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

　　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有很多種說法。有的說成三皇五帝時期或西周初年，那時佛教尚未創(chuàng)立，顯然是佛教徒哄抬佛教、自高身價的不實之詞。學術界采納的說法有以下兩種：

　　1． 秦始皇時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1說：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赍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釋利防等"。梁啟超認為可信，秦始皇與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同時，阿育王派遣256名宣教師赴各地傳教，可能有人來中國。王仲犖演其說，指出："北天竺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元年）舉行佛遺教的第三回結集，會后分命眾僧，各攜結集之佛典四出傳教，因此秦始皇時有沙門到達咸陽，并非沒有可能。由于當時中原地區(qū)開始接觸佛教，對它了解不深；同時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也還沒有感到可以利用佛教來統治人民的迫切需要，因此佛教沒有傳播開來。"（《魏晉南北朝史》下冊第804-80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說："禁不得祀明星出西方。"日本藤田豐八《東西關系史研究》一書認為："不得"若釋為"不許"，與"禁"字犯復，因而"禁不得祀"和"明星出西方"各是一句，"不得"是"佛陀"（Buddha）的異譯。

　　2． 兩漢之際

　　東漢初期明帝感夢遣使求法一事，被認為是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正式標志。關于此事的最早記載見于東漢末年的牟子《理惑論》，說：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他問起群臣，傅毅解釋道："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明帝于是"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氏）寫佛經四十二章。……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張騫是西漢武帝時期的人，早于東漢明帝一個半世紀以上。為了彌補漏洞，后出的一些文獻把他換成蔡愔，又冒出了天竺僧攝摩騰、竺法蘭隨同他一起來洛陽并譯出《四十二章經》的情節(jié)，還說遣使在永平七年（64），三年后回國。這些說法撲朔迷離，引起中外學者的疑問。日本鐮田茂雄指出："第一，感夢遣使這事本身就非常奇怪。楚王英信仰佛教是明確的，而且明帝做太子時就和楚王英很接近了，因此明帝理應早已知道佛教的存在。說他因夢而始見佛，這是不能成立的。……第三，求法傳說中所列舉的秦景和王遵等，在別的文獻上未有出現，歷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個疑問。第四，關于替明帝解夢的萬事通傅毅，明帝時他還是個少年，不可能在朝廷做官。再者，當時和西域還未正式互遣使者。"（《簡明中國佛教史》第12-1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但此前已有佛教初傳漢地的記載。《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說：在西漢末年的哀帝元壽元年，即公元2年，大月氏貴霜王朝的使者伊存來長安，曾為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妒勒f新語》劉孝標注和《魏書·釋老志》都引用此文，只是《魏書》作博士秦景憲。上述楚王英，是明帝的異母弟，建武十七年（41）封王，11年后就國。明帝說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漢書》卷42《楚王英傳》）因此，明帝感夢遣使求法的說法，經過刮垢磨光，依然能體現歷史真實的一面。

　　二、漢地最早僧侶

　　東漢政府禁止?jié)h人出家，只允許西域來華人士信奉佛教。關于漢地最早出家的僧侶，北宋贊寧《僧史略》卷上說："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劉峻出家事，見于偽書《漢法本內傳》，不足憑信。一種說法認為東漢嚴佛調是見于記載的第一個漢地出家人，但《歷代三寶記》稱他為清信士，可見是在家居士。當時戒規(guī)不完備，漢人信奉佛教只以剃發(fā)和俗人區(qū)別，未舉行正規(guī)儀式，故嚴佛調不能算作正式出家僧侶。漢地最早的受戒出家僧人，是三國時期曹魏潁川人朱士行。嘉平二年（249），中天竺僧曇柯伽羅來曹魏首都洛陽，建立羯摩法，創(chuàng)行受戒，朱士行才正式剃度為僧人。

　　漢地最早的尼姑是西晉人凈檢，俗名仲令儀。凈檢祖籍彭城（江蘇徐州市），父仲誕曾任武威（甘肅武威市）太守。凈檢常為大家閨秀教授琴書，聽僧人講法有所警悟，遂請求出家。凈檢等24位婦女，從來華罽賓（克什米爾）僧智山剃發(fā)受戒，在洛陽宮城西門建立竹林寺，作為修行處所。進入東晉，凈檢等四人請胡僧曇摩羯多建立戒壇，受具足戒，正式成為比丘尼。

