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中國人最熟悉的大概是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了。二十年前，它曾被譯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個富有哲理的短句在一代人中頗為流行。

現(xiàn)在有翻譯家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才更符合昆德拉的原意。這本書自1984 年問世以來，一直是米蘭·昆德拉最具影響力的作品。1988年美國導演菲利普·考夫曼將它改編成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

這本小說充滿了哲理思考，米蘭·昆德拉提出一個命題：尼采說“永恒輪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負擔”，認為在永恒輪回的世界里，一舉一動都會帶給人無法承受的重負；但是重就真的殘酷，輕就真的美麗嗎？昆德拉寫道：在歷代的愛情詩中，女人總渴望承受一個男性身體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會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

所以昆德拉要問，到底選擇什么？是重還是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主角托馬斯和特麗莎養(yǎng)了一只名叫卡列寧的小狗，小狗的名字取自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是布拉格一名外科醫(yī)生，十年前與第一任妻子離婚，這場婚姻留給他的唯一后果是對女人的恐懼。他渴望女人但又害怕她們，在恐懼與渴望之間他必須找到某種妥協(xié)，于是他建立了一種性友誼模式。為了確保性友誼永遠不在愛的侵略面前讓步，他堅持“三”的原則，　　就是可以在短期內去幽會同一個女人，但絕不要超過三次，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個女人，但兩次幽會時間至少得相隔三周。

但是后來托馬斯卻打破了上述原則，因為許許多多的偶然產生了一種魔力，使他和特麗莎鬼使神差地結了婚。從此托馬斯就一直處于對自己的追問中，一直在思考自己對于特麗莎到底是怎樣一種感情。而特麗莎也窮其一生都想弄明白，托馬斯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和別的女人的區(qū)別。

蘇聯(lián)的坦克入侵捷克之后，瑞士有一家醫(yī)院的院長主動提出要給托馬斯一份工作，起初托馬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后來他發(fā)現(xiàn)特麗莎害怕受到迫害想移居國外，于是就像被告接受了判決書一樣，接受了這份工作，兩個人帶著小狗卡列寧到了蘇黎士。

在瑞士托馬斯遇到了舊情人薩賓娜。這是一個從來沒有想過嫁給托馬斯，但是對托馬斯的性友誼十分贊賞的女畫家。托馬斯感到特麗莎和薩賓娜代表著他生活的兩極，相隔遙遠不可調和，但兩極卻同樣美妙。

這樣的生活持續(xù)了六七個月，有一天特麗莎突然留下一封信獨自回國了，這使托馬斯頓時陷入了傷心和回憶。他和特麗莎一起生活了七年，這中間他又是隱藏又是假裝，還要翻來覆去地證明他是愛她的，十分累人。此刻他才發(fā)現(xiàn)，對于這些歲月的回憶遠比他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更加美好。托馬斯意識到自己是需要特麗莎的，但這時候邊境已經封閉，特麗莎再也出不來了。

于是托馬斯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辭去了蘇黎士醫(yī)院待遇優(yōu)厚的工作，開車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由于寫了一篇令當局不快的文章，又拒絕寫公開聲明進行自我批評，他失去了工作，被迫離開醫(yī)院，只能在郊區(qū)的鄉(xiāng)村診所工作。再后來因為拒絕成為告密者，他又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整天抗著竹竿，穿越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去擦那些櫥窗玻璃。

這時候托馬斯發(fā)現(xiàn)人們仍然尊敬他，稱他為大夫，并且仍然有許多艷遇在等著他。由于托馬斯拒絕妥協(xié)和出賣，反而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后來布拉格的人權團體請他參與聯(lián)署給總統(tǒng)的請愿書，要求當局釋放政治犯。來找他的恰好是他和前妻生的兒子，但是曾經為了正義不怕丟掉醫(yī)生職業(yè)的托馬斯卻做出了不簽字的決定，原因是他不想做任何可能傷害到特麗莎的事。如果他在請愿書上簽字，警察就有可能去騷擾特麗莎。

小說最后一章叫“卡列寧的微笑”，特麗莎有一番自省，她一直想弄清楚：托馬斯愛我嗎？他愛過別人嗎？他愛我是否比我愛他更深呢？也許正是這種對愛情的探討，對其深度的度量以及種種猜測和研究把他們的愛情扼殺了。特麗莎想到自己耗費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濫用女人的軟弱來對付托馬斯，現(xiàn)在才明白這一切是多么不可理喻。為了證實托馬斯是不是真的愛自己，她終于把托馬斯拖到了頭發(fā)花白、筋疲力竭、手指僵直，再也不能握住外科醫(yī)生的手術刀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被蘇聯(lián)的坦克所蹂躪的布拉格之春為背景而寫男女之間的肉體和精神之戰(zhàn)。在這最基本的人性戰(zhàn)場上，米蘭·昆德拉發(fā)出了許多精彩的哲學見解。比如關于媚俗，他說：在極權的媚俗之王國，總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的問題，所以極權的媚俗的真正對手就是愛發(fā)問的人，而問題就像裁開了裝飾畫布的刀，讓人們看到隱藏其后的東西。

再比如托馬斯認識到罪惡的制度并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們所建立的。由于天堂并不存在，積極分子也就變成了殺人兇手。

（主講　呂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