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華語

　　(400715，重慶市，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唐高宗為何謀廢武后，載籍所述均語焉不詳，時至今日學界對此鮮有論及。（不少學者的相關論述雖提到此事，但多是一筆帶過。另韓昇先生《上元年間的政局與武則天逼宮》一文［《史林》2003年6期］，間接涉及高宗謀廢武后，對史實有所考訂，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則未暇深究。又劉健民先生《上官儀謀廢武后事件考析》［趙文潤、劉志清主編《武則天與偃師》第39頁，歷史教學社1977年12月版］對此事原委有所分析，他以上官儀為事件主謀，并認為謀廢武后失敗是"高宗性格不夠堅強"，"對武則天并非無情"等，對有關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唐人劉肅《大唐新語》卷二《極諫第三》載：武后"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nèi)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新唐書》卷七六《則天武皇后傳》、卷一○五《上官儀傳》，所載同此。）然而武后如何"威福"，在哪些事情動輒"掣肘"高宗，使"高宗不勝其忿"，史無明文。從今天可知的史實考察，至少有以下幾件：

　　1.王皇后，蕭淑妃的慘死。王、蕭廢為庶人后，被囚于別院，高宗明知冤枉，曾去看望，并呼"皇后、淑妃安在？"且許諾"朕即有處置"，而結果是"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妃骨碎！'數(shù)日而死，又斬之。"（《資治通鑒》卷二○○）行事如此狠毒殘忍，未免過分，不可能不在高宗心中留下陰影。

　　2.元老重臣的處置。武后既立，標志高宗與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重臣在政治上的決裂。武后對反對她的元老們誓必斬盡殺絕，高宗則堅持貶官削爵而止。顯慶二年（657）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圖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褚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明顯是欲加之罪，高宗沒任何猶豫，即貶韓瑗振州刺史，來濟臺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禇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二○○）顯慶四年（659）四月，許敬宗誣長孫無忌謀反，"請收捕準法"。高宗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后世將謂朕何！"盡管許敬宗引前朝故事作為殺害無忌的依據(jù)，并恐嚇說："無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也只是"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于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資治通鑒》卷二○○）高宗不僅給無忌以生的機會，而且給予從二品官揚州都督（雖然只是個空名），并在生活上按一品優(yōu)遇，畢竟他是無忌力爭才坐上皇帝寶座的。然事僅隔數(shù)月，就有許敬宗派人于黔州逼無忌自縊，柳爽、韓瑗則遭斬決，并"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資治通鑒》卷二○○）顯然這一切都是武后策劃的，與高宗本來的意圖大相徑庭。

　　3.李義府的貪贓枉法，肆無忌憚。武后的堅定支持者右相（中書令）李義府，"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高宗委婉告誡他："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宜戒之！"李義府不但不請罪，反而"勃然變色，頸、頰俱張"，竟然質(zhì)問高宗"誰告陛下？"高宗回答他："但我言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而李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心里完全清楚，李義府在自己面前敢于這樣囂張傲慢，是背后有武氏庇護撐腰，作為一國之君他很難忍得下這口氣。

　　其實，武后"掣肘"的過程，也正是高宗權力被侵蝕的過程。史載顯慶四年（659）七月許敬宗逼死長孫無忌，和他有牽連的有關人員如柳奭等被斬決后，八月壬子（初八），上年被貶普州刺史的李義府便重新回到朝廷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同月"乙卯（十一日），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無忌妻舅，曾拜戶部尚書、益州大都督長史等職）貶永州刺史，于志寧（在立武后事件中騎墻）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資治通鑒》卷二○○）面對這一切，特別是"政歸中宮"，高宗未必能甘心。

