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鐵路的籌建 一、對列強覬覦鐵路修建權的抵拒 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鐵路修建權的覬覦，幾乎與他們在中國架設電線同步進行；清政府也常常把外國資本主義覬覦鐵路修建權之事，同洋商在中國架設電線一事聯(lián)系在一起，并加以反對。
早在1862年，被李鴻章稱為“外托柔和，內懷陰狡”的英國翻譯梅輝立，即在廣東“倡為由粵開鐵路入江西之議”。但經勘察，因“工程過大，事遂中寢”。①接著，1863年正當中外反動派攜手進犯太平軍占踞的蘇州時，以英商怡和洋行為首聯(lián)絡英、法、美三國27家洋行，通過上海關道轉請江蘇巡撫李鴻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蘇州間的鐵路權。他們認為乘此蘇州即將克服之時，提出這條“建筑鐵路權利的要求，實為一適當之時機”①。并隨即籌設“蘇滬鐵路公司”。李鴻章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偫硌瞄T作了“鐵路與發(fā)銅線，事同一律，萬難允許”的指示。李鴻章對此認識得更深刻和更嚴重些。他認為以俄國為開端的請架設電線，只限于天津通商口岸②，英、法、美“三國所覬覦者，在蘇州未通商地方，竟以開路為主；其用意似有深淺之殊，其關系亦有輕重之別?！彼岩?，“三國同聲造請，必有為之謀者，未必盡出于商人”。①他懷疑是從廣東來滬的梅輝立所“唆使”，這也就是說，這些洋行呈請筑路與他們的政府即官方意見有關，故必須給予重視和關注。后來歷史發(fā)展表明，李鴻章的擔心并非多余。
1864年，怡和洋行又邀請了在印度從事鐵路建筑的英人斯蒂文生來到中國。斯蒂文生為了適應英國在華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拋出了一個所謂綜合鐵路計劃。這個計劃主要內容：以漢口為中心，東行至上海，南行至廣州，西行經四川、云南等省直達印度；又從“東行”線之鎮(zhèn)江北行至天津、北京。這樣，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四個主要商業(yè)中心口岸，就將由鐵路溝通了起來：不僅內省腹地與沿海乃至海外聯(lián)系了起來，而且與西南方向的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也聯(lián)系了起來。從而“打開進入中國后門”。這理所當然地引起中國當局的疑慮，總理衙門將此計劃置之高閣。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快快地離開了中國。
然而，西方列強并未隨著斯蒂文生離開中國，而打消其侵奪中國鐵路修建權的企圖。1365年英商杖蘭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門外，鋪設了一條小鐵路，目的是開風氣，宣揚鐵路之利，以便減少阻力，達到侵奪路權的目的。此路不使用機車，是以人力推動的，但在當時仍引起轟動，當即被步軍統(tǒng)領“飭令拆卸”②。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筑淞滬鐵路之請，關道應寶時以“七不可”③加以拒絕。
如果說60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蘭德等外國商人以及鐵路建筑師和洋行老板等人，奔走在謀建中國鐵路的前列，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歐美各國政府及其在華代理人，已從幕后走上前臺，直接策劃侵奪中國的鐵路修筑權，或勸說清政府自行筑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實權仍操于外人之手。這以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shù)摹缎伦h略論》為其開端的標幟。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總稅務司赫德向總理衙門呈遞《局外旁觀論》，次年3月5日，英公使館參贊在其公使阿禮國授意下向總署呈遞《新議略論》。兩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諸多方面的問題，其中關于鐵路修筑問題，兩文認為這是清政府“應學應辦”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則說“做輪車以利人行”，對中外都有利益，再則說“各省開設鐵道飛線，……各國聞之無不欣悅”。④因為在中國“添設鐵路和電報，……對于在華自由發(fā)展外國貿易具有重大意義”①。正因如此，所以列強侵略者在1868年“修約”期屆之時，更加緊了活動，企圖將其攫取鐵路修建權的陰謀塞進“修約”條款之內?？偫硌瞄T奕忻預見及此，于1867年上奏清廷說：“明歲更議條約，彼必互相要結，強欲增入約內，……應若何先事規(guī)畫”，使其達不到目的，以社后患，飭“有地方之責者，請共商之?！雹诮又饔嘘P督撫大臣對此發(fā)表了見解。
