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證詞中，他說他五十歲，出生在三寧區(qū)的華紅村。他還說他不是早先的報告中所說的于1897年回中國的，而是于1908年4月回國的，在中國住了一年。

家族利用鄺禮參與了一場精明的金蟬脫殼的騙局。弟弟鄺禮確實存在。但這個新的鄺禮正是英格?鄺禮，家里的人說到他時，更多使用的是“弟弟”。這個“鄺禮”是從中國來的一個朋友，入境時用的是鄺禮原先的各種文件。第一個鄺禮1897年就回國了，顯然后來又回到了美國，并于1908年再次回國，死在了國內(nèi)。雖然鄺禮1917年的照片是一個面相完全不同的人，但移民官員根本沒有在意。這個時候，鄺泗已在白人社區(qū)中贏得了充分的尊重，移民署的官員并沒有認真查看。

檢查官W.A.布雷熱寫道：“毫無疑問，該申請人多年來一直是，現(xiàn)在仍是一位商人，一位本市鄺泗公司的成員。該公司有三家不同的商號，每家商號都有中國古董、日本古董以及藝術(shù)品的充足貨源。證人的證言表明，他是一個守信用的商人，作為上述公司的成員，本署對他非常熟悉。”

對于一個有時候用馬糞把商品做舊、并誘使帕薩迪納的主婦們支付更高價錢的人來說，這種詭計并不難。鄺泗和鄺庸試圖證實新的“兒子們”的存在時，他們意識到文件兒子的計謀則更為可行。1910年，從點頭村回來時，在安琪兒島滯留期間，鄺庸突然宣布他在中國有兩個兒子--鄺銘光（十三歲）和鄺銘龍（八歲）。兩年后，鄺泗告訴一位檢查官蒂茜在中國見過的他的第一個妻子楊氏死了--這是事實。他繼續(xù)說道，她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嬰，出生幾天后就死了，還有一個兒子鄺宏，是1881年出生的，鄺泗向當局聲稱就是他到達美國的那一年。在關(guān)于鄺泗所謂的孩子們所進行的提問和回答的旁邊，移民官員在每一行都劃上了明顯的斜線。鄺泗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再也沒有提到過宏。1917年，資料顯示鄺庸的“兒子”，銘光和銘龍已經(jīng)“死”了。

對多數(shù)人來說，地震后的這些面談一直作為一種改變生活經(jīng)歷的手段。鄺泗和鄺庸都報告說他們在中國的妻子以及他們的母親雪英都裹了腳。假如鄺泗和他弟弟的妻子都是裹了腳的，那么為什么不說其他股東的妻子都裹了腳呢？那些“股東”和他們一樣窮，希望有一天移民署能夠允許他們把這些出身高貴的妻子帶來。一個小小的過失，但確實是表露心跡的過失。家族歷史和社會地位只需幾個精心挑選的字眼就能改變。

到了1910年，鄺泗公司成了唐人街最大的商店，而鄺泗本人正如理查德?懷特所說的，“幾乎成了一個十足的美國化的中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