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經(jīng)常發(fā)生的情況那樣，當獄警喊“時間到了”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好像僅僅過了幾分鐘。我想隔著玻璃與她吻別，但是，最后還是控制住了自己。我總是等溫妮先離去，這樣，她就不會看到我被帶走時的情景。我眼巴巴地看著她低聲說再見，并盡量不讓獄警看出她的傷痛。

溫妮離開之后，我又重新回憶了探視時的一切詳細情況：溫妮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說了些什么話，我又說了些什么話。然后，我會把我們商量過的某些事情寫信再次告訴她，并提醒她我是何等地關(guān)心她，我們的感情是如何不可動搖，她又是如何勇敢。我把我的信既當作情書，又當作對她唯一的情感支持。當時，這種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

溫妮探視后不久，我聽說溫妮因為到開普敦時沒有到警察局報告，并拒絕回去時為警察局提供自己的地址而遭到了指控。她在渡口上已經(jīng)提供了自己的地址，而回去的時候，警察卻又要她提供。她拒絕再次提供自己的地址，說在這之前已經(jīng)提供過了。

溫妮遭到了逮捕，她受到審判并被判處一年監(jiān)禁，但隨之被保釋出獄。一年的監(jiān)禁只執(zhí)行了四天，其余的時間都被保釋監(jiān)外執(zhí)行。溫妮因被判刑而最終丟掉了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的第二個工作，因此也就失去了她的主要生活收入。

政府千方百計地為我制造麻煩，因為認為我已經(jīng)無力進行反抗。1966年年底，德蘭士瓦法律協(xié)會在司法部部長的教唆下，作為利沃尼亞審判的一個結(jié)果而提議取消我的律師資格。顯然，他們并沒有因上次的失敗而死心。早些時候，他們就曾借口我在反抗運動中被指控而企圖取消我的律師資格。

我發(fā)現(xiàn)法律協(xié)會在我被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動，德蘭士瓦律師協(xié)會是一個特別保守的組織，該組織尋求在他們認為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來懲處我。對于一個羅本島上的囚犯，到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卻恰恰準備到法庭上為自己辯護。

我告訴監(jiān)獄當局，我計劃對德蘭士瓦的做法提出抗議，并準備親自出庭辯護。我告訴監(jiān)獄里的官員，為了做好充分準備，我希望當局允許我不去石灰石料場工作，并且我還需要好用一點的桌子、椅子和臺燈。我說，我需要去比勒陀利亞，到那里的法律圖書館去查資料。

我的策略就是用合法的要求打敗監(jiān)獄當局和法庭，當然我也知道，他們不會滿足我的要求。當我要求去法院為自己辯護的時候，當局總是感到煩惱不已，因為伴隨而來的公開露面，可以表明我仍然在為我一貫堅持的價值原則而戰(zhàn)斗。

他們的第一反應(yīng)是：“曼德拉，你為什么不委托律師為你辯護？律師會正確處理你的案子，你為什么自己親自出庭？”我繼續(xù)堅持自己的要求，并向最高法庭注冊主任申請得到我所需要的資料、文件和書籍。我還請求，我必須得到一個政府方面的證人名單和他們將要作的證言。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說，在注冊主任同意我的請求前，他必須要知道我的辯護性質(zhì)，這是不正常的。在審判前詢問律師的辯護性質(zhì)？沒有一個辯護人在真正走上法庭前可以被迫說出自己的辯護性質(zhì)。我給他回信說，我的辯護性質(zhì)到我提交辯護資料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不到那個時候，我不能告訴你。

這是我與注冊主任及政府檢察官之間的分歧的開始，當時，注冊主任就代表著法律協(xié)會。我沒有放棄我的請求，但當局也同樣不妥協(xié)：我沒有被允許脫離石灰石料場的工作，我沒有得到桌子和椅子，我也沒能去比勒陀利亞法律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