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國殖民者發(fā)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1842年8月29日，清朝政府在英國侵略軍的艦炮威逼下，接受了喪權(quán)辱國的《南京條約》，中國由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清朝軍隊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屢次失敗和《南京條約》的嚴酷現(xiàn)實，促使清朝統(tǒng)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睜開雙眼，開始觀察外面的世界。

抗英名臣林則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膽發(fā)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吶喊，要學習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等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以抵御外來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創(chuàng)建近代海軍的草案。1856至1860年，英法兩國聯(lián)合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的海軍艦隊在中國萬里海疆如入無人之境，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創(chuàng)巨痛深”的危局中，開始著手興辦近代海軍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此一時期，我們的東鄰日本，正是“明治維新”之后，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逐漸發(fā)達強大起來的時期。當李鴻章還在江蘇的時候，日本就多次派員到淮軍軍營考察學習，李鴻章也曾受到日本積極學習西方軍事的啟發(fā)，發(fā)展洋務。同時，他又隨時關注著日本的不斷強大，感到日本對于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中國應該提高警惕。明治政權(quán)在不斷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同時，開始蓄謀向亞洲鄰國進行侵略擴張，對中國、朝鮮、琉球等國虎視眈眈。同治九年（1870年），羽翼尚未豐滿的日本看到列強紛紛在中國謀取利益，便派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到中國來試探，李鴻章接見了這位外交使臣。

柳原前光只是試探性地提出請求兩國友好通商，李鴻章這時的心思是，中國近年來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要是與日本建立合作關系，就可以聯(lián)手對付西方侵略者。

柳原前光回去之后，日本政府又派代表來中國與清政府談判，但是并沒有像李鴻章想象的那么簡單，日本提出要求中國給予片面最惠國待遇，在中國內(nèi)地通商，與西方諸國一體利益均沾。李鴻章一看日本如此狂妄，氣不打一處來，他堅決不理會日本的要求。這時的日本雖然野心勃勃，但是畢竟羽毛未豐，沒有實力對中國施加武力。最后雙方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guī)》和《通商章程》，除了在指定通商口岸貿(mào)易之外，還規(guī)定雙方不得侵犯“邦土”，遇有外敵侵略應該互相幫助。這一條約基本是按照李鴻章的設想簽訂的，打破了日本染指中國的幻想，還在表面上建立了中日聯(lián)合的東方陣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西方侵略。

不過日本政府對此非常不滿，隨后又派柳原前光來找李鴻章交涉，要求改簽條約，謀求更多的利益。李鴻章大為光火，將柳原大罵一頓，柳原見無隙可乘，只得灰溜溜地跑回國。但是日本并不甘心，暗地里伺機另找突破口。

機會終于來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有琉球船只因遇颶風漂到臺灣，被臺灣高山族誤殺船民50多人。第二年初，日本小田縣四人漂到臺灣，也因被誤認為是外敵入侵而被島民所殺。琉球是中國的藩屬國，臺灣則是中國的領土，本來與日本無關，但日本卻趁機要挾中國，企圖進占臺灣。

日本政府派柳原來中國換約，柳原知道李鴻章的態(tài)度強硬，所以他沒有與李鴻章接觸，而是直接跑到總理衙門指責臺灣島民殺害琉球船民，并聲稱琉球不是中國的藩屬國，而是日本領土，并要求中國嚴懲臺灣兇手。柳原的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了總理衙門的駁斥。日本見無理要求沒有奏效，就開始尋求武力解決。一年后，在美國的幫助下，日本悍然出兵占領了臺灣的東部瑯?gòu)伞?/p>

英國駐華公使見美國幫助日本獨自插手侵略中國，大為不滿，一方面提出抗議，一方面將這一消息告知清政府。清政府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率軍萬人前往臺灣彈壓，并帶淮軍劉銘傳及船政監(jiān)督法國人日意格協(xié)助。

