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校、臺大與大陸大學的區(qū)別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學生時代是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教師時代曾做過北大代理校長和臺大校長，他對大陸的大學與美國名校、臺大的區(qū)別曾有過一些偏激卻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培養(yǎng)的也是螺絲釘；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培養(yǎng)的是人才。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也比較像職業(yè)學?；蚣夹g學院；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培養(yǎng)的是獨立研究獨立思考的領袖人才。大陸的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很像是在開店開公司；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則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學術殿堂。在美國和臺灣，大部分的社會變革和進步都是由學校和民間的知識分子推動；在上海，知識分子是這樣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著上海市政府做，知識分子讀書只不過是為了賺錢、結(jié)婚、傳宗接代而已。這也不奇怪，叢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這樣呢?！?

    “圍墻”所防范的最大敵人，正是獨立、自由、公平。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認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就是獨立和超越：“做事從個人利益考慮，作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為學者卻不能這樣。比如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么致富，不能說你在北大，就只想著怎么讓北大致富。學者要看得更遠，超越身份，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嚴肅學者的態(tài)度。”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這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名句，也是當時清華大學的校訓。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導的北大精神則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個從個體的角度進行強調(diào)，一個從整體的角度進行強調(diào)，互為彌補。

    這其實也正是我們個人對心態(tài)開放、打破圍墻的核心追求。

    作為一個較早回來的“海歸”，我個人認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區(qū)別很大，不在于體制、文化，不在于人口眾多等國情，更不在于個體的素質(zhì)、天賦的差距，關鍵在于教育體制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的心態(tài)，并不適應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時代變化，進而才有不合適的教育體制，最后導致了一個全方位的惡性循環(huán)。

    心態(tài)開放者面對學生，會用疏導、引導、輔導的方式來使學生成才，因為這是個個性成長、多元成功的社會；心態(tài)保守者，則會使用堵、封、灌輸?shù)慕逃椒ǎ@正是計劃體制教育的表現(xiàn)。

    心態(tài)保守者會喜歡建圍墻，設“禁區(qū)”，使學生孤立在社會之外。因為擔心學生遭遇“黃毒”，干脆沒有性教育；怕教師和學生價值觀出現(xiàn)問題，干脆行政支配專業(yè)和教學；怕學生不“長進”，干脆用一元化價值觀灌輸，甚至要求他們循規(guī)蹈矩，上課“認真聽講”，埋頭筆記，下課“刻苦鉆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獨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