　　三、佛教典籍的翻譯

　　《四十二章經》被說成是最早譯出的佛經，但有人認為是經抄性質的書，即據譯出的多種佛經抄撮其大意而拼湊的佛教基本讀物?！端氖陆洝穫魇烙袃蓚€本子，一個說成是漢明帝時中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在洛陽白馬寺翻譯的，一個是三國時大月氏僧支謙在東吳翻譯的。來華譯經的胡僧基本上以國名為姓氏，如東漢時期的安世高（安息國）、支婁迦讖（大月支[氏]國），三國兩晉時期的康僧會（康居國）等。初期譯文不能準確表達原意，不得不吸收中國的思想和術語去附會佛經原文，因而被稱為"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出三藏記集》卷11引《比丘大戒序》）對于佛教典籍翻譯做出巨大貢獻的僧人，當推道安和鳩摩羅什。

　　道安（312-385），俗姓衛(wèi)，常山扶柳（河北冀縣）人。他不懂梵文，同胡僧合作，譯出佛經百余萬言。曾撰《綜理眾經目錄》一卷，已佚，是漢地第一部佛經總目。關于翻譯，他總結出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指譯文失真，具體是：中文和梵文，句式順序顛倒，譯文須調整；梵文質樸，為傳播考慮，譯文須文雅；梵文啰嗦，不斷以散文、韻文重復相同意思，譯文須刪除。三不易指翻譯艱難，具體是：既要求真，又要合俗；佛學深奧，不易領會；去古久遠，無從考證。他主張直譯，力求存真。道安還認為當時漢僧取法名依師為姓，姓氏五花八門，而"大師之本，莫尊釋迦"（《高僧傳》卷5《道安傳》），就建議一律姓釋，遂成為制度。

　　鳩摩羅什（343-413），父天竺人，母龜茲人。鳩摩羅什七歲開始學習佛經，九歲隨出家為尼的母親移居罽賓，12歲返回龜茲。382年，前秦將領呂光攻打龜茲，俘獲鳩摩羅什。次年淝水之戰(zhàn)，前秦失敗進而亡國，呂光在涼州（甘肅武威）建立后涼政權，鳩摩羅什在這里居住十六七年。401年，后秦攻打后涼，將他迎到長安，遂在這里翻譯佛教典籍，訓導僧徒。他并未遵守戒律，后涼主呂光強迫他娶龜茲公主為妻，后秦主姚興贈給他十個妓女，他辯解道："如蓮花生于臭泥之中，只采蓮花，勿取臭泥。"（《高僧傳》卷2《鳩摩羅什傳》）他組織門徒譯經，共譯出35部294卷。他的譯文準確流暢優(yōu)美生動，在僧俗間廣泛流傳，如《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等等，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中國佛教史上，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合稱四大譯師。

　　四、 格義

　　漢僧對于佛經中的外族思想、名詞、概念感到陌生、費解，就以中國文化去比附、解釋，這種做法叫格義。例如：把"真如"翻譯或解釋為"本無"，把"涅槃"翻譯或解釋為"無為"，把"禪定"翻譯或解釋為"守一"，把五戒比附為五常等等。格義的代表人物是竺法雅。他見漢僧"并世典有功（通解世俗學術），未善佛理"，就"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高僧傳》卷4《竺法雅傳》）"經中事數"指佛經中的事項、概念常冠以數字，如四諦、五陰、六道、八正道等。"外書"指世俗書籍。格義使佛教思想便于中國僧人理解接受，但難免走樣，因而招致一些僧人的批評。般若學說由于利用玄學術語，對物質和精神的關系產生理解分歧，形成六家七宗（本無家本無宗，代表人物道安；本無家本無異宗，竺法深、竺法汰；即色家，支遁[支道林]；識含家，于法開；幻化家，道壹；心無家，支慜度、竺法蘊、道恒；緣會家，于道邃）。鳩摩羅什譯出大乘中觀著作，其弟子僧肇批評六家七宗的佛教玄學化說法，才糾正了對佛教的錯誤理解。隨著佛教的發(fā)展，人們對佛理研究逐步深入，格義隨之廢棄。

　　五、 僧人西行求法

　　為了確切理解佛教，漢僧奔赴西域、天竺求法取經。最早西行的漢僧是朱士行。甘露五年（260），他遠征11700里，抵達于闐（新疆和田），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經》，就抄寫90章，于太康三年（282）派弟子送至洛陽，由于闐僧無叉羅和河南居士竺叔蘭譯出。朱士行在于闐共23年，以80歲高齡去世。朱士行之后，西晉有竺法護、僧建的西域之行。