其實，在此次之前，已經有過兩次討論。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請筑滬蘇、淞滬鐵路和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修建一條小鐵路之時，總署曾飭沿江海各將軍督撫對洋人筑鐵路之請，嚴加防范和峻拒并對此發(fā)表意見。總署認為，“山川險阻，皆中國扼要之區(qū)，如開設鐵路，洋人可以任便往來”，這與“盡東其畝”何異?、芴K撫李鴻章說：“鐵路費煩事巨，變易山川”，中國“斷不能允”。③其他如贛撫沈葆楨、粵督毛鴻賓多從有傷民間廬墓、奪民生計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響社會治安等方面反對之。
第二次是清廷于1866年4月將《局外旁觀論》、《新議略論》飭下有關督撫和通商大臣“專折密奏”所引起的議論。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說：“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目下處以鎮(zhèn)靜，……徐圖善策。”①湖廣總督官文說：“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彼^“包藏禍心”，即以火車埔輪船之不足，以網盡中國之利權。②江西巡撫劉坤一說：火車“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有利于彼，不利于我是顯然的。“斷不可從其所請”。④江督馬新貽頗有危機感地說：“輪車鐵路者，是欲廣通其路于中國也。以中國之中，而皆有該夷之兵，皆有該夷之民，皆為該夷任意往來之路。輪船所不能至，輪車皆至之。使無地不可以號召，無地不可以沖突，以重怵我百姓之心?！敝袊鴮⒅劣跓o力收拾的地步。①督撫們議論的角度各有不同，其警惕洋商掠奪中國鐵路修建權則是一致的。
上述兩次討論，僅幾個督撫大臣參加，規(guī)模不大，只能說是討論鐵路問題的序幕。1867年秋—1868年初，為了應付“修約”而發(fā)起的討論，與前兩次大不相同，參加的人數(shù)多，規(guī)模大，談論問題也較為細致深入。與議者約為18人，除總理衙門外，有：陜甘總督左宗棠、盛京將軍都興阿、山東巡撫丁寶楨、總理船政沈葆楨、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西巡撫劉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湖廣總督李鴻章、兩廣總督瑞麟、江蘇巡撫署鄂督李瀚章、粵撫蔣益澧、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吳棠、浙江巡撫馬新貽、福建巡撫李福泰、湖北巡撫郭柏蔭、署直隸總督官文等。起自1867年10月12日（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迄于1868年1月16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歷了近三個月時間。茲將他們的意見綜述于下。
第一，強調“民情不便”以相抵制。所謂“民情不便”是多方面的：一是妨礙風水重地，二是影響民間生計田廬，行之必犯眾怒。都興阿、李瀚章均持此說，而以李瀚章講得較為全面，他說：“鑿我山川，害我田廬，礙我風水，占我商民生計，百姓必群起抗爭拆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致激民變”。如果列強說他們“自能勸導防守為辭，欲增約內；我則必以百姓抗爭折毀，官不能治罪賠償，等語，載入約內”。這樣，“彼族……當必廢然思返”，我則達到不將修筑鐵路事載入新修條約之內的目的。
第二，突出“就小民生計與之理論”。他們認為鐵路之議果行，則猶如一條吸血管那樣吸吮著小民之鮮血，它“譬人一身，膏血既盡，則軀命隨之，尚可待異日補救乎？”①曾國藩對此講得最為干脆，他說：“若……聽其創(chuàng)辦電線、鐵路，則車驢任輦旅店腳夫之生路窮矣?！匝笕诵兄瑒t以外國而占內地之利；自華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雹趹敖吡ο酄帯?。其他如馬新貽、吳棠、官文等均持此說，主張“內外臣工，協(xié)力同心，持萬不可行之定議”，決不遷就載入約內。
