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反”“五反”后，王世襄被開除出故宮博物院，1957 年，王世襄再次受到?jīng)_擊，他的學術道路也逐漸被邊緣化。文物的大雅之堂對他緊閉，但是他卻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了諸多偏門中的學問，并填補了多個研究領域的空白。

除卻《髹飾錄解說》的寫作和對明清家具的研究，王世襄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油印刊出了《畫學匯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雕刻集影》等。這些書籍的出版都是他一個人刻蠟紙、油印、整理成冊的。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

史部政書類中收有各種各樣的“則例”，其中和建筑、工藝有關的，統(tǒng)稱為“匠作則例”，多歸入該類的考工部?！皠t”就是法則、準則或規(guī)則，“例”就是先例、成例或定例。而“匠作則例”就是把已完成的建筑和已制成的器物，開列其整體或部件的名稱規(guī)格，包括制作要求、尺寸大小、限用工時、耗料數(shù)量以及重量、運費等，使它成為有案可查、有章可循的規(guī)則和定例。王世襄的《清代匠作則例匯編》這本書就是在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基礎上收集整理的一部珍貴文獻。

在中國營造學社時，王世襄開始關注中國古建筑，在新中國成立后走街串巷的收藏中，他搜集清代匠作則例的手抄及少數(shù)官刊本，找出佛像和門神的工匠制作法式，作了整理介紹。這本書記錄了古代雕塑和繪畫的傳統(tǒng)技法、工料等諸多資料，成為研究中國古建筑的一個很好補充。有人說，故宮開除王世襄，是王世襄的大不幸，也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中國文化的大幸。幸與不幸，個中滋味，唯有王世襄自知。

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正是由于王世襄的癡迷鉆研，也正是由于王世襄兒時的貪玩成性，這兩者的結合，成就了王世襄后來在偏門中的絕學。如果王世襄沒有被故宮除名，那么世界上會多一個著名的故宮文博大家，可能就少了一位能集各種民俗學問于一身的大學者。

也有人會說，沒有王世襄，難道就沒有其他的人為這些民俗、民間文化代言嗎？還真很難說。試問，誰能像王世襄少年時期玩蛐蛐那般癡迷？誰能像王世襄青年時種葫蘆那般投入？還有誰，會注意在民間收集養(yǎng)狗放鷹的秘訣？還有誰，能從兒時一直迷戀天空中的鴿哨一直到老也癡心不改？

這些，唯有王世襄，唯有王世襄能在少年時期玩得癡迷成性，中年階段鉆研成癡，才能為我們后世留下諸多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細細算下來，經(jīng)過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國器物、傳統(tǒng)工藝不可勝計，明清家具、火繪葫蘆、竹刻、漆器、鴿鈴，乃至馴鷹、養(yǎng)狗、放鴿、養(yǎng)蟈蟈、斗蛐蛐，這些曾被認為偏門的民俗與藝術，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統(tǒng)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

成為當代“顯學”。它們不僅填補了學術界的空白，更保持了傳統(tǒng)民俗工藝的延續(xù)，甚至救活了包括明清家具制作在內的諸多產(chǎn)業(yè)?？偸窃谑詹嘏c研究中看似“劍走偏鋒”的王世襄，卻屢屢妙手回春，成為學界獨一無二的權威。

古籍整理專家程毅中曾經(jīng)用“奇人”來形容王世襄。他評價王世襄說：“他玩物而得志，格物而致知，努力加興趣，做成了許多絕學。這樣的人才是很難復制培養(yǎng)的。王老是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者和發(fā)揚者，是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守護人。”①

而王世襄的大半學術成就，都產(chǎn)生于被故宮開除后的人生低潮期。他被誣陷過，坐過牢，帶過右派帽子，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下，從一個衣食無憂的京城頑主轉而成為一無所有，且不被社會所承認的一介布衣，而這些，都沒能擋住他旺盛的生命力與執(zhí)著的研究精神?；蛟S，正如他在《自珍集》自序中所說：

大凡遭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于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于律己，規(guī)規(guī)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于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fā)現(xiàn)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