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樂是如何"既是自己又成它物"的？特倫斯·霍克斯在其《那個莎士比亞式的拉格泰姆音樂》(That Shakespeherian Rag)中，曾經回答過這個問題。這個回答既快言快語，又深奧微妙：

　　我們只有邁出歐洲的海岸，才能看見完全不同的闡釋觀。它將允許……把文本理解為……各種相互沖突的、通常也是相互矛盾的潛在闡釋的競技場。……我手到擒來的抽象模型當然是爵士音樂了，它是美國黑人向有關作者權威或作曲家權威的歐洲中心論觀念發(fā)起的挑戰(zhàn)。……在這種語境下，就闡釋與其對象的關系而論，闡釋不是寄生的，而是共生的。它的作用不再僅限于對作家或作曲家的藝術提供服務，或挖掘意義，或大肆慶賀。恰恰相反，闡釋構成了爵士音樂家的藝術。(Hawkes, 1986：117118)

　　特里·霍克斯本人就是爵士樂鼓手，他在南威爾士(South Wales)一帶的酒吧和俱樂部聲名顯赫。他沒有把這種爵士樂形象漫不經心地說成批評。他說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有一個大膽的幻想，那就是，爵士樂作為美國本土的蜜餞，對于創(chuàng)造性的再呈現(representation)和再闡釋(reinterpretation)，都有著令人不安的擔當，因而也為未來的文學批評觀提供了模型。"(Hawkes, 1986：125)他從杰弗里·哈特曼的大膽幻想中獲得了啟示：

　　批評是重要的美國本土藝術，就其最寬泛的意義而言，也是僅有的美國本土藝術。有關美國藝術缺乏原創(chuàng)性的抱怨，都忽略了這一點。對于全部"既定"結構形態(tài)(包括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審美結構)予以回應、即興利用、"耍弄"、再創(chuàng)造、綜合和闡釋，所有這些在本世紀和先前的世紀，都歷史性地派生了跨越大西洋的模型，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所有這些可能都會迫使我們承認，批評使得我們全都變成了美國人。(Hawkes, 1986：118)霍克斯的主營業(yè)務既非爵士樂，也非美國，盡管他對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他也關切通俗文化與高級文化的關系。異乎尋常的是，作為專門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他對通俗文化與高級文化的關系的看法具有濃烈的爵士樂特色。他認為，把莎士比亞從通俗文化和口頭文化拔高到高級文學藝術，是一種矮化，甚至是一種墮落：

　　莎士比亞戲劇是英語世界通俗文化的主要范例。從這一點看，它們(指莎士比亞戲劇)四百多年來逐漸萎縮為全球敬畏的高級藝術。莎士比亞戲劇的功能是將自己文化的內在張力予以口頭上的外在化。由此看來，它們(指莎士比亞戲劇)萎縮成了神圣的書面文本。(Hawkes, 1986：86)

　　他說得對極了。文化政治的世界已經顛三倒四，不成樣子。好在有一個著名的英語教授，他在贊揚通俗文化，在使用"萎縮"之類的詞語，描述通俗文化是如何通過經典化變成高級藝術的。

　　不過他對全球敬重的《圣經》的懷疑，還是對的。"莎士比亞效應"(Shakespeare effect)最終波及《哈佛商業(yè)評論》(HBR)。該期刊是哈佛商學院的"行政教育"期刊，全神貫注而又客觀理智。但在2001年5月，它派員采訪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盧姆(Harold Bloom)，并發(fā)表了"給比爾·蓋茨--還有你--開列的閱讀書目"為題的專論(HBR，2001)。書目只有四項(當然，每一項都包括眾多沒有提及的子項，比如戲劇、詩歌等等)：

　　莎士比亞：全集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愛默生：《散文集》(提到了六種)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

　　布盧姆對于莎士比亞畢恭畢敬：

　　我們可能想了解的有關我們自己的一切，都能在莎士比亞那里一一找到。他輝煌地創(chuàng)造了自己，也創(chuàng)造了我們大家。有史以來，在所有語言里，他都是最優(yōu)秀的、最富創(chuàng)意的、最具認知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作家。此外，他還是一位演藝人員。(HBR：64)《哈佛商業(yè)評論》擔心，不是所有的經理人都能這樣深入地理解莎士比亞，于是給布盧姆提出一個中肯的問題：

　　《哈佛商業(yè)評論》：從文學的角度看，好像你肯定是一位"優(yōu)秀"讀者。不過，不是每個讀者都能在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那里看到你所看到的東西。你能否告訴我們的讀者，如何才能更好地閱讀？