第三，討論中大臣們中間有認識到鐵路于民有利可以自辦的問題。這可以沈葆楨、李鴻章為代表。沈氏以秦筑長城的“當時以為殃后世賴之”為比喻地說：“銅線、鐵路，如其有成，亦中國將來之利也。且為工甚巨，目前亦頗便于窮民?！敝灰惠d入條約，“果能別創(chuàng)一法，于民間田廬墳墓毫無侵損”，做到“百姓退無后言，朝廷便當曲許，否則斷難準行?！雹芷鋵嵰k到“百姓退無后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沈氏之意是不準洋人在中國修建鐵路，但他能認識到鐵路將為“中國將來之利”，卻是難能可貴的。李鴻章對此講得更為坦率具體，他借著“或謂”的口吻且加以論證說：“或謂用洋法雇洋人，自我興辦，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無此財力，華商無此巨資。官與商情易隔閡，勢尤渙散，一時斷難成議，或待承平數(shù)十年以后。然與其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又不若中國自行仿辦，權自我操，彼亦無可置喙耳?！?br/>
李鴻章的意思很明確，那就是鐵路不讓洋人辦，由中國自己來辦，利不與人而“我先得之”。后來的歷史表明，電線也好，鐵路也好，基本上是按李鴻章的思路發(fā)展的。這實際上就是先進的科學技術盡可能吸收引進以為我所用，以利國家和人民的思想。
由此可見，60年代清政府關于鐵路問題的三次議論，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認識到鐵路這個先進技術很利害；但前二次與第三次討論有一個顯著不同點，即前者更多的從國防上考慮，洋人造路有利于他們對中國的侵略，后者則進入到經濟生活方面，要在修筑鐵路上與洋人爭利；如果說第一、二次討論中流露著對鐵路懼怕的心情的話，第三次則由懼怕而產生要利用鐵路這一利器以為我用的思想萌芽了?？偲饋碚f，也就是從軍務、商務兩個方面來考慮鐵路的修建和利用問題了。
二、自辦鐵路的認識和嘗試 洋務派之所以對鐵路有如上所述的認識水平，絕非偶然，是有其歷史淵源，是和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有關的。這里要追敘到林則徐，魏源等人的思想。
1840年林則徐主持編譯成的《四洲志》中說：美國“其不通河道者，即用火煙車陸運貨物，一點鐘可行二、三十里，其車路皆穿鑿山嶺，砌成坦途，……究省人力。”①但《四洲志》對于首創(chuàng)鐵路火車的英國反無只字談及。這說明林氏對鐵路的認識是模糊的不全面的。但當時距火車發(fā)明僅10多年，他仍不失為中國人最早對鐵路有所了解的先進人物。接著，1842年魏源初刊的《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到修訂的六十卷本和1852年刊行的一百卷本中均提及火車，且不斷有所修正，達到比較近乎實際的記述：美國“火輪車可住千人，一時能行百八十里，故國內多造鐵轆之路。”②書中并第一次附有鐵路火車圖。其他與之同時代的徐繼畬、梁廷枬等思想家，在其《瀛環(huán)志略》、《海國四說》等書中也提到鐵路火車事。但都沒有說到中國要修建鐵路。正式提出中國自己興辦鐵路者當推在“處洋多年，見識甚廣”的太平天國領導人洪仁玕。洪氏在其1859年春所著《資政新篇》中，充分肯定輪車鐵路這些“有用之物”，為“正正堂堂之技”，倡言“興車馬之利”，“倘能造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準自專其利，限滿準他人仿做”。他計劃“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條大路，以為全國之脈胳”。①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設想。盡管從其關于鐵路的敘述看不一定準確，但卻開創(chuàng)了中國人想自建鐵路的先河，也啟迪后人為尋求“與番人并雄之法”而奮斗。此后不久，一些新型知識分子不斷地提出興鐵路之利的意見、例如，1867年容閎通過蘇撫丁日昌向總理衙門提出派學生出洋留學的條陳，其中即有在礦區(qū)至通商口岸修筑鐵路的建議；常住上海并與傳教士理雅各等接觸的王韜，在60年代中期，即大聲疾呼中國必須興辦機械鐵路火輪車等先進事業(yè)，才能自強，才“足與諸西國抗”，他“渴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變之道”；②1870年王氏游歐回國后又曾上書丁日昌，勸辦鐵路，俾奪西洋之利③。