人，沒有創(chuàng)造出什么值得后輩閱讀的中文。你要是聽茅于軾、吳敬璉們用“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這類話談市場經(jīng)濟，你就永遠不可能懂市場經(jīng)濟，而且真到了市場經(jīng)濟的國家也會被人家笑話。我給你出個題目，把茅、吳這兩句話翻譯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國的媒體上。真翻譯成英文，肯定是野蠻語言。在文明社會，這樣的句子誰能找到呢？那些為這兩位辯護的人，許多是出過國的。讓他們舉個例子吧。總而言之，我們的語言本身已經(jīng)變得野蠻了。以至這種話中文里可以有，還有許多人擁護，但英文里不能有。這簡直就是處于兩種進化階段的語言。

我輩沒有出息，“后輩”卻還有希望。我的文章被你這位“后輩”認真讀，很受寵若驚。不過，感激之余，又覺得我實在不值得你們的關注，勸你閉門讀“圣賢書”，不讀中國書，干些正事。一百年后再看今天，我輩在知識上拋下的不過是一塊休耕地。還是希望后輩利用休耕后地力的自然恢復，能真有所收獲。

薛涌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