　　史籍又載：顯慶五年（660）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資治通鑒》卷二○○）從文字表面看，好像武后干政，是高宗有病主動讓權。然此事可疑。高宗的"風眩"（《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作"風疾"），現(xiàn)一般認為是高血壓、糖尿病，這在今天也只能控制，難以痊愈，何況在1300多年前，哪能很快就好。既"頭重"到"目不能視"的地步，表明病得不輕。然而不過三四十天，"（十一月）甲寅（十七日），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初五），畋于長社，己卯（十三日），還東都"。（《資治通鑒》卷二○○）又不到三個月，即龍朔元年（661）"三月，丙申朔，上與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資治通鑒》卷二○○）再半月之后，即發(fā)任雅相等各路大軍"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并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二十九日），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冬，十月，丁卯（初五），上畋于陸渾，戊申（十月無戊申，似應為戊辰），又畋于非山；癸酉（十一日），還宮。"（《資治通鑒》卷二○○）委政事武氏之后數(shù)月間，既打獵，又觀軍樂，還要率軍出征（又是武后抵制才罷），活動如此頻繁，這不像是一個"頭重"到"目不能視"的重癥病人所為。"頭重"如何騎馬？"目不能視"怎么打獵？可見將政事委武后，不是"處事皆稱旨"（實際上是處不少大事不稱旨），而是另有隱情?；蛘呤?，既然事實上已經(jīng)"政歸中宮"，不得已給予承認；或者是以退為進，拭目以待的韜晦策略；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細察高宗在此事前后的幾項重大決策，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蛛絲馬跡。

　　1.親自選人任朝中各部門正副首腦。如龍朔二年五月，遷御史大夫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戶部尚書），在此前后又"以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太常卿），劉祥道為司刑太常伯（刑部尚書），上官儀為西臺侍郎（中書侍郎），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左庶子），凡十余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新唐書》卷九五《竇德玄傳》）按正常程序，選人當先由吏部提名，中書擬旨，門下審核，然后下詔；時（顯慶四年八月--龍朔三年四月）李義府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現(xiàn)越過吏部直接由皇上提名，而所選之人，都與武后無甚瓜葛，意味著什么，應當是不言自明。

　　2.令太子定期審察各部奏事并處理日常事務。龍朔三年（663）十月，"詔太子每五日于光順門內(nèi)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資治通鑒》卷二○一）顯慶五年（660）已將政事委托武后，現(xiàn)又讓太子視事，這明顯是分散權力。其時太子李弘年僅十一歲，實際運作當然只能由屬官代勞。而那時的太子左右中護（左右庶子）郝處俊、樂彥瑋，前者富有"遠識"，"志存忠正"（《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后者"公清"，"權臣獨抗"（《舊唐書》卷八一《樂彥瑋傳·贊曰》），都是不依附武后的，高宗作這樣的安排，自然有其深意。

　　3.整頓宰相班子，最具重要意義。顯慶四年（659）武后向最后一位反武顧命大臣長孫無忌下手時，居宰執(zhí)者除長孫無忌外，還有李勣（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于志寧（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許敬宗（中書令）、辛茂將（兼侍中）、許圉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5人。無忌既廢，于志寧亦因擁立武后態(tài)度曖昧而被免職，元老重臣除支持武后的李勣外，其余全部清除干凈；而許敬宗、辛茂將、許圉師都是武后的人。（許敬宗是武后得力干將，辛茂將是其副手，誣陷長孫無忌便是二人一起操作的。見《通鑒》卷二○○顯慶四年七月。又《新唐書》卷3載：龍朔元年九月，"及皇后幸李勣、許圉師等"。特地突出皇后，亦見武氏對李、許的信賴與期待。）高宗顯然不愿武后之黨獨霸相位，于廢黜無忌的次月，便以"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并知政事"（《資治通鑒》卷二○○），任、盧當是高宗可以信賴的。（任雅相兩《唐書》無傳，龍朔元年四月高宗欲親征高麗，以任為前鋒主力，足見對其倚重，以為宰執(zhí)，當與此有關，見《通鑒》卷二○○。盧承慶深受太宗賞識，歷任雍州別駕、尚書左丞，兩次遭禇遂良構陷，貶簡州司馬，是高宗親自將他召回朝廷委以重任的，史稱其"忠清文行"，也不是見利忘義之徒，見《舊唐書》卷八一本傳"史臣曰"。）可是當年八月，被貶普州的李義府又回到朝中"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鑒》卷二○○），宰相成員中武后勢力仍占絕對優(yōu)勢，所謂"自是政歸中宮矣"，就是針對這種態(tài)勢而言的。不久（同年十一月）辛茂將去世，自然規(guī)律，無可奈何，不必多言，然而接著的是顯慶五年（660）六月，有"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調(diào)失所免官"（《資治通鑒》卷二○○）之事發(fā)生，這便有些令人生疑。"科調(diào)"有度支郎中具體負責，"失所"并沒造成嚴重后果，作為尚書又同中書門下三品，最多負領導失察責任，就因此免官，未免小題大作。對比顯慶三年（658）十月李義府因"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多樹朋黨，傾動朝野"而不過問，經(jīng)中書令杜正倫揭發(fā)，竟以"大臣不和，兩責之"貶為普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二○○），那便不可同日而語了，個中隱秘無疑暗藏高宗與武后權力控制的較量。龍朔二年（662）二月，任雅相卒于軍中，宰執(zhí)中又無高宗可以依靠的人，于是高宗果斷地做了幾項重要決定：第一，龍朔二年（662）八月，"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知西臺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知中書事）"。（《資治通鑒》卷二○一）品級升了（中書令正三品，太子少師從二品），實際權力則虛，雖仍知西臺事，但不管具體事務，明顯是削權。第二，同年十月，以"西臺侍郎陜?nèi)松瞎賰x同東西臺三品"（《資治通鑒》卷二○一），實際上是接替了許敬宗。同月將幾個月前才升為左相（侍中）的許圉師"詔特免官"。（《資治通鑒》卷二○一）第三，龍朔三年（663）四月，將正月方升為右相的李義府"除名，流嶲州"。（《資治通鑒》卷二○一）第四，麟德元年（664）八月，"以司列太常伯（吏部尚書）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御史大夫）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戶部尚書）檢校左相"。（《資治通鑒》卷二○一）這幾項決策，提升的都是高宗親自選擇之人（上官儀、劉祥道、竇德玄），打擊的盡為武后之黨，意圖何在，自是昭然。