王韜期望中國人對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握此一變之道”的感情是真切的。容、王等志士的興辦鐵路的條陳、輿論和呼吁，不可能不對當權的洋務派產生影響。就從人事關系說，甚力開明的丁日昌，是與李鴻章共事多年的密友，容閎對辦鐵路等事的意見，必然會傳到李氏那里；王韜在上海曾上蘇撫李鴻章書，他們有過交往。洋務派受到這些知識分子的影響是情理中的事。這樣，在列強筑路要求的逼迫下，在清政府洋務派千方百計進行抵制的情況下，在中國國防上有此需要、經濟日益發(fā)展要求“分洋商之利”的形勢下，輪船、電線和鐵路均日益成為必不可少之物了。以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從峻拒洋人強求筑路轉變?yōu)橹鲝堊约号d辦鐵路，就成為時勢之必然了。
歷史車輪進入19世紀70年代，中外雙方都把興辦鐵路提到實踐的日程。洋人以修建淤滬鐵路為開端，中國則自筑臺灣基隆礦區(qū)鐵路為起始。兩者修鐵路的目的有某些差別，洋商更多的從經濟利益上考慮，兼及軍事；清政府則更主要地從軍事國防方面著想，經濟利益仍置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正式談論修建鐵路事，始于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后的“海防議起”，但思想醞釀卻在此前幾年。如果說60年代的三次討論，是清政府害怕列強修筑鐵路會破壞我國防和經濟生活而加以堅決抵拒的話，70年代則是為了加強防務而主張自筑鐵路。前者為消極被動防范，后者則為主動修路以自強。顯然這一次修路之議，是前三次討論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它是針對日本的崛起而發(fā)生的。茲以在1868年那次討論中主張以“自行仿辦”鐵路的李鴻章為代表的言論來加以論述。
還在1871年1月21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鴻章就在其《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中說：“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它近些年來學習引進西方機器等技術，又仿造鐵路，“其志固欲自強以御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雹芾钍暇鎳苏f：“日本頗為西人引重，其制造鐵廠鐵路練兵設關，一仿西洋所為，志不在小?！蔽抑袊荒茉佟耙蜓擄棥绷耍≡诖恕皵?shù)千年大變局”面前，“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①否則無能與東西洋對峙?！白冇嫛钡膬热莺芏?，在當時最主要的是建電線、鐵路及與之關聯(lián)的煤鐵礦等，李鴻章慨乎言之地致書志同道合的丁日昌說：“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若竟改驛遞為電信，車為鐵路，庶足相持。聞此議者勘不咋舌。吾謂百數(shù)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zhàn)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蹜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br/>
這里除對電線、鐵路將大行于中國的先見之明外，李鴻章把一般人懼怕洋人要求筑路以破壞我國防的心理，一變而力爭取自我筑路以為鞏固國防的重要手段。在上述思想認識前提下，一年多以后“海防議起”中，李鴻章更為明確地論述鐵路對于軍事上的作用說：“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倘如西國辦法：有電線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于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shù)百里，則統(tǒng)帥尚不至于誤事?！?br/>
很明顯，李鴻章將鐵路視作調兵運餉藉以勝敵的得力工具與手段。所以他后來又曾有過：中國“富強之勢，遠不逮各國者，察其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后能富能強?！雹燮溆ㄔ扈F路的緊迫心情，溢于言表。其他督撫亦有與李鴻章相似的見解，例如，丁日昌就說過：“鐵路亦將來之所不能不設者，否則恢復新疆轉運艱苦，抽調兵勇行走豈不遲緩?！雹艿终J為鐵路建設“須設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后”。這與李鴻章所說“今尚非其時，似須俟諸數(shù)十年之后”①的話，同樣表示出修路在當時還沒有可能。
