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席卷全國的反右斗爭開始了。這發(fā)表在西北的唯一的文學刊物《延河》上的一首小詩，被《人民日報》點名批評，那時被《人民日報》批評，就基本上是定性了，所以運動一來，百分之百地把他劃為右派，判三年勞教，地點在賀蘭山下的一個勞改農場，后來叫西湖農場。這三年勞動中，他沒過多地被迫害，當地人對他也不錯，因為西北相對偏遠，大家對政治的解讀能力不是很強，這讓他在心智上沒有受到多大迫害。

三年勞教結束之后，給他定性為群專人員，屬于監(jiān)管勞動。他被分到離這個勞改農場有大概40華里的南梁農場。這大概是在1961年前后。這時恰恰趕上大饑荒，人們餓得走不動，大量地死人。睡在屋里一個炕上的兩個人，早上一睜眼起來，一摸，另外一個身體涼了，然后就抬走。張賢亮說，他有一天就坐在農場的土坯墻根底下曬太陽，在那兒看書，突然他腦袋一歪就餓暈過去了。人們以為他死了，就把他與別的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到下半夜，他醒過來一看，滿屋子死人，他掙扎著從屋里爬到門口，西北的門和其他地方的門不太一樣，開門需要抬一下，才能從屋里出來。他就拼命地爬到門底下，把那個門抬倒了，才被人發(fā)現(xiàn)。他總算從死人堆里給救出來了。

大難不死的張賢亮并沒有迎來后福，那個時代的所有經歷他都經歷了。從1958年到1978年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張賢亮始終沒有擺脫被關押的命運。他自己有一個比喻，“那個時候，每一次運動來，都要抓一個人，沒死沒活地折騰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鋸子鋸肉那樣難受”，那是精神上的難受。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開始普遍地給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藝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比如王蒙、劉冰雁、劉紹棠等。可張賢亮不但沒平反，還升級為反革命分子。

他沒別的辦法，唯一的本事就是寫，他覺得那時文化相對寬松了，就四處投稿，他的一篇小說投到第三次的時候，轉機出現(xiàn)了。這篇小說就是后來被謝晉拍成了電影的《老人與狗》。這篇小說出來以后有反響，引起了當時寧夏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副書記陳斌的重視。他說張賢亮是什么人??？小說寫的不錯，你們下面查一查。后來公安局、檢察院就組成了一個聯(lián)合調查組，去干部文化學校查他的檔案。他們發(fā)現(xiàn)，加在他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歷次運動中反復弄的，實際上他就是一個右派，可是右派摘帽子平反，人家不給他摘帽，說他的帽子太多。把這段歷史查清楚以后，1979年9月，他徹底被平反了，回原來的學校教書。

從此以后，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就一發(fā)不可收拾了。寫知識分子的沒落、寫勞改生活，寫大饑荒時候人們的饑餓，寫知識分子心里的損傷。這些在當年的思想啟蒙運動中確實開了先河。我到影視城后發(fā)現(xiàn)，這個時代給他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影視城里專門有一個文革村，村里有面墻，上面寫上毛主席的語錄，當時他摘了一段很有意思語錄：“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不閑，輔以蕃薯”。

張賢亮作為新時期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確立了。在后面二十年里，很多的讀者乃至全社會，都是通過他們這批作家的作品了解，以前走的道路是錯誤的。張賢亮認為鄧小平的話說得很精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他的文學作品里，他真實地描寫了那二十年里中國的面貌。八十年代他們努力將文學還原于文學，不再視之為一種政治工具。尤其是到后期，文學講人性，導致了整個社會注重人性的豐富性，在政治經濟領域也逐漸提出執(zhí)政為民、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樣的跨越和思想解放，都以他們的文學啟蒙工作為基礎。張賢亮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績，是他在這三十年里的第一件幸運。那個時代的文學家到此基本上結束了，他的歷史使命完成了。

讓人驚異的是，在這個人的生命里，是什么力量支撐他完成短暫的人生不可能打造的、不可能企及的另一個高度和輝煌？應該歸結于我們所處的時代，時代造就了這個人的輝煌，時代把所有的歷史機緣放在某一兩個具有特殊的稟賦或者天才的人身上，發(fā)生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