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歐洲行旅(3)

陳寅恪與傅斯年 作者:岳南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短暫,沒得什么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xiàn)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里,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于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白情有句話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么,都和流行病一般?!蔽蚁胨允率鲁闪餍胁〉木壒剩袃蓪樱毫私獠涣?,抵擋不住。漂亮是誤人的淵藪,因為它是油滑浮淺漂流的根源。我平日想漂亮是糊涂的別名,時髦是發(fā)昏的綽號?!?】

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門后,第一篇觸及社會生活的評論性文章,內(nèi)中透出其獨特的觀察力與鋒芒畢露的性格,也暗含著對民族精神的憂慮與傷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號發(fā)表后,曾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們的反感與抵制,認為傅丑化了上海人云云。而此時的傅斯年已顧不得這些是是非非了。

經(jīng)過四十幾天的顛簸動蕩,輪船穿越地中海與直布羅陀海峽,終于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碼頭。傅斯年與俞平伯下得船來,于次日乘車趕赴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就讀。對于一路上所見到的海光山色,奇情異景,傅斯年在給好友徐彥之的一封信中不無得意地說道:“沿路四十日間,把幾個階級的文化,幾個最異樣的自然現(xiàn)象都經(jīng)過了;幾千年的民族經(jīng)歷都溫習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對象,也都有了?!薄?0】

在學校選擇的問題上,傅斯年解釋了自己選擇倫敦大學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劍橋的原因,主要是官費不甚充足,而倫敦大學在學費和花銷上要比前兩校便宜許多。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剛進校兩個星期,一同前來的俞平伯便不辭而別。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動而專程來英留學的,如今突然離去,令傅斯年驚惶失措,急忙外出尋找。聽人說俞已趕往法國要乘船回國,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馬賽攔截,果然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一問方知,俞不是什么神經(jīng)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聞聽大怒,心想此事甚為荒唐,乃強壓怒氣苦苦勸說,讓其咬牙挺住,回英繼續(xù)學習。無奈俞平伯去意已決,死不回頭,傅斯年知道此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無可挽回,乃長嘆一聲,黯然作罷。后來傅在致胡適的信中頗有些垂頭喪氣地說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于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于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jīng)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嘆。但望此后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xiàn)象就好了。”【11】

在這封信中,傅斯年告訴胡適“自己在北京大學六年,一誤于預科一部,再誤于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從此下決心跟隨倫敦大學著名教授史培曼(Spearman)學習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shù)學、醫(y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做一種真學問,不像有些留學生一樣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盜名,做回國升官發(fā)財之迷夢。對于這一取舍的最終結果如何,傅斯年心中并無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給徐彥之等幾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茍且就于一個假結果?!薄?2】這是傅斯年的決心,也是其性格的寫照,通觀傅氏一生,似乎都與這個最初的理想與信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

只是傅斯年沒有想到,這一匡時濟世的理想與做法,曾一度受到他心愛并尊崇的老師胡適的誤解,并發(fā)出了“大失望”的慨嘆。按照胡適的想法,留學放洋就要有一個結果,而最好、最明顯的結果是取得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否則便是失敗的象征。從這一點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適,的確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當時留德的羅家倫等一幫有志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羅氏后來曾對傅這一選擇解釋說:“他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于自然科學非常傾倒,不但想從自然科學里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且想從那里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nèi)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13】羅家倫所言,顯然比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的識見要深遠了一步,也更切中當時的現(xiàn)實要害,畢竟五四之前與之后,中國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時代的青年對自然科學興趣大增,而心理學正是一個熱門,如北大畢業(yè)生汪敬熙、吳康等出國留學后,專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學。傅斯年在倫敦大學選擇心理學的另一個原因,羅家倫認為是早年受章士釗演講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學的影響,并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頗感興趣。另據(jù)臺灣史語所研究員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書中發(fā)現(xiàn),他在留英時期曾購買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歸國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對人說過當年他“醉心心理學”,后來章士釗曾說傅斯年是全中國最懂弗氏理論學說的人?!?4】正因為傅在這方面的成就與聲名,當中央研究院創(chuàng)辦時,他被聘為心理學所的籌備委員。

胡適不明就里,妄下論斷,他哪里知道抵達英國的傅斯年,視野不僅限于自然科學,同時對英國的文學、歷史、政治、哲學等著作也多有涉獵,對于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懷揣這樣一種超凡脫俗的理想與抱負,以及“先博后?!钡暮觊熞曇芭c思想戰(zhàn)略,傅氏在學術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終成就了一番輝煌事業(yè)并超越了他的老師胡適。

1923年9月,傅斯年離開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倫敦大學,背著沉甸甸的收獲與一堆同樣沉甸甸的困惑,來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開始了新的求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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