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奚、契丹兩族，唐代稱為兩蕃。唐朝建立后，兩族內(nèi)附，唐廷在當?shù)卦O置府、州，任命其首領為都督、刺史。武則天時，朝廷和契丹關系破裂，契丹發(fā)動叛亂，朝廷進行鎮(zhèn)壓，中原一方損兵折將，契丹則多次侵入內(nèi)地。此后，契丹時附時叛；奚有時內(nèi)附，有時叛歸契丹。唐玄宗時，"奚既破傷，殆無遺噍（jiào，活人）"（張九齡《張曲江集》）卷8，《敕幽州節(jié)度使張守珪書》）；而契丹正處于大賀氏部落向遙輦氏部落轉變的原始社會末期，勝兵四萬多，私有制和階級開始萌芽，建立政權正在醞釀之中。契丹為了掠奪財物，擴大地盤，不斷寇邊內(nèi)侵；加上作為奴隸主階級先驅(qū)者的軍事貴族在醞釀建立政權時期的擴張野心，唐的民族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唐朝對于契丹的強悍缺乏正確的估計，誤以為"契丹馀孽"（《張曲江集》卷8，《敕幽州節(jié)度張守珪書》），"孤弱"、"殘蕞（zuì，小）"。（《張曲江集》卷8，《敕幽州節(jié)度使張守珪書》）唐玄宗執(zhí)政初期，發(fā)動過對奚、契丹的戰(zhàn)爭，沒有成功。后來，他對契丹的經(jīng)常性抄掠，采取克制態(tài)度，《敕幽州節(jié)度張守珪書》說："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茍非大敵，不勞我?guī)?quot;（《張曲江集》卷8）；《敕平盧使烏知義書》說："委卿重鎮(zhèn)，安輯兩蕃。"（《張曲江集》卷9）唐玄宗還多次以下嫁公主的政治聯(lián)姻手段，來締結同奚、契丹的友好關系。契丹這時雖然在醞釀建立政權，但由于自身發(fā)展狀況的限制，還不可能建立獨立的國家，于是，不依附唐朝，就依附唐的宿敵突厥。契丹依附突厥后，受盡剝削，權衡利害，又轉而附唐。唐玄宗《敕契丹王據(jù)埒、可突干等書》說："卿頃年背誕，實養(yǎng)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又來，又何智也。""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他布置邊將做好安置工作，"務依蕃部所欲"。（《張曲江集》卷8）同時，唐玄宗下《敕突厥可汗書》，警告道："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鏑，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張曲江集》卷11）唐玄宗羈縻奚、契丹，可以牽制和孤立突厥，保障中原安全，同時，也有利于奚、契丹的社會進步和本族利益。然而奚、契丹屢次叛唐，唐玄宗不勝其忿，多次予以譴責。在給奚族首領的敕書中，他說："朕于諸蕃，含養(yǎng)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恩"（《張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歸國書》）；"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張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書》）在給幽州、平盧軍鎮(zhèn)兵將的敕書中，他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yōu)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反咬一口），名雖人類，實甚豺狼"（《張曲江集》卷8，《敕幽州節(jié)度使張守珪書》）；"兩蕃殘賊，馀類僅存，朕嘗懷撫柔，冀其遷善，而數(shù)年之內(nèi)，謀叛相仍，信是梟鴟，固非人也。"因此，他勉勵軍士們說："頃者所以列置軍鎮(zhèn)，遞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張曲江集》卷9，《敕平盧諸將士書》）安祿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元二十九年（741）由幽州（治今北京市）調(diào)到鄰近奚、契丹的營州（治今遼寧省朝陽市），擔任營州都督、平盧軍使、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jīng)略使。對奚、契丹的所謂"押"，其含義并非要將兩族從肉體上消滅，而是懷柔、羈縻、監(jiān)視、防范，以及還擊其侵擾，這是唐玄宗對待奚、契丹政策的全部內(nèi)容。