　　布盧姆：對于更好地閱讀，并不存在唯一的正確方式。不過，我的確相信，教會人們更好地閱讀，還是可能的。那方法基本上就是用一部作品衡量另一部作品，盡管評價最好還是留下，不必說出。今天，做出評價需要標準，這標準就是莎士比亞。在英語中，我們真的再也不可能找到別的標準了。(HBR：65)對話的邏輯是這樣的：

　　問：如何"更好地閱讀"莎士比亞？

　　答：去讀莎士比亞。

　　比爾·蓋茨從這個懶惰的同義反復的建議中有何收益，沒有記錄可尋，但是，布盧姆沒有說完，他還要對通俗文化指手畫腳：

　　通俗文化肯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幸的是，如今美國沒有通俗藝術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個國家沒有反諷感。……相形之下，偉大的文學幾乎總是反諷性的。莎士比亞是所有時代的反諷大師。(HRB：66)

　　《哈佛商業(yè)評論》的總編蘇西·韋勞佛(Suzy Wetlaufer)在同期期刊上，就同樣的話題，撰寫了一篇社論《開卷式管理再議》("OpenBook Management, Revised"，HBR：12)，它顯然也不帶任何反諷之意。它主要是支持布盧姆的，因為"他開列的閱讀書目在《哈佛商業(yè)評論》的職員中引發(fā)的爭論比平時的爭論總數還要多"。盡管如此，這篇社論的結語是："我還應該再加一句，某些編輯給那些想要通過文學獲得啟迪的經理們亮起了紅燈。一言以蔽之，他們說'不'(dont)了。"

　　"因為文學真正關切的是人類生存條件的模糊性，它似乎會危及商業(yè)經理人的活力，商業(yè)經理人必須始終保持對于行動的偏愛。"執(zhí)行編輯尼克·卡爾(Nick Carr)解釋道。巧得很，他就是從哈佛拿到文學碩士學位的。"手不釋卷地閱讀驚悚讀物，更為保險。驚悚讀物至少可以分散當天的壓力。忘掉深層精華(deep stuff)吧。閱讀湯姆·克蘭西(Tom Clancey)、羅伯特·勒德拉姆(Robert Ludlum)或杰弗里·艾徹爾(Jeffrey Archer)的所有作品。"不過讀它們，也要讀《哈佛商業(yè)評論》。(HBR：12)文化戰(zhàn)爭似乎尚未終結：布盧姆要在裔族上清除所有文化，只留下純潔的莎士比亞；那位執(zhí)行編輯覺得文學可能會影響制定決策的行動人的"活力"。這便是高級文化"疏離"通俗文化的陳腐形式：文學批評家懶得理睬美國商業(yè)人員的文化特質(無論什么問題，答案都是莎士比亞)，編輯則過于關心特質(活力、行動、壓力)，絲毫都不信任"深層精華"(deep stuff)。

　　有人會說，或許在莎士比亞和當代通俗小說作家之間存在某種共同性。這種說法，雙方均不認可。阿爾弗雷德·哈貝奇20世紀40年代的民主化洞視已經人為忘卻。應該記住，哈貝奇曾經說過，莎士比亞是"是為品質觀眾寫作的品質作家。莎士比亞的偉大發(fā)現在于，品質是穿越社會等級，垂直滲透的，而不是在上流的社會、經濟和學術的層面上，沿水平方向擴展的"(Hall and Whannel, 1964：66)。在布盧姆那里，"品質"變得越來越窄，而不是越來越寬。既然它從來都不在不同的"經濟"和"學術"層面上，沿平面延展，就不必擔心它會在"大眾"和"階級"之間垂直滲透了。哈貝奇曾經把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通俗戲劇視作"極端非民主時代的民主制度"(Harbage, 1941：11)，他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通俗戲劇方面的民族見識上充滿樂觀主義，但這種英勇的、充滿想象力的樂觀主義，已經"萎縮"(借用霍克斯的詞語)成了一道奇觀：一位內急的批評家打著莎士比亞的旗號，往商業(yè)的游泳池里酣暢淋漓地撒了一泡尿。

　　品質民主(democracy of quality)的信心的喪失，意味著斗爭學派已經奄奄一息。盡管如此，與此同時，哈貝奇的民主化思想戰(zhàn)線依然在文化研究中影響卓著。如上所言，霍爾和惠恩奈爾顯然站在作為通俗藝術而非嚴肅藝術的爵士樂一邊。他們還談及"通俗藝術與嚴肅藝術還沒有徹底勞燕分飛的新媒介(比如電影)"(1964：8485)。換言之，盡管對商業(yè)文化或大眾文化感到懷疑和恐懼，這一思想戰(zhàn)線還是樂意在通俗文化作品及其受眾中尋求莎士比亞式的品質(Shakespearean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