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國民黨北伐軍占抵武漢，城內一時間隨時可見穿新式綠軍裝和戴大檐帽的將士。國民黨左派政府和少數(shù)共產黨人一起，企圖控制迅速發(fā)展而又難以駕馭的中國革命局勢。蔣介石則遠在東邊的南昌，自成一統(tǒng)。到1927年春，武漢成了中國革命運動的重地，但其內部卻正在分崩離析。

　　共產黨和國民黨———像若即若離的一對———都把他們的總部遷到武漢。

　　國民黨組織為毛澤東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別墅。［43］這所別墅原屬一位商人?；疑拇u墻隔開了大街的喧囂，裝飾著黑色豎板的房間圍成一個院子。

　　楊開慧從長沙搬來與毛澤東住在一起，她的母親也帶著毛澤東的兩個孩子來了，一住就是幾個月。另外一間臥室則給來自廣東的農民運動組織者彭湃居住。毛澤東甚至還有一間書房，他在書房里最終完成了關于湖南農民問題的文章。

　　毛澤東部分時間用來教課。在附近一家有紅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武漢分部，它仍然是國共兩黨聯(lián)合創(chuàng)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澤東在這里給來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學員講課。

　　毛澤東感覺到武漢的政治氣候在轉陰。陳獨秀教授并不喜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向導》上只發(fā)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報告———還有陳獨秀的否定性評價———發(fā)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戰(zhàn)士》上。

　　在武漢，毛澤東遇到了他在安源時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劉少奇，他們正在這個中國的第二大工業(yè)城市開展勞工運動，并認為毛澤東過于關注農民問題。

　　在共產黨內，毛澤東一直被認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評，現(xiàn)在他有些激進了，并且實際上很激進。他與國民黨為伍的日子即將過去。

　　緊張的生活并沒有使毛澤東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對峙于大江兩岸的龜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戀，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紀的黃鶴樓。毛澤東身臨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許是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中———當然沒有完全離開政治———再次尋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澤東填寫了一首古體詞：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他的思緒飛向了大自然，也飛向過去：

　　黃鶴知何去？

　　剩有游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4］

　　。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鄉(xiāng)村置于腦后？實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緒正遨游在另一個世界，臨江賦詩不過是一時的遣興。

　　毛澤東面臨的問題———中國南部農民運動的高漲及他如何著手———也是整個時代面臨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人們在一系列會議上爭論不休，毛澤東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與會者，因為他那已經(jīng)流傳開來的《報告》，涉及當時最棘手的問題。

　　然而，武漢政權的大多數(shù)領導者對湖南的革命熱潮還沒有清醒的認識。

　　當毛澤東最終講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國民黨的領導者驚動了。毛澤東要求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簡單，農民抗租不交），在國民黨的執(zhí)行委員會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員會上他都為此出力。

　　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講這番話時，可以明顯看到反對意見來自何方。湖南的軍官都是農民的剝削者，毛澤東一語中的，但這些軍官大都與國民黨親密無間。

　　在廣東，國民黨采取激進措施可能代價較小，但在北伐的過程中這樣做幾乎等于自取滅亡，因為在廣東為國民黨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員都擁有土地。毛澤東清楚他正處在與國民黨決裂的邊緣。

　　他嘲笑一位指責農民已經(jīng)被“簡直是赤化了”的軍事指揮官，他說：“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么國民革命!”國民革命的陣營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國的典型。毛澤東從韶山回來，堅信農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國應該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錯特錯了。

　　毛澤東以前在上海時的上司、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wèi)寫信給毛澤東，指責他是一位煽動叛亂者。甚至來自長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產黨人，毛澤東親自挑選他擔任湖南省國民黨組織的領導人———也告訴土地委員會，說毛澤東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會引起“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激烈斗爭”。［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