　　我們先看看安祿山的主要履歷。起初，他只是個諸蕃互市牙郎，由于通曉東北多種民族語言，負責邊地各族貿(mào)易。接著，在幽州節(jié)度使張守珪手下任捉生將、偏將、衙前討擊使。開元二十四年（736）任平盧討擊使、左驍衛(wèi)將軍。開元二十八年（740）任平盧軍兵馬使。次年所任職的具體情況，上段剛剛提到。天寶元年（742）分平盧別為節(jié)度，他任平盧節(jié)度使。天寶三載（744），兼任范陽（幽州）節(jié)度使、河北采訪使。天寶七載（748），由柳城縣開國伯晉爵為柳城郡開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赦免死罪。天寶九載（750），晉爵為東平郡王。次年，兼云中太守、河東節(jié)度使。當時全國共設九個節(jié)度使職務，他兼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zhèn)節(jié)度使。天寶十三載（754），加尚書左仆射，賜實封千戶。

　　安祿山和奚、契丹打過的大仗，見于記載的只有兩次，都失敗了。開元二十四年（736）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討叛，恃勇輕進，損失慘重。唐玄宗認為他"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寇，挫我軍威"，鑒于他也有勇斗誅殺之功，而寇戎未滅，欲收其后效，故而"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張曲江集》卷9，《敕幽州節(jié)度張守珪書》）天寶十載（751），他發(fā)兵六萬討契丹，被殺傷略盡，自己也差點喪命。次年又發(fā)兵二十萬打契丹，因內(nèi)部矛盾，不進而班師?？梢娝能娛虏拍懿⒉蛔吭?。

　　史書記有他以奸詐手段誘殺奚、契丹事。唐人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說他"常誘熟蕃奚、契丹，因會，酒中實毒，鴆殺之，動數(shù)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杜f唐書》卷200上《安祿山傳》說："前后十馀度欺誘契丹宴設，酒中著莨宕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shù)十人。"《新唐書》卷225上《安祿山傳》則說用這種辦法"先后殺數(shù)千人"。《資治通鑒》卷216竟說成"動數(shù)千人"。愈是后出的說法，人數(shù)次數(shù)都愈多，無疑含有不實的成分。廓清這些成分，現(xiàn)在已有困難，但至少這一情節(jié)的嚴重程度是值得懷疑的。其一，一般地說，對于同樣的事情，上當受騙不過兩三次，為什么奚、契丹經(jīng)常上當而不覺悟？其二，武則天時，營州都督不賑濟契丹饑民，不尊重其酋長，契丹就殺他而叛，占領營州，一直打到今河北境內(nèi)。既然安祿山打不過奚、契丹，奚、契丹為什么不對他的奸詐誘殺罪行進行報復？其三，民族間的仇隙短期內(nèi)根本無法彌合，為什么安祿山軍隊中有奚、契丹壯士八千余人和契丹族將領孫孝哲等，都樂于為他賣命？因此，關于安祿山以奸詐手段誘殺奚、契丹的說法，無疑是由于他后來發(fā)動叛亂，名聲極壞，而眾惡歸焉所致。