　　麟德元年十月，此時宰相成員中除許敬宗尚保留一個名義外，其余武后的支持者已經(jīng)清除盡凈，朝廷各部門也早已安排了高宗可以依賴的大臣，反擊的時機到了，于是"厭勝"之事被揭發(fā)，高宗決心采取行動，廢棄武后，種種跡象顯露，此事早在謀劃之中，"厭勝"不過是導火線而已。

　　關于"厭勝"，事涉宮中穢跡，載筆向來簡略，留下一些疑點，有必要詮釋。所謂"厭勝"，是古代迷信以為能用詛咒制勝。武后為何"厭勝"？針對何人？高宗為何因此立即決心廢后？其時武后公開的強大政敵既已誅殺殆盡，殘存的敵對勢力武后可以隨心所欲任意處置，哪用得著借助神力！如果說是對潛在敵人，此時既沒暴露，詛咒也沒有具體目標。日人原百代認為是驅(qū)逐廢后王氏和蕭淑妃的幽魂，被高宗誤會"一定想咒死朕！"（［日本］原百代著、譚繼山譯《武則天》2冊224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版）這真小看了武氏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說武氏害怕幽靈報復，且不說此前，試看她日后的行事，不僅是對政敵，就是異母兄弟、同胞姊妹、至親乃至自己的骨肉等，只要被認為妨礙她掌權，一律殺無赦，何止百千，她哪怕什么鬼魂，相信報應。現(xiàn)在阻礙著她獲取最高權力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高宗，所以高宗以為"一定想咒死朕"，不是誤會，而是政治博弈本身的無情；正因如此，才使高宗勃然大怒，立即下決心，找人密謀，廢除武后。顯然，此事是高宗親自策劃的，事前作了精心部署，絕非一時之忿。

　　然而廢后流產(chǎn)了，原因何在呢？時賢幾乎一致歸結于高宗軟弱，不夠堅強，深愛武后，對武后并非無情。然細讀史料，發(fā)現(xiàn)所謂軟弱、愛情說，大有可疑，似宜探研。