　　第一位到達天竺并取回大批佛教典籍的漢僧是法顯。法顯（？-約422），俗姓龔，平陽郡武陽（山西襄丘）人。隆安三年（399），他約了幾位僧人從長安出發(fā)，穿戈壁，翻雪山，歷盡艱險，到達天竺。13年后，他攜帶大批典籍，由海路回國，所乘商船遇暴風，漂泊三個月到達爪哇，再乘商船打算在廣州登陸卻漂到青島嶗山。他在建康（江蘇南京市）與佛陀跋陀羅合作，譯出一批經律。他還將求法經歷寫成《佛國記》一卷，又名《法顯傳》。其中記述穿越戈壁的艱難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之枯骨為標識耳。"法顯之后，西行求法取經的著名人物有智猛、曇無竭、惠生、宋云等。

　　六、 僧人的著述

　　僧人著述最突出者是僧肇和竺道生。僧肇（384-414），俗姓張，京兆（陜西西安市）人。他的論文《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不真空論》、《涅槃無名論》，被后人合為《肇論》一書。此外，尚有《維摩經序》、《長阿含經序》、《百論序》等等。他批判了般若學六家七宗的說法，使佛學擺脫玄學的影響，建立起中國中觀宗的理論體系。

　　竺道生（355-434），俗姓魏，祖籍鉅鹿（河北鉅鹿），寓居彭城（江蘇徐州），從僧人竺法汰出家，故以竺為姓。他的著作有《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凈土論》、《頓悟成佛意》、《維摩經義疏》等等。他的特殊理論有兩點。一是頓悟說，認為人們對佛教的領悟不必漸漸積累，可以飛躍，立即到位。由于他率先立論，引起當時佛教界對頓悟、漸悟展開爭論，并對唐代禪宗、華嚴宗的成立產生影響。二是眾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說。當時譯出的佛經中沒有這個說法，他根據眾生同一佛性的命題，邏輯地推導出不具信心、斷絕成佛善根的一闡提迦也是眾生，當然也能成佛。佛教界不同意這個說法，后來，新譯《涅槃經》由北方傳入建康，其中有這個說法，大家才佩服他的高明。竺道生擅長講演，人們傳說他在蘇州虎丘山龍光寺講法，理論精湛，說理透徹，使得頑石點頭稱是。

　　七、 僧人的佛教實踐

　　東晉僧人慧遠（334-417），俗姓賈，雁門樓煩（山西崞縣）人。他游方到江西九江廬山，先后住西林寺、東林寺30年，從不出入市廛，達官貴人來訪，送客時足跡不過寺旁的虎溪。元興元年（402），他在東林寺成立由僧俗123人組成的白蓮社，其中有名士劉遺民、雷次宗、宗炳等人，以及僧人慧永、慧持等東林十八賢，共同在阿彌陀佛像前發(fā)愿專念阿彌陀佛，以往生西方凈土。這是我國最早的法社。后代把這種組織又叫做僧社、香社、菩提社。東晉朝廷詔令僧人以俗禮拜見君主，以行使國家對僧侶的統轄權?；圻h撰寫《沙門不敬王者論》，認為出家人與世俗人不同，出家法也應該與世俗法不同，僧人朝見君主，依然如同平常一樣合掌致禮，不應像世俗臣民那樣跪拜。經過慧遠的反對，朝廷取消詔令意見。

　　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在南北朝時渡海來中國。他先到建康，和梁武帝交談，機緣不契，遂于正光元年（520）來河南嵩山少林寺，從事禪觀實踐，從學者甚眾。他以《楞伽經》為心要，提出二入四行的禪法。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要求舍偽歸真，屬于理論思考，行入要求去欲修行，屬于宗教實踐。四行是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報怨行針對過去，認為過去的種種惡業(yè)，必定得到與之相應的苦惱果報。隨緣行針對現在，主張對于各種苦樂遭遇，應以無我的觀點對待，不必計較得失。無所求行針對未來，把三界看成如同火宅一般，應求出離，不加貪著。稱法行指依照佛法觀照修行，即與性凈之理相應，達到行無所行的自然境界。這種禪法以壁觀法門為中心。他面壁而坐，終日默然，長達九年，因而有壁觀婆羅門之稱。這種禪法曾長期地影響著中國的佛教界。后來禪宗成立，法門與此迥乎不同，但依然奉他為東土初祖。

　　八、 佛教學派紛紛出現

　　南北朝時期，一些義學沙門專門研究某部經典，形成學派。有毗曇?guī)?、成實師、三論師、攝論師、十誦律師、涅槃師、地論師、四論師、四分律師、凈土師、楞伽師等等。這些學派為隋唐佛教宗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