　　史書上也有幾次安祿山獻俘的記載。這應該有兩種情況：其一是打勝仗所致，張九齡《賀奚、契丹并自離貳廓清有期狀》即說"安祿山復有殺獲"。（《張曲江集》卷14）此類情況當不少，從其立功部將的經(jīng)歷可以推知。例如：李忠臣"事幽州節(jié)度……安祿山"，"頻委征討，積勞至折沖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舊唐書》卷145《李忠臣傳》）；田承嗣任"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wèi)將軍"。（《舊唐書》卷141《田承嗣傳》）其二是安祿山執(zhí)行懷柔、羈縻政策的結果，將納款歸附者冒充戰(zhàn)俘送至內(nèi)地。即使古代民族間缺乏真正平等的關系，免不了打仗，也不會年年打、月月打，民族間的友好總還是日常性的活動?！栋驳撋绞论E》卷中指出：安祿山對諸蕃"潛行恩惠"，"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人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賜）以衣資，賞之妻妾"。他對于蕃人，"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為俘囚，暮為戰(zhàn)士，莫不樂輸死節(jié)"。這是在他叛亂后揭發(fā)他招降納叛、收買人心，卻曲折地反映出他作為節(jié)度使，代表唐朝廷在東北安輯、撫慰各族人民、特別是契丹人民的一面。同書卷上載玄宗封他為柳城郡公，下詔表揚他為"萬里長城，鎮(zhèn)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孫、吳"。"一心之節(jié)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內(nèi)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qǐsàng，磕頭）以輸誠。"唐玄宗封他為東平郡王，下詔說他"聲威振于絕漠，悍御比于長城"；"風塵攸靜，邊朔底（zhǐ，達到）寧（安定）"。唐玄宗所以破例封他為郡王，推許他為孫武、吳起那樣杰出的軍事家，把他處理東北民族關系的活動比作諸葛亮安輯南中蠻族時七擒孟獲、攻心為上那樣的業(yè)績，理由就在于他承擔押兩蕃任務后，忠實而全面地執(zhí)行了唐玄宗的旨意，對奚、契丹鎮(zhèn)撫并用，恩威兼施，從而解決了長期使唐玄宗頭疼的東北邊防問題，既保衛(wèi)了中原的民族安全，又安輯了奚、契丹人民，對于雙方都做出了貢獻。這是他的歷史功績，不必因為他最后犯下罪行而加以抹殺。史書已經(jīng)把這些功績泯沒殆盡，因而這里予以發(fā)覆、發(fā)微，就更顯得必要。

　　這樣就涉及一個問題，一位對唐朝國防事業(yè)作出貢獻的軍人，一千多年來一直被人說成是陰謀家、野心家，真相如何？《安祿山事跡》卷上說安祿山"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為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缎绿茣肪?25上《安祿山傳》說他"謀逆十馀年"。《資治通鑒》卷217說他"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皇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后作亂"。這些說法不僅年數(shù)不一致，而且與其它記載抵牾，于情理也不通。其一，安祿山?jīng)]有交代材料，別人也沒有揭發(fā)材料，如果"欲俟上晏駕然后作亂"，只能是他自己隱蔽甚秘的想法，史家言之鑿鑿，從何而知？其二，如果他在八九年前即制作了百萬計的朝服魚帶，難道一點也不會走露風聲？既然有大量工匠從事這種僭逆活動，"異志"已經(jīng)公開，何"陰"之有？再說新建朝廷是否需要百萬計高級官員專用的衣袍魚袋？屆時再作，不必遠道運往內(nèi)地更安全、更方便？其三，天寶十四載（755），"[宰相楊]國忠數(shù)以事激之，……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仆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馀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資治通鑒》卷217）可見密謀是在極小的范圍內(nèi)進行的，起兵前三個月才有異常跡象，人們都有覺察。他若謀逆十年，其蛛絲馬跡早就會被炒得沸沸揚揚，為什么采訪使向唐玄宗匯報他"公直無私"，負責查訪他是否造反的宦官對唐玄宗"盛言其忠"，連宰相李林甫也"順旨""言其美"？（《舊唐書》卷200上《安祿山傳》）其四，他起兵前一年，唐玄宗打算任命他為宰相，這和唐后期藩鎮(zhèn)節(jié)度使例帶同平章事頭銜那樣的使相，實質(zhì)和性質(zhì)都不同；但楊國忠反對，說："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他"恨不得宰相，頗怏怏"。（《安祿山事跡》卷中）可見他愿意入朝供職，遠離軍鎮(zhèn)和兵士，陰謀造反的人豈肯這樣？可見說他謀反十年，也是眾惡歸焉的作法所致。倒是唐人杜佑所說"祿山稱兵內(nèi)侮，未必素蓄兇謀"（《通典》卷148《兵典·序》），算得上中肯。安祿山雖是個桀驁不馴的武夫，卻未必是個老謀深算的野心家，只是在與楊國忠矛盾白熱化的時候才決定起兵并發(fā)展為叛亂的。