日本此時并無實力與中國正面交戰(zhàn)，于是又派柳原前光與清政府談判，企圖通過外交手段獲取利益。他們除了要求所謂懲兇之外，還索要軍費白銀200萬兩。結(jié)果又被李鴻章一頓臭罵，柳原灰溜溜跑回日本。

日本派內(nèi)務卿大久保利通繼續(xù)與李鴻章談判，此時清政府與李鴻章也想盡快和平解決，加上西方列強為各自的利益也出面調(diào)停，最后雙方簽訂了《北京專條》：日本從臺灣撤兵，中國承認日本侵臺是“保民義舉”，給日本撫恤銀50萬兩。

《北京專條》的簽訂，除了讓日本試探到了清政府的底細之外，還給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隱患。因為條款當中，清政府并沒有明確中國與琉球的宗藩關系，而是承認了日本的“保民義舉”，同時也使得列強更加感到清政府的無能。

1874年，日本尋找借口出兵侵犯臺灣。此事雖以和議告終而未開啟更大戰(zhàn)端，卻在中國朝野上下引起更強烈的震動。由此，在內(nèi)部引發(fā)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海防大討論”。1874年11月，總理衙門的文件中強調(diào)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辦法。請沿海各省的督撫和將軍進行討論。

此時身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呈交了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陳述了海軍海防大業(yè)的重要戰(zhàn)略意義，要求大舉興辦近代化的海軍海防。李鴻章首先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酷形勢：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萬國構(gòu)煽，實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李鴻章還痛切指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是在于國家之實力：“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等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shù)也”。他又指出歷史時機的緊迫性——“正值海防吃緊之際，不特為外人所竊笑，且機會一失，中國永無購鐵甲之日，即永無自強日！”

李鴻章在奏折中還闡述了關于海防的具體實施辦法。提出中國應以陸軍為主，海軍設立南洋、東洋、北洋三支水師。左宗棠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現(xiàn)在大清國應該實施“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的意見。他認為，如果設立三支水師，那么將導致領導的不統(tǒng)一，三支水師會各自為政。他建議，海軍應該統(tǒng)一領導。

李鴻章和左宗棠的分歧在于，李鴻章認為西北塞防可有可無，甚至可犧牲新疆作為代價。而左宗棠認為西北邊疆十分重要，塞防不固，則西北屏障盡失。當時清政府面對的局勢是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據(jù)新疆，收復新疆迫在眉睫。1874年底，同治帝病死，光緒帝繼位，慈禧再次垂簾聽政。次年，海防討論進入了廷議階段。以奕為首的總理衙門既沒有采納李鴻章的意見，也沒有贊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張，最后作出“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針。令李鴻章負責海防，令左宗棠去負責“塞防”問題。

左宗棠在稍后的奏折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見，實際是主張全力西征。在他看來，海防沒有現(xiàn)實的危險，“竊維泰西諸國之協(xié)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媒……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fā)難端。自輪船開辦，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為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啟，顧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憋@然，左宗棠認為西方各國無意侵犯，而中國已有足夠的準備，海防不足為慮。言外之意就是應該全力西征。

李鴻章則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來自漫長的海疆，尤其是京津和滬寧是國家的腹心所在，一定要以海防為重點。但是，李鴻章沒有考慮到，西陲有事應在短時間內(nèi)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決。左宗棠的成功就在適應了這一需要，雖然他對海防形勢的估計未免過于樂觀。當時清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只好把能夠動用的財力主要用于西征。李鴻章在“海防大討論”以及后來關于海軍海防的竭力倡言，為近代中國海軍海防建設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在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高級官員們的努力倡導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廣東4支小規(guī)模的海軍艦隊。然而，法國侵華遠征艦隊于1884年8月中法馬尾海戰(zhàn)中，竟然全殲了最早組建的整個福建海軍。中法戰(zhàn)爭剛一結(jié)束，光緒帝就鄭重發(fā)布了大力擴充海軍的上諭：“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劃備御，亦嘗開立船廠，創(chuàng)立水師。而造船不堅，制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尋釁，迭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牽制。懲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師為主！”隨即，光緒帝下諭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

