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說理散文

　　說理散文的寫作，體現(xiàn)出作者的邏輯思維水平和辯論能力。佛教對于事物的繁瑣細密的分析，和佛教邏輯學(xué)--因明，對士大夫說理散文的寫作，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近人錢基博先生比較了韓愈和柳宗元的文章，認(rèn)為他們崇奉的學(xué)說不同，因而所寫的文章在技巧上也有高下之別。他說："韓愈服膺儒者，而宗元兼通佛學(xué)，所為《龍安海禪師碑》、《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大明和尚碑》，談空顯有，深入理奧，難在虛無寂滅之教，寫以宏深肅括之文，其氣安重以徐，其筆辨析而肆；鉤賾索引，得未曾有；此固韓愈之所不屑為，而亦韓愈之所不能為者也。"（近人錢基博《韓愈志》第71頁）韓愈和柳宗元，在散文的成就方面，堪稱唐代的雙璧。一般地說，韓愈的散文以表現(xiàn)手法見長，讀者從中能較多地體會到美感，得到藝術(shù)享受；而柳宗元的散文以分析說理稱美，讀者從中能較多地體會到氣勢，見到它的深刻。這是由于他們各自所受教育的不同和氣質(zhì)的不同所造成的。韓愈是一位文學(xué)家，而柳宗元除了是一位文學(xué)家外，還是一位理論家，因為他除了具備韓愈的條件以外，還比韓愈多懂一門佛學(xué)理論。

　　唐代士大夫中，受到佛教影響，寫出宏篇巨制的說理散文的，當(dāng)推李師政。李師政在唐高祖時期當(dāng)過東宮學(xué)士，后來歸依佛教，拜著名僧人法琳為師，成為在家居士。他站在法琳一邊，積極參加還擊傅奕反佛的斗爭。他所寫的《內(nèi)德論》，就是這一斗爭的產(chǎn)物?！秲?nèi)德論》約一萬二千字，在說理散文中，篇幅最為可觀。全文由三部分組成，第二部分《通命》和第三部分《空有》，都是闡述、發(fā)揮佛理的文字。第一部分《辨惑》，是批判傅奕反佛言論的文字。

　　《辨惑》共有十條，針對傅奕的佛出西胡、周孔不言、毀佛譽道、比佛妖魅、昔有反僧、比僧土梟、譏毀須發(fā)、泥種事泥、有佛政虐、無佛民和等十種說法，逐一加以辯駁。我們不妨摘引一段，來看看它的邏輯性和辨析力量。

　　李師政先擺出傅奕"昔有反僧"的說法："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眾。"緊接著反駁道："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鄰有逆兒，而逐己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yǎng)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眾，非云集于一邑，實星分于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guān)河，無征發(fā)之威權(quán)，有憲章之禁約?？v令五三兇險，一二闡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于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dāng)?shù)，雷同梟獍之黨，構(gòu)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dāng)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guān)尼父之失；皂服為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玩嚚之性，而不遷于善，非是經(jīng)開逆亂之源，而令染于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伯]夷、[柳下]惠，而身行[夏]桀、[盜]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yīng)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茍黨于沙門，至于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愿深矣。"（《廣弘明集》卷14）

　　李師政的這段話講了五層意思：

　　第一，傅奕以歷史上曾有僧人造反，就主張將唐初的二十萬僧人全部取締，這個說法缺乏分析，站不住腳。古代有叛臣、叛民，不必因此而一概廢棄當(dāng)今的順臣、順民；同樣，不能因為過去曾有過反僧，就因噎廢食，取締當(dāng)今的所有僧人。

　　第二，僧尼出家，目的在于修持佛教，而絕不是為了造反。不能因為其中有個別惡劣分子，就把所有僧尼都看作是惡劣分子，或把佛教看作是產(chǎn)生劣跡的淵藪。

　　第三，僧人散處在全國各地，有山川形勢的阻隔，有國家政權(quán)的管束，即使有個別僧人謀反，也不會聚集成伙，造成威脅。

　　第四，佛教持戒、勸善，連微小的身心過失都提倡防范，個別僧人犯法，是與這一主張背道而馳的，原因在于自己冥頑不化，沒有接受佛教禁戒，當(dāng)然責(zé)任應(yīng)由自己負擔(dān)，與佛教本身毫不相干，正如儒生有罪，不能歸咎于孔子和儒教一樣。

　　第五，對人應(yīng)作分析，人是分等次的。世俗中有亂臣賊子，佛教中也有惡劣僧徒，這不必諱言。自己雖深信佛教，但絕不會與僧人無原則無是非地加以勾結(jié)，并且一直懷著愿望，清除不法僧人，使佛教純潔、精粹，發(fā)揚光大。

　　可以看出，李師政這段話，思路清楚，邏輯嚴(yán)密，無懈可擊。這當(dāng)然得力于佛教的思想方法。

　　針對著傅奕"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的說法，李師政援引史實，指出傅奕"專構(gòu)虛言，皆違實錄"以外，還進而指出："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他因而得出結(jié)論："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廣弘明集》卷14，《內(nèi)德論·辨惑一》）這個說法，高屋建瓴，顯示出李師政比傅奕站得高看得遠。

　　傅奕反佛，用了很多謾罵的字眼。李師政引用過的有"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廣弘明集》卷14，《內(nèi)德論·辨惑一》）法琳所引更詳細，有"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此外，還有說佛是"胡鬼"，僧是"禿丁"，佛經(jīng)是"妖胡浪語"，戒律是"邪戒"等等。（《廣弘明集》卷11，傅奕《上廢省佛僧表》，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傅奕語）謾罵是不理智不文明的行為，往往是辯論一方理論力量不足，才感情用事，乞救于污穢的語言，企圖以聲勢震懾對方，壓倒對方，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李師政并沒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是顯得心平氣和，頗有風(fēng)度，柔中有剛，絕不讓步。他先說自己皈依佛教之前，"篤志于儒林"，"措心于文苑"，不了解佛理，有很多糊涂認(rèn)識，接著說："太史令傅君，又甚余曩日之惑焉。"他擺出傅奕的論點后，往往說："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或"此其未思之言也"，"此又不思之言也"。在逐條批駁中，他針對傅奕關(guān)于佛教"有之為損，無之為益"的說法，連連感嘆："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傅奕要廢棄于國有益的佛教，"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傅奕這樣做，"亦何傷于佛日乎？但自淪于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廣弘明集》卷14，《內(nèi)德論·辨惑一》）佛教認(rèn)為貪、瞋、癡三毒是阻礙眾生成佛的主要因素，應(yīng)該用戒、定、慧三學(xué)加以破除。李師政正是以定破瞋，故能不像傅奕那樣跳梁怒罵，而能境地平和，安重以徐；正是以慧破癡，故能不像傅奕那樣片面和不作分析，而能思路敏捷，辯才無礙。大乘佛教將三學(xué)發(fā)展成為六度，即加上了布施、忍辱、精進。李師政正是在精進精神的指導(dǎo)下，奮起護法，以諍而止于無諍的。

　　從以上這些事例可以看出，佛教縝密細致的思想方法，給予士大夫以深刻的影響，使他們的頭腦變得周密復(fù)雜起來，他們比起不受佛教影響的士大夫，所寫說理散文顯得細密深刻，奔放浩蕩，具有強烈的理論力量和邏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