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的“百花齊放”(6)

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 作者:(波蘭)雷·卡普欽斯基


人們身上背的包和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樣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如果他們聚集在一起開會,都把自己的包存在一個地方,而后他們怎么能從這數(shù)以千計同樣的帽子和同樣的包中找出屬于自己的呢?但是他們每個人卻都能清楚地分辨哪個是屬于自己的。他們可以從很小的細枝末節(jié)把自己的東西與別人的東西區(qū)分開來,這對他們來說并不難,也許僅僅是扣子上的差異而已。

我們從一條小路登上了長城,這條小路已因年久被風(fēng)蝕了。長城上有供放箭和打槍用的垛子,還有角樓和烽火臺。長城很寬,足夠十個人并肩齊行。從我們站的地方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一段段長城,但看不到它的盡頭,只能看到它的每一段都綿延消失在層層疊疊的山巒和茂密葳蕤的森林之中。長城上空空蕩蕩,看不見人,大風(fēng)幾乎要把我們吹倒。為什么要修建長城?有何意義?用意何在?我撫摸著這些千百年來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在城墻上堆砌起來的磚石時,心里這么想著。

一天天就這樣過去了。我越想越覺得長城是一種偉大的隱喻。我周圍有各種各樣的人,可我不能與他們交談,世界在我周圍,可我無能為力去撫摸它。身處這種環(huán)境,我越發(fā)感到莫名其妙。我應(yīng)該寫點兒什么——可我又能寫些什么呢?報紙都是中文的,我一個字也看不懂。我開始還請李同事幫我翻譯,可他給我翻譯的每一篇文章的開頭都是,“毛主席教導(dǎo)我們說”或者“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等等,等等。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無從知曉。李同事是我唯一能與外部聯(lián)系的橋梁,可他又是一個最大的障礙。因為,每當(dāng)我提出要跟誰誰見面,要出去采訪、出差等要求時,他都說先要請示上級,然后就再不見下文。我從未自己上過街,因為每次出去李同事都與我形影不離。其實我又能去哪兒呢?去找誰?我根本不熟悉這座城市,不認識任何人,而且也沒有電話(只有李同事房間有電話)。

更何況我語言不通。事實上,我一來中國就開始學(xué)習(xí)中文了。我試著從這些密密麻麻的象形符號和表意文字中找出一種學(xué)習(xí)辦法,但都令我覺得,我在向死胡同走。因為每個字都含有多重意思。我好像在什么書中看到過這樣一句話,說,翻譯成英文的《道德經(jīng)》就有八十多種文本,而且每一種版本都令人信服、無可挑剔,但又十分不同。我萬萬沒想到,一直到我的腿坐麻了,也沒找出什么有效的學(xué)習(xí)方法,真讓我感到,我已經(jīng)到了黔驢技窮、無能為力的地步。我眼前躍動著的每一個漢字,都好像在忽閃忽閃、微微跳動著,變換著姿勢和位置,變換著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和上下文的聯(lián)系,變換著它們的大小比例和形狀;它們一會兒排列成縱行,互相倒換著位置,比如說:拼寫的“ao"我怎么也搞不清楚,為什么到了念漢字時發(fā)音卻是“ou";還有突然我會混淆“eng"和“ong"的發(fā)音,學(xué)習(xí)中文,如果發(fā)音不準(zhǔn)會犯很可怕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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