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吊唁的人中，還有幾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緝的政治犯何颙，也就是那位曾經(jīng)盛贊過曹操的黨人領(lǐng)袖。這個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們高價懸賞捉拿，卻秘密地現(xiàn)身于袁府。何颙是來吊喪的，但有更重要的事與袁紹商談。

自從遭黨錮之禍而被中官們通緝，何颙的行蹤就變得十分詭秘，但是周圍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實際上在到處串聯(lián)立志干一番事業(yè)的各路英雄豪杰。借著袁紹為母親辦喪事的時候，何颙密潛而至。

他們商談的內(nèi)容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紹行完母喪后決定追行父喪，時間也是三年，其實是借服喪為名繼續(xù)隱居起來，這一決定很可能與何颙等人商談的內(nèi)容有關(guān)。

袁紹早年喪父，可能沒有來得及行父喪?，F(xiàn)在主動提出追服三年父喪，于情于理自然沒有什么可說的，朝廷批準他延長三年喪假，袁紹的名聲進一步因為孝心而擴大。

當然，再隱居三年不出不是為了換取聲名。何颙等一幫人認為，現(xiàn)在時機還不到，為了干一番大事業(yè)，還必須等待和準備，而洛陽耳目眾多，反倒不如汝南郡這里便于活動。于是袁紹在父親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廬，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書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開始接待秘密的訪客。

行完父喪后，袁紹回到洛陽，按慣例他可以繼續(xù)因行父母喪而中斷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但回到洛陽后，袁紹的行為方式更加低調(diào)，雖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紹所謝絕。他過著一種隱居式的生活，“不妄通賓客，非海內(nèi)知名不得相見”。

能經(jīng)常接觸到袁紹的，除何颙外，只有張邈、許攸、伍孚、吳子卿等幾個人。這幾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記》里，把他們稱為“奔走之友”。

張邈、許攸前面已經(jīng)介紹過，他們也與曹操早年相識，這些年來，與袁紹的來往更密切。

伍孚字德瑜，跟袁紹是同鄉(xiāng)，都是汝南郡人，是俠士一類的人。吳子卿的情況不太清楚，應該跟伍孚相類似吧。

他們應該算黨人和士人的新生代，與前輩不同的是，他們對社會和漢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絕望。他們都有參與救世的大志，但不把希望再寄托在天子或者現(xiàn)有官僚體系身上。比如像何颙，早年與李膺、陳蕃互相引為同志，但一夜之間，重要的黨人或被殺戮，或被禁錮，而何颙本人被朝廷長期通緝。

血的事實不斷教育他們，使他們在斗爭中更加理性和現(xiàn)實，他們在尋找一條新的道路，不是殺幾個宦官或權(quán)臣那么簡單，要干就要干徹底一點，改朝換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們眼中，袁紹是可以高舉的一面旗幟，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無與倫比的號召力?，F(xiàn)在需要的是，盡可能多地聯(lián)系同志和豪杰，把準備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時機到來，立即出手，一舉而成。

于是，他們的活動中心隨著袁紹回歸京師而轉(zhuǎn)到了洛陽，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們還秘密聯(lián)系各地的豪杰志士，史書記載竟然達到上千人之多。但這樣以來，無論做得多么機秘，也不能不引起別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領(lǐng)之一中常侍趙忠對下面的人說：“袁紹這個人只顧抬高自己的身價，不應召募，而是私養(yǎng)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兒欲何所為乎）？”這話后來傳到了袁紹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袁隗立刻感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他把袁紹痛責了一番，并且限袁紹馬上斷絕與那些江湖朋友的來往，應公府征辟老老實實出來做事，以絕他人非議，不給袁家?guī)頌牡湣?/p>

袁紹也預感到有樹大召風之虞。剛好就在這個時候，大將軍何進征袁紹為屬下（掾吏），袁紹這一回不再扭捏作態(tài)，而是痛快地應征了。

袁紹到大將軍府上班以后，深受何進的依重，他本人利用這個舞臺，變得更加活躍。聽說老朋友曹操重新復出擔任軍職，袁紹立即前來拜訪。

袁紹給曹操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他不會說得太深，因為曹操還不能算他們的核心成員。不過，袁紹很清楚，曹操可以視為“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