　　說高宗軟弱，始自太宗?！顿Y治通鑒》卷197貞觀十七年十一月載：太宗下令選良家女以實東宮，時高宗為太子，派人代為辭謝。于是"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同卷貞觀十八年四月又載：太宗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由上可見，太宗說高宗懦弱的依據(jù)，一是給他女人不敢要，不像"吳王恪英果類我"；二是不像太宗年輕時敢于不"循常度"，心狠如狼?？磥硖诒M管治國成功，但治家失敗，確非偶然。諺云：知子莫如父。而太宗則是太不了解他的兒子了。高宗不貪女色，"循常度"嗎？他敢于和他父親的姬妾偷情，僅此一端，足證他色膽包天，"常度"在他眼里一文不值。這是本質(zhì)，其他都是假象。史稱高宗"幼而歧嶷端審"（《舊唐書》卷四《高宗紀》），就是說有足夠的聰明，一點不弱智，行事穩(wěn)重謹慎。他在兩位兄長太子承乾和魏王泰謀取繼承皇位的斗爭中，看似超然，無所作為，其實是坐山觀虎斗，穩(wěn)收漁人之利，可謂大智若愚。試看他的偽裝，魏王泰恐太宗立晉王治，對晉王治說："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就這樣一句話的威脅，便嚇得魂飛魄散，"憂形于色"，引起太宗注意，經(jīng)多次追問，才吐出實情，不動聲色，不露形跡，非常自然地牽出承乾，將李泰的狠毒野心徹底揭露，一下就把李泰打倒了。（《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四兩撥千斤，恰到好處，這才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卷三《謀攻篇》）

　　關于高宗"昏懦"、"庸懦"，趙文潤先生有《唐高宗"昏懦"說質(zhì)疑》專文辯正（牛致功、趙文潤《隋唐人物述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4月版），言之鑿鑿，不再重復。想著重強調(diào)的是，高宗即位幾年間，即取得史家稱道的"永徽之治"，所謂"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這該不是昏懦之君所能做到的。他在立武氏為后的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多么的大，他敢于排除各種障礙，豈是懦弱之人所敢為。當然此時他有許敬宗，李義府等少數(shù)朝臣支持，但許、李輩不管從哪方面講都根本不能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顧命大臣相較。史載當高宗猶疑不決之時，是李勣一句話"此是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讓高宗開竅，"上意遂決"。（《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其實，"幼而歧嶷"的高宗當然明白所謂"家事"、"外人"之說根本站不住腳，皇后母儀天下，怎是"家事"？長孫無忌是高宗親舅，哪是"外人"？而高宗一聽此言，即下決心立武氏，是他摸清了李勣在此事上對他的明確支持。李勣自高宗被立為太子之日起，即任太子詹事兼左衛(wèi)率，是東宮的最高軍政長官，在高宗的隨身衛(wèi)隊中有重要影響，永徽間曾任左仆射，此時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與長孫無忌同為三公，無論政治、軍事才能及影響都足以與長孫無忌抗衡。實力從來是政治博奕的堅強后盾，有李勣支持，便不怕長孫無忌等生事，于是當機立斷，可見高宗并非不英果，的確端審。至于他以后為武后所制，權力傾斜，則另有原因，是力量對比發(fā)生了變化，絕非個性使然，這在后面將深入具體論述。
另外說到情和愛，高宗對武后當然是有的，否則就不會不顧巨大阻力立她為皇后。不過情和愛都是相對的，也不是永恒不變的。高宗對王皇后和蕭淑妃也曾有情，深愛過，還不是說變就變。封建帝王在兩性問題上對女方的要求主要是情欲和傳宗接代，誰能在這兩方面給以最大滿足，誰就能得到寵幸，也就是帝王的情和愛。武氏正是以她少婦的成熟風情和日本人原百代所謂的"閨房技巧"而取得高宗歡心的。（《武則天》2冊第40頁）劉肅《大唐新語》卷2《極諫第三》載："始，則天以權變多謀，高宗將排群議而立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1麟德元年記："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重點號為筆者所加）劉肅是唐人，記皇帝老祖母的丑事有顧慮，難免含蓄，司馬光是宋人，就沒有那樣的思想負擔，故將"權變多謀"具體化為"屈身忍辱，奉順上意"，可謂畫龍點晴。面對不利形勢，忍性堅忍，韜光養(yǎng)晦，等待機會，正是武氏的高明?！顿Y治通鑒》卷199永徽五年（654）記她對王皇后的行動策略："武氏巧慧，多權數(shù)，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shù)稱美于上。未幾大幸。"之后，則不遺余力中傷、誣陷王皇后，及至置之死地，這是高宗親眼所見，親身所歷。如今，相似的境遇落到他自己身上了，武后"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舉動，必為制掣肘。高宗不勝其忿"。（《大唐新語》卷二《極諫》第三）武后掣肘高宗，前面已經(jīng)論及，所以，如果說高宗對武后深情有愛的話，那也是昨日黃花，"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全唐詩》卷五三九，李商隱《錦瑟》）考察武后的生育情況，也可見高宗對武后感情事實上的轉(zhuǎn)移。從永徽初（650）到顯慶元年（656），五六年間，武后產(chǎn)三男一女（安定公主、李弘、李賢、李顯），足顯高、武的激情熱戀，然自此之后，至龍朔二年（662），六年后才有李旦，激情遽去，昭昭然。

