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出家法賴以提出的社會根源

　　士大夫為什么只能采取在家出家法呢？難道一旦真正出家，任何實際利益都要失去嗎？那些佛教領袖不是比袞袞諸公還要炙手可熱，那些著名僧人不是贏得了幾乎全社會的普遍尊敬嗎？

　　明人胡應麟寫道："唐羽流（道士）還俗，率顯榮；而緇流（和尚）還俗，多偃蹇，如賈島、周賀之類，窮厄終身，較為僧但多發(fā)耳。"（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4）他能指出這種現(xiàn)象，是很可貴的，但他沒有探討問題的實質，為此，我試做分析以作為狗尾續(xù)貂。

　　有唐一代，儒釋道三家并存。這三家既是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tài)，又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社會勢力。就它們?yōu)榉饨ńy(tǒng)治服務來說，三家鼎立，缺一不可。但它們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斗爭。尤其是佛教，同時還和李氏朝廷、封建國家存在著矛盾和斗爭。三家的社會地位，在朝廷看來，是有區(qū)別的。李唐統(tǒng)治者為了神化自己的統(tǒng)治，認道教祖老聃李耳為自己的祖先，規(guī)定道先佛后，道教便幸運地占據了名義上的優(yōu)勢，列于佛教之上。道教是中國的國產宗教，有一定的民族基礎，但在服藥長生方面，往往露出破綻，理論也相當差，一直為佛教界所蔑視。唐初佛道辯論，道教徒往往被佛教徒問得張口結舌。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僧人慧乘問道士李仲卿說："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為更無大于道者？"李仲卿回答道："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大于道者。"慧乘又問："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于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于道者？"李仲卿認為是這樣?；鄢私又f："《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云更無法于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于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于道者？"李仲卿回答："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別法能法于道者。"慧乘說："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李仲卿答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慧乘問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李仲卿答："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慧乘說："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于天，天即是地。然地法于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這里，僧人僅僅以邏輯和概念的關系為出發(fā)點，徐徐深入，步步為營，就弄得道士難以招架，狼狽敗陣。李仲卿當場"周慞神府，抽解無地，忸赧無答"。（唐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唐高宗時，僧靈辯又挫敗道士方惠長，還嘲笑說："黃冠（道士）暫逢緇服（和尚），不覺心迷。"（《集古今佛道論衡》卷?。┑搅颂坪笃?，佛教界還是看不起道教的理論，僧宗密說："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時一度空劫，云虛無混沌一氣等，名為元始，不知空界已前，早經千千萬萬遍成住壞空，終而復始。故知佛法教中，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說。"（唐釋宗密《華嚴原人論·斥偏淺第二》自注）

　　唐太宗時，僧人法琳為了改變佛教受壓抑的地位，甚至冒著大不敬的風險，指出皇室李氏出自鮮卑族，是陰山貴種，本姓達闍達，譯為漢語即為李，而不是出自隴西老聃之李。他還編了一則具體的情節(jié)，說老聃的父親姓名為韓虔字為元卑（利用諧音攻擊其人寒蹇，是天字第一號的卑賤貨），是個獨眼瘸子，終生窮困，娶不起妻，72歲時和鄰居家的老婢女私通，懷上老聃竟連分娩用的床都沒有，只好在李子樹下生出來，故冒姓為李。這種污穢的謠言使唐太宗很難堪，法琳也差一點喪命，然而道先佛后的地位卻沒有動搖。

　　唐玄宗崇道抑佛，使士大夫在處理同佛道二教的關系方面出現(xiàn)了一些波動。賀知章原來崇奉佛教，他和其他士大夫同僧道亮交游，"同心慕仰，請問禪心"（《宋高僧傳》卷8《唐越州云門寺道亮傳》），同僧玄儼"具法朋之契"（《宋高僧傳》卷14《唐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同僧曇一"并為師友"。（《宋高僧傳》卷14《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但他晚年在唐玄宗崇道抑佛精神的感召下，信仰和舉止都發(fā)生了變化。他轉而崇奉道教，號四明狂客，用道教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人。李白回憶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殿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全唐詩》卷182，李白《對酒憶賀監(jiān)二首》序）唐玄宗天寶三年（744），賀知章86歲，"上表乞為道士還鄉(xiāng)"。唐玄宗批準后，他即于正月初五啟程回會稽。唐玄宗親自賦詩送行，并詔令公卿大臣在京師長安東門為他餞行，"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唐詩紀事》卷17《賀知章》）

　　唐代統(tǒng)治者對道教的功利主義政策，既保證了道教的社會地位，又保證了道教徒還俗后的政治待遇。"韋渠牟本道士還俗，至唐宰相"（《詩藪》外編卷2），確實很顯榮。

　　然而道教的發(fā)展，依然遠遠比不上佛教。道教徒也有轉而加入佛教的。武則天依靠佛教制造輿論而完成改朝換代的大業(yè)，就抬高佛教的地位，規(guī)定佛先道后。道士杜乂順應這一形勢，請求棄道入佛。武則天親自批準，把他安排在神都洛陽的佛授記寺中，法名叫做玄嶷。這位新手由于沒有僧齡，在佛教界地位甚低，武則天甚至破天荒賜他夏臘（僧齡）三十年，使他"頓為老成"。（《南部新書》戊部）