海軍由此成為國家的正式軍種，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事業(yè)開始步入正軌的發(fā)展時期。光緒帝的生身父親醇親王奕譞（xuān）親自出任總理海軍大臣，而一直力主大舉興辦海軍的李鴻章出任會辦海軍大臣，具體掌管全國海軍海防建設大業(yè)。

李鴻章在擔起籌建北洋水師的任務后，全身心投入海防建設，購買船艦，興辦水師學堂，建設大沽口、旅順口、威海衛(wèi)軍港基地，起用著名科學家徐壽之子徐建寅等一大批中外專業(yè)人才。光緒元年（1875年），日本入侵中國的另一個藩屬國朝鮮，第二年逼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解除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系；光緒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設沖繩縣。慘痛的事實一次次震動著清政府朝野，從而也促使了海軍建設的加速。尤其是中法戰(zhàn)爭期間，馬尾軍港被法軍炸毀，福建水師全軍覆沒，促成了海軍衙門的建立，慈禧命醇親王奕譞授總理海軍事務，慶郡王奕劻、李鴻章為會辦，漢軍都統(tǒng)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為幫辦，其陣容相當龐大，而李鴻章則是北洋海軍的實際權(quán)力掌握者。

要建立近代海軍，必須解決船艦問題。李鴻章最初主張自己制造，后來轉(zhuǎn)向從英國和德國買船為主，造船為輔的方針。因為當時在中國造船，造價要遠遠高于從國外買船。李鴻章在買船的同時，還將閩滬兩廠制造的一些輪船調(diào)入北洋海軍。除了船艦之外，還須建立海軍基地。李鴻章在大沽建造了船塢，在旅順口修建了口西、口東海岸炮臺、陸路炮臺，還有大連灣炮臺；在威海衛(wèi)岸上的要隘建立炮臺，在水面建筑鐵碼頭。一時間，威海衛(wèi)堪稱“東海屏藩”。旅順口和威海衛(wèi)由此成為北洋海軍的基地，守衛(wèi)著渤海和天津。李鴻章還意識到要培養(yǎng)一大批海軍人才。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幾乎都被李鴻章所用。此外，李鴻章還雇傭了一批洋人擔任技術(shù)人才。

此時，威妥瑪希望英國軍官能夠獨攬對北洋海軍的教習任務，遭到了李鴻章拒絕。李鴻章一直采用英國軍官和德國軍官并用的原則，使得列強沒有能夠達到控制中國海軍的目的。1888年10月，在李鴻章的苦心籌辦下，海軍衙門上奏慈禧太后并獲準頒行《北洋海軍章程》，標志著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

這是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yè)發(fā)展的輝煌頂點。由于北洋海軍的龐大陣容，中國海軍作戰(zhàn)艦艇的總噸位達到4萬多噸，一度躍居海軍世界大國的行列，在亞洲地區(qū)則是首屈一指。北洋軍事工業(yè)的重要企業(yè)為旅順魚雷制造所。

北洋海軍的建設一直以日本為假想敵，到甲午海戰(zhàn)之前，其實力已經(jīng)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領先水平。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充斥著清政府內(nèi)部的派系斗爭，北洋海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諸多致命弱點。如在防御體系的建設、海軍的訓練以及軍隊的體制等問題上都存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在經(jīng)費問題上，慈禧太后多次挪用海軍經(jīng)費修建頤和園、舉行壽慶活動，更有戶部尚書翁同龢不但處處為李鴻章設置障礙，還公開反對北洋水師建設，拖欠、拒絕給付海軍經(jīng)費。因為財力的限制，中國的海軍遠遠無法和外國的軍隊抗衡。李鴻章曾經(jīng)感嘆道：北洋只有半支海軍。不久之后，李鴻章的擔憂真的變成了殘酷的現(xiàn)實，那就是甲午海戰(zhàn)的失敗。一系列問題導致了中日之爭的最后結(jié)果——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zhàn)中以慘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