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841年，杭州這方水土養(yǎng)育的一代才人龔自珍猝然離世，他生前已呼吸領(lǐng)會到舊文明的衰亡氣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時間開始了”，生在杭州、長在杭州的燕京大學創(chuàng)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別他熱愛的中國。

西湖真是濃縮了一部激蕩的百年史，我很想把這本書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國史，就是試圖以西湖為平臺，圍繞著西湖邊走過的、與西湖有關(guān)的人事重新認識這段風雨蒼黃的歷史，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正處于擺脫“衰世”的進程中，懷抱各種夢想，在這塊古老土地上播種的民族精英們，他們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文明轉(zhuǎn)型，使老中國早日步出“衰世”，邁入一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時代。他們做的一切，無論成敗都已在西湖邊定格，他們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為百年見證。湖山雖好，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先人的足跡、眼淚和歡笑，他們的熱血、智慧和辛勞，那也不過是我們閑來休憩之所，不會有興亡之慨，不會有物是人非之嘆。

西子湖頭，曾來過多少權(quán)傾一時的公侯，叱咤風云的軍閥，從盧永祥到孫傳芳，從張靜江到蔣介石，還有類似杜月笙、王曉籟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邊圈地建別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處是摩肩接踵的別墅，“澄廬”、“靜逸別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興趣的不是這些人，在文明史的視野中，在增量歷史觀下，我注視的是生前并無顯赫權(quán)勢的龔自珍、胡適、竺可楨，一筆在手的邵飄萍、史量才……正是他們才把一個老大民族帶入了近代文明社會。他們才是真正推動歷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門的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是他們書寫的。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的轉(zhuǎn)型是從張元濟、蔡元培、張謇、汪康年等人開始的，這一代讀書人都是自科舉之路走上來的，他們是進士、翰林甚至狀元及第，但他們在20世紀前夜告別朝廷，轉(zhuǎn)向社會，成為出版家、教育家、實業(yè)家、報人，這是一個全新的變化。在他們之后，隨著1905年廢科舉、興新學、派留學，一個新型的知識階層在中國破土而出，他們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會自主空間，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懷抱科學救國、實業(yè)救國、新聞救國、教育救國、思想文藝救國等夢想的人們，他們的努力，在相當一個時期，確是播下了文明的種子，有些已在茁壯的成長之中，受到世人的矚目，比如那些我們耳熟能詳?shù)膶W府（北大、清華、南開、西南聯(lián)大、浙大、燕京，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學），那些報紙（《申報》、《大公報》、《新民報》等），那些出版社（商務、中華、開明、世界……），那些銀行（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浙江興業(yè)銀行等），如果不是有人為“工業(yè)救國論”、“教育救國論”的破滅而興奮，如果它們不是被一次次地連根拔起，或者永遠消失了，它們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樹，而我們已經(jīng)可以在文明的樹蔭下享受。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這么收獲，先那么栽”，說的都是一個道理，這是胡適喜歡的諺語、格言，他最后一次來到西湖，還在浙大演講自由主義，耿耿此心，就是要將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國的土壤上，所以他才會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國傳統(tǒng)中尋找自由主義的因子，尋找可以與近代文明接軌的東西，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個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語。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見解，卻否定不了他的誠意、真摯和熱忱，他確是一個播種者，在底線意義上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