　　楊國忠是唐玄宗寵妃楊貴妃的再從兄，由于裙帶關系，受到重用，繼李林甫之后，久典樞衡。他對于安祿山輕視自己，十分惱火，又看到安祿山執(zhí)掌重兵，就依靠內(nèi)援，多次在唐玄宗面前造謠中傷，預言安祿山將要造反，并勾結哥舒翰，共同對付安祿山。安祿山雖然受到唐玄宗的信任，又在唐玄宗對下屬搞平衡術的作法下得到同等的保護，但已意識到與楊國忠一伙的力量和地利相比，自己處于劣勢，時刻有被殺的可能。天寶十三載（754），他在唐玄宗面前痛哭道："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jié)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安祿山事跡》卷中）他的處境已經(jīng)相當危險，看到唐玄宗親近楊國忠，很擔心對自己不利，隨時都有可能被使者宣旨賜死。他從京師回范陽后，"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wèi)然后見"。但照樣問候"天子安穩(wěn)否？"（《新唐書》卷225上《安祿山傳》）唐玄宗年事已高，一旦駕崩，他會失去靠山，難免成為砧板上的魚肉。次年，楊國忠加緊了攻勢，令門客"求祿山陰事"，指使京兆尹（首都市長）包圍安祿山在京師的宅院，逮捕安祿山所親善的李起等人，令侍御史暗地將他們處死，又將安祿山同伙吉溫貶為外官，想"激怒祿山，幸其速反"（《安祿山事跡》卷中），"以取信于帝"。（《新唐書》卷206《楊國忠傳》）安祿山知道后，上表自理，并奏陳楊國忠罪狀二十余事，這是他溫和手段的最后一招。雙方矛盾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玄宗懼其生變，遂歸過于京兆尹李峴以安之。"（《安祿山事跡》卷中）安祿山無疑會認為這是在偏袒楊國忠。他不懂漢文化，沒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因而也不懂得尊卑逆順道理，在對上級不滿時很容易采取貿(mào)然行動，于是便"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舊唐書》卷200上《安祿山傳》），率領十五萬士兵長驅(qū)而下。從情理上說，清君側是他當時起兵的真正目的。楊國忠的黨羽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安祿山俘獲，安祿山斥責他投靠楊國忠，"斬之以徇"（《資治通鑒》卷217），還說："國忠豈能更久！"（《安祿山事跡》卷中）楊國忠這時十分驚恐，以至于諸楊聚哭，由楊貴妃"以死邀帝"（《新唐書》卷206《楊國忠傳》），求得唐玄宗的保護。

　　安祿山采取了過火行動，而楊國忠是外戚，內(nèi)有楊貴妃相助，唐玄宗不再搞平衡術，完全傾向楊國忠一方。這體現(xiàn)在兩方面。其一，安祿山子安慶宗尚榮義郡主，在京任太仆卿，唐玄宗將他殺掉，以示與安祿山徹底決裂。其二，楊國忠在四川發(fā)跡，安祿山起兵后，他以劍南節(jié)度使的身份"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舊唐書》卷106《楊國忠傳》）潼關失守后，唐玄宗同楊國忠等逃往四川，固然有山川形勢、物產(chǎn)資源等原因，但也表明他對楊國忠的老窩毫無戒心。諸楊在馬嵬驛被士兵殺掉，唐玄宗不曾主動指使，事后也不怕落入楊國忠的勢力圈中，仍然逃往四川。當安祿山得知其子被殺后，大哭道："我有何罪，已殺我兒。"（《舊唐書》卷187下《張介然傳》）如果他起兵不是清君側，而是為了推翻唐玄宗，自己稱帝，他還有什么理由說自己無罪。其子被殺后，他知道與唐玄宗已處于無可挽回的對立狀態(tài)，極度的絕望和仇恨使他將清君側的目標擴大為全面叛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