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既是一種發(fā)現(xiàn)，那么對任何現(xiàn)存結(jié)論的趨同，都不是文學(xué)該有的答案。寫作的真理存在于比人間道德更高的境界里。在中國，最早洞察這個秘密的人，應(yīng)該是王國維先生，他的《〈紅樓夢〉評論》，包含著他對《紅樓夢》的偉大發(fā)現(xiàn)——他把《紅摟夢》稱之為“徹頭徹尾的悲劇”，不僅重新詮釋了悲劇的境界，還使我們認(rèn)識了一種在“無罪之罪”中承擔(dān)“共同犯罪”之責(zé)[3]的文學(xué)倫理。王國維“由叔本華之說”，把悲劇分為三種，我認(rèn)為，他以《紅樓夢》為例對悲劇所作的解讀，即便是在今天也深具啟示意義：

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gòu)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運(yùn)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guān)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zhì)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于前二者遠(yuǎn)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種之悲劇，吾人對蛇蝎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yùn)，未嘗不悚然戰(zhàn)栗；然以其罕見之故，猶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種，則見此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于吾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嫕，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煌醴蛉斯逃H于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fēng)壓西風(fēng)，就是西風(fēng)壓東風(fēng)”(第八十一回)之語，懼禍之及而自同于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愛之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于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4]

——這些精妙的言辭，不僅為我們洞開了《紅樓夢》的悲劇秘密，也讓我們對文學(xué)有了全新的理解。因此，王國維的《紅樓夢》的評論，一百年來，就其深刻、準(zhǔn)確而言，無人可及。他指出《紅樓夢》是第三種悲劇，而這一悲劇，并非由幾個“蛇蝎之人”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運(yùn)使然，而是由《紅樓夢》中的每一個人(包括最愛林黛玉的賈母、賈寶玉等人)共同制造的——他們都不是壞人，也根本沒有制造悲劇的本意，“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這就使這一悲劇既超越了善惡的因由(“極惡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設(shè)置(“意外之變故”)，從而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沒有具體的人需要承擔(dān)罪責(zé)、其實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擔(dān)罪責(zé)的“悲劇中之悲劇”：“賈母愛寶釵之婉嫕”，“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親于薛氏”，都屬情理中的事，無可指摘；寶玉和黛玉雖然“信誓旦旦”，但寶玉遵循孝道，服從自己最愛的祖母，也是“普通之道德使然”，同樣無可厚非，這中間，并無“蛇蝎之人”，也無“非常之變故”，每個人都有自己為何如此行事、如此處世的理由，每個人的理由也都符合人情或者倫理，無可無不可，無是也無非，既無善惡之對立，也無因果之究竟；然而，正是這些“無罪之罪”、這些“通常之人情”，共同制造了一個曠世悲劇。曹雪芹的偉大也正在于此——他從根本上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那種懲惡揚(yáng)善、因果報應(yīng)的陳舊模式，為小說開創(chuàng)了全新的精神空間和美學(xué)境界。

或者說，《紅樓夢》超越了世俗價值，它對中國文學(xué)最大的貢獻(xiàn)，就是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文學(xué)道德——人情之美，生命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