　　與道教占據了名義上的優(yōu)勢同時，佛教占據了實際上的優(yōu)勢。佛教是舶來品，經過幾個世紀的發(fā)展，雖然已變成了中國的文化，但仍被視為夷狄，往往在嚴夷夏之防中不那么理直氣壯。傅奕認為佛教是"妖胡浪語"，應該"退還天竺"。（《廣弘明集》卷11，傅奕《上廢省佛僧表》）李翱認為佛教是"夷狄之術"，"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唐李翱《李文公集》卷4，《去佛齋》）佛教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利害三半。佛教以勸善的說教來教育臣民服服帖帖地接受朝廷的統(tǒng)治，逆來順受，不要造反，收到所謂陰助教化、調御人天的效果。佛教發(fā)展了大批教徒，占有大量田產，在分割利益時，同統(tǒng)治者爭奪剝削對象。佛教的基本主張，有很多和儒家沖突，特別在出世入世方面是這樣。當統(tǒng)治者需要佛教"利"的一面時，佛教就有了發(fā)展的方便條件，其宗派領袖和貴族僧侶就有了顯赫的機緣。佛教的經濟實力雄厚，上層僧侶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利益當然是很可觀的。佛教發(fā)展越快，僧眾越多，就越不稀罕，越不值錢。佛教發(fā)展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危害國家的利益，影響到財政收入；再加上僧侶和官吏的勾結以及左道害政，統(tǒng)治者就越來越警惕地看到它的"害"的一面，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限制或打擊。儒家和道教對佛教的斗爭，使佛教發(fā)展的波浪式過程愈益加劇。處于發(fā)展低潮時，佛教徒會受到異己力量的嘲笑否定；處于發(fā)展高潮時，也不能擺脫這種遭遇，只是程度稍微緩和些而已。

　　儒家學說是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傳統(tǒng)文化，經過各個時期的充實和發(fā)展，成為統(tǒng)治集團經邦濟世的理論和民眾為人處世的準則。儒家學說為全社會所必需，它的存在是不成問題的。士大夫既奉儒家學說為圭臬，又作為安身立命的社會支柱。崇佛的士大夫中，即使是陷得很深的，絕大多數(shù)仍是以儒家學說為思想主導的。儒家學說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賦予士大夫一種社會使命感。崇佛的士大夫沒有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不贊成佛教和其它宗教的士大夫，更有一種舍我其誰的積極用世精神。崇佛而保持住士大夫的身份，可以被視為高逸、曠達、瀟灑；真正削發(fā)為僧，徹底失去士大夫的身份，那便意味著逃避社會責任，顛倒了公私進退顯隱的關系。如果安分守己地當僧人，也未嘗不可；如果還俗，要想顯榮，只能加入士大夫的行列中，走科舉經濟的道路。且不說在成功者寥寥的這個龐大隊伍中，又加入了這么一些競爭者，即以還俗僧在為人處世方面的反復無常來說，也為士大夫所非議、所不齒。因此，對于僧人還俗，士大夫是另眼相看的。僧人還俗，多數(shù)只能落個窮厄終身的下場。

　　五代人孫光憲所著《北夢瑣言》卷3記載：唐末，張策由僧人還俗，參加科舉考試。主考官趙崇非常鄙視他，說："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于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他堅決表示："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同書卷10記載：僧鸞原是個有才華而不檢點的士大夫，不堪作為舉子。薛能勸他放棄科舉，出家為僧。出家后，他曾入京師當文章供奉，結識了一批士大夫，特別為賜紫柳玭大夫和租庸使張濬所器重。柳張二人極力夸獎他，說他可大用。二人說他可大用，是指作為僧人可大用。他卻乘機還俗。還俗后，柳張二人對他的態(tài)度與以前迥乎不同，對于他的來訪，一個"鄙之而不接"，一個"亦拒之"。這兩個還俗僧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

　　有的人不是僧徒還俗，而是地地道道的士大夫，因為和僧人交往過多，或走僧人門徑而獲利，也會受到士大夫的冷遇。陳岵為《維摩經》作注，通過供奉僧進奉朝廷而當上刺史，受到左補闕劉寬夫的抨擊。（《舊唐書》卷153《劉寬夫傳》）韋昭度通過承恩僧人潛結宦官而當上宰相，被人們指責為"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北夢瑣言》卷6）甚至有位士大夫，退朝后去一位朋友家，見有僧人在座，立即憤憤而去，后來批評這位朋友說："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太平廣記》卷499，《衲衣道人》條引《國語》）如果僧人的號與儒家沾點邊，也會受到奚落?！兑蛟掍洝肪?說：僧人有取號為文章大德的，"夫文章之稱，豈為緇徒設耶？""儒有經傳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楊炯集》卷1，《臥讀書架賦》），一生孜孜以求的，無非名利二字。薛能就坦白地表示："還應笑我功名客，未解嫌官學大乘。"（《全唐詩》卷561，薛能《題平等院》）因此，士大夫對于世俗利益，是不忍割棄的。當他們目睹到只有少數(shù)上層僧人，由于政治的需要，禮儀式地享有高位，而絕大多數(shù)僧人并不能如此走運，還俗后困厄屯蹇，世俗利益就要完全失去，還會受到冷遇，遭到白眼，他們當然不愿自覺地置身于這種社會壓力之下，于是在家出家就成了最恰當?shù)姆绞健?/p>

　　這一點，蕭瑀表現(xiàn)得很典型。他曾請求出家，唐太宗允許后，他卻立即反悔，說："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唐太宗十分生氣，下詔予以嚴厲的指責和處分。詔文說：

　　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馀軌，襲亡國之遺風（他是佞佛皇帝梁武帝的后裔）。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于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俱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舊唐書》卷63《蕭瑀傳》）

　　這實際上是逼著蕭瑀出家，來洗刷自己"全無悛改"之過。盡管這樣，他還是不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