　　然而，謀廢武后最終流產(chǎn)了，癥結究竟安在？按《大唐新語》卷2所記：高宗找上官儀謀商廢后，是"密召"當屬絕對機密。宮禁之內(nèi)，帝王平時言行都是秘密，不能外泄，泄則有罪。貞觀間，侍中王珪就因"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一九四）武后也曾派人告柳奭"漏泄禁中語"而使柳貶榮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大臣尚且如此，一般宦官將皇帝廢后的絕密泄漏，豈不是死罪。但在高宗"左右"就偏有人不顧殺頭"馳告則天"，可見武后早在高宗身邊埋伏有線人。則天"遽訴"，帝王所在，警衛(wèi)何等森嚴，哪能任人輕易闖進；任何晉見，都得事先通報，并得允許，皇后也不能例外，除非發(fā)生了非常意外事變，像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玄武門殺死建成、元吉后，派尉遲敬德擐甲持矛直闖李淵跟前（按唐律，御前帶刀是死罪），李淵一見就知大事不妙，立即宣布以秦王李世民為太子，令諸軍并受秦王處分，方得保全自身平安，否則誰能保證不會血濺龍袍，楊堅父子之事未必不會再次發(fā)生?，F(xiàn)在武后不受阻攔直闖高宗跟前，讓高宗措手不及，表明高宗的警衛(wèi)對于武后已經(jīng)不起絲毫作用，高宗的貼身護衛(wèi)也完全被武后收買了。再說武后"遽訴"，絕不會是她一人前來，必定帶有大批隨從乃至武裝人員，不然，身為萬人之上的皇帝憑什么怕她一人之下的皇后，竟"恐其怨懟"，乃至昧著良心說"此并上官儀教我"。結果，上官儀被殺，還牽連一大批無辜，高宗在現(xiàn)實面前低下了高貴的頭，是他的"左右"即親信宦官出賣了他。而收買競爭對手親信為自己效命，正是武后克敵致勝的有效戰(zhàn)略戰(zhàn)術。當年她還只是昭儀，為獲寵幸而打擊王皇后、蕭淑妃，就是對王身邊"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于上"，因而如愿以償。（《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禇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可見武后的情報網(wǎng)不獨在宮中，外朝也有，乃至禁軍?！顿Y治通鑒》卷203光宅元年（684）載："有飛騎十馀人飲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勛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獄。言者斬，馀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此事雖發(fā)生在高宗去世之后，然武后情報網(wǎng)之遍布則在此之前便已措置就緒當無疑義。

　　宦官刑余之人，卑微低賤，向為封建士大夫所不齒，然其能量，不容忽視。日人原百代有精辟論述："沒有宦官，后宮就沒有辦法生活。"宦官屬內(nèi)侍省，"內(nèi)侍負責在天子退朝后，將天子的命令以口頭傳給宰相。內(nèi)侍自然也就掌握了實權"。"宦官是后宮生活舞臺的劇務，也是后宮的原動力。"（《武則天》1冊第81、83頁）武后控制了宦官，也就控制了后宮的一切，當然使高宗感到恐懼，為了保全自己，讓人當替罪羊，是古今政客慣用的伎倆，不足為奇，但集中反映了高宗廢后的徹底失敗，而其失敗之由，關鍵正在于重視了政治上層，而忽視了其底層，正是士人不齒的隨身親信背叛，導致高宗謀廢流產(chǎn)。"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后（或謂'帝坐于東間，后坐于西間'），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資治通鑒》卷二○一）從此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諺云：天無二曰，國無二王。而唐代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稀奇事，這是高宗廢后失敗對當時政治的影響及意義。如何評價，靜待高明，非本文之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