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盤包子

范 儉

康斌走進我們的屋子，在我們洗臉的空擋，怯生生地對我們說：“范叔叔、安叔叔、張叔叔，去我們家吃包子吧，我媽做了包子?！笨当笫俏覀冊诤渭疑阶钍煜さ暮⒆?，因為我們經(jīng)常在他媽媽開的小飯館里吃飯，他的父母對我們都非常好，在生活上給我們很多照顧，我們把他媽媽稱為“老板娘”，把她給我們每天必備的涼皮和土豆燒豬肉稱為招牌飯和招牌菜。

康斌是一個既有些憨又有些鬼的男孩子，上小學四年級。安子教會了他踢足球，張彬教會了他在電子琴上彈奏《音樂之聲》中的歌謠。他平常總跟在我們屁股后面看我們拍片子，或者總在不該入畫的時候入畫給我們添亂，他甚至做過我們的錄音師，只是錄音的姿勢有些古怪，像鬼子扎刺刀的樣子。

康斌平常說話還是很男人的，怎么在我們走的這一天怯生生地說請我們吃包子，我覺得有些古怪，對康斌說：“吃包子就吃包子嘛，干嗎像個女人說話？”康斌越發(fā)的膽怯，低著頭對我們說：“去吃包子吧?！?/p>

老板娘把一盤子剛出籠的熱騰騰的包子端到我們面前，說：“我今天早上本來是給自家人做包子，包的是大包子，康斌說應(yīng)該喊叔叔們來吃包子，我就包了小個一點的，你們吃得慣?！蔽乙Я艘豢诎?，熟悉的土豆香味充溢口中，再蘸一蘸西北特有的辣椒油，香極了！老板娘的手藝果然不錯！

就在我們夸獎老板娘的手藝時，康斌忽然從自家的櫥柜里拿出一瓶啤酒，在我們還沒來得及阻止的時候把瓶蓋打開要給我們倒酒。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誰也沒有讓他這么做，他只是知道我們?nèi)齻€西北人都愛喝酒，于是就用這種方式來為我們餞行。但他不知道該對我們做怎樣的表達，只是無言地倒酒，頭低得更低了。我們?nèi)齻€也無言，端起康斌倒的酒一飲而盡。張彬?qū)当笳f：“去拿張紙來，我們把電話留給你，以后到北京的話找我們?！笨当筠D(zhuǎn)眼的工夫就把紙拿來了，紙上早已列好我們的名字，只等我們把電話填上。就在我們留電話的時候，康斌趁我們不注意又無言地打開了一瓶啤酒，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張彬的眼中已經(jīng)充溢著淚水，而我，只是震驚，我沒有想到這個孩子在我們走的時候會用這樣的方式對我們，我沒有想到在短短的二十天時間里這孩子對我們郁積了這樣深厚的感情。

隨著康斌第二瓶啤酒的開啟，我們?nèi)说膫杏縿映鰜?，我趕緊抑制這傷感，對康斌說：“可別再開酒了，再開，我們今天就走不了了?！蔽乙泊叽偎麄冓s緊吃幾個包子，對康斌和他的爸爸媽媽說再見，盡快離開這里。

不是我們不想哭泣，只是在此時此地我們不能哭泣。

在和志愿者們相處的日子里，他們一直覺得我們?nèi)齻€拍紀錄片的人很冷酷，說我們實在是不愛笑也不愛說話，尤其是我，有個志愿者對我說我的眼神比公安還冷。其實，他們不了解我們這三個西北人對這片土地的感情，他們也不知道我們?yōu)槭裁础袄淇帷?，我們了解他們，但他們不了解我們。他們一開始以為我們拍這片子是做表揚稿的，后來發(fā)現(xiàn)好像不是這樣，他們對這一點很驚訝，于是，他們對我們的拍攝變得惶恐，開始躲鏡頭，開始自我掩飾。他們想弄明白我們在想什么，但花了很大心思好像也沒弄明白。

如果讓我用簡短的話來評說“西部陽光行動”和這些大學生志愿者的話，我覺得他們?nèi)匀缓瓦^去的大學生志愿者的心態(tài)一樣，那就是熱情有余、理性不足。有熱情固然好，但徒有熱情并不會指向成功，熱情加上更多的理性才會成功。具體到這種活動中，我認為，第一條理性是大學生適不適合做這種活動。在拍攝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年紀大的大學生（研究生）做得比較好，年紀小的會有很多問題，甚至有的人在我們看來根本就不適合到農(nóng)村來，而志愿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學生。第二條理性，我想應(yīng)該是要想改造別人的話就先改造自己，否則一切皆是奢談。第三條理性，與其更多地說自己能，不如更多地說自己不能，這樣的話在遭遇挫折時也不至于太痛苦。

正是由于理性的欠缺，導致大學生志愿者在支教過程中遭遇挫折。他們還不太明白第一次來鄉(xiāng)村應(yīng)該更多地了解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因為他們對所幫助的對象實在是缺乏了解，對這片鄉(xiāng)土缺乏了解。他們對自己也不了解，不了解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或者即便出生于鄉(xiāng)村卻已被徹底地城市化。在中國，一個農(nóng)村人完成城市化會很容易，但一個城市人想要被鄉(xiāng)土化卻極其艱難甚至是不可能。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巨大的文明溝壑絕不是幾次短暫的下鄉(xiāng)所能縮小的，這是“西部陽光行動”的志愿者乃至所有參加支教活動的大學生面臨的最大的障礙。

說別人容易，其實我們?nèi)齻€拍攝者也一樣。雖然我們都出生在西部（兩個寧夏人，一個青海人），但我們早已是城市人，我們雖然比這些志愿者更熟悉這片鄉(xiāng)土，但我們也無法深入它的本質(zhì)。我們也無法準確地說出這里最需要什么，我們只能從一個準知識分子的立場上說他們需要的是公平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指引下的公平的教育、公平的收入等等，但這真的是他們最需要的嗎？我不敢肯定。我們雖然憑借經(jīng)驗比志愿者深入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們只能呈現(xiàn)出一些文化符號給觀眾（“花兒”）， 我們無法呈現(xiàn)出真正有質(zhì)感的生活，我們也和志愿者一樣是過客，不僅是時間與空間的過客，更是文化的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