然而，歷史發(fā)展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就在“海防議起”不久，當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試探性地修筑淞滬鐵路之際，洋務派也將筑鐵路事付之于行動，那就是臺灣基隆礦區(qū)鐵路，和接著不久開平煤礦胥各莊鐵路的修建?？梢哉f中外雙方在筑路上基本上是同步的。茲分別加以敘述。
早在1865年，英商即組織了淞滬鐵路公司，請筑上海至吳淞約30里的鐵路，被上海道應寶時所拒絕。英商并不甘心，過一段時間又向新任關道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吳淞道路的請求，以此誆騙上海道。沈氏以既非鐵道而是一般修路，當即允準，但明確表示購地事由英人自行解決。修路之請得到允準，英人馬上著手修筑鐵路。在風氣未開的滬郊地區(qū)，土地要價既昂，風水廬墓問題尤多，工作進展緩慢，終至陷于停頓。大部分股票落入怡和洋行之手。茲后又幾經周折，始于1875年招足股金，在英國購鐵軌與機車，并起運到滬。工程于1876年1月間開工，進展順利，2月中旬即鋪軌達四分之三，由名為“引導”號的機車進行試車，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行駛火車。這轟動了鄉(xiāng)里，并引起上海道馮焌光的關注，隨即他照會英領事麥華陀，聲言“先誆準租路，忽興此舉，由欺偽勉強而成?！雹谝蠼埂Ｍ禒巿?zhí)多次，麥華陀允許暫時停止行駛一個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據新發(fā)現(xiàn)的李鴻章手札云：淞滬“鐵路已成，火車試行，竹儒（馮焌光字——引者）設法阻擾，謂將臥鐵轍中聽其軋死，威（妥瑪）、梅（輝立）等目為瘋人?！雹塾诖丝梢姕琅c英方爭執(zhí)的激烈程度了。
英公使館派漢文正使梅輝立赴滬與馮道談判，過津與李鴻章面商，李主張買歸自辦，梅當面雖亦以為然，但到滬與馮焌光面議時，卻堅持中國買回后仍交怡和洋行承辦。雙方意氣頗盛，形成了僵局。一方面梅氏憤而北回，另一方面淞滬路公司加緊筑路，以造成既成事實。于6月30日全線通車，7月3日正式營業(yè)。當營業(yè)的第十一天即7月14日那天，火車輾斃華人一名，而被迫停駛。這給馮焌光實現(xiàn)中國方面主張的一個極好機會，威妥瑪、麥華陀的態(tài)度也趨于緩和。這時，李鴻章與威妥瑪正在煙臺舉行“滇案”談判，順便議及淞滬路事，李鴻章聲明：“務在保我中國自主之權，期于中國有益，而使洋商亦不致受損。”威妥瑪則面稱：“租界以外斷不許英商辦理。此事如將來中國以鐵路為有益，仍聽中國自主。”①李鴻章隨即于9月14日派煙臺滇案談判隨員朱其詔、盛宣懷赴滬會同馮焌光與英方代表梅輝立談判。結果由中國以白銀28.5萬兩買回。南洋大臣沈葆楨始主自辦，繼則決定拆除。鐵軌設備運臺灣交由丁日昌，準備在臺灣修建鐵路時使用。
洋務派不僅在淞滬鐵路的交涉上與列強針鋒相對，且在筑路行動上也是與洋商同步進行的。大約就在英人修筑淞滬鐵路的同時，臺灣基隆礦區(qū)于1876年秋建筑了一條輕便鐵道②，利用海岸坡度由礦井滑行至海岸邊。雖未用機車牽引，卻是中國自己的第一條鐵軌道。應認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1876年初被授為福建巡撫的丁日昌，乘機擬訂了一個發(fā)展臺灣鐵路的宏偉計劃。他親赴臺灣進行考察，于是年冬向清廷上了十害、十利和七不必慮的奏折③。
那就是：輪路礦務不興有著“道阻信艱”、文報難通、敵兵隨處可以登岸、我駐兵撤兵進退兩難、兵多餉需糜費等十害；輪路礦務興辦有著“軍情可瞬息而得”、軍隊可“朝發(fā)夕至”使敵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日本看到臺強有如“芒刺在背”時存忌憚之心……狡謀自息”等十利；輪路礦務并舉、工商發(fā)達，自不愁經費不足等七不必慮。具體建議先開辦臺灣前山自基隆至極南之恒春約近千里之鐵路，將來經費足條件成熱再興辦后山鐵路。丁氏慨乎言之他說，對臺灣而言，“輪路礦務，奏功之鍼石也”。另在附片中說：臺灣“必須辦輪路、電線、礦務，而后始能一勞永逸”①。這得到李鴻章、沈葆楨等大臣疆吏的響應與支持。李氏說：“鐵路、電線相為表里，功用最大”；沈氏聲稱：“鐵路一端，實為臺地所宜行”?？偫硌瞄T作出“舉辦輪路為經理全臺一大關鍵，尤屬目前當務之急”的結論上報清廷中樞，“請飭下丁日昌審度地勢妥速籌策，務當力為其難，俾安內攘外，均有裨益?！笨偸鹞┛诸B固守舊勢力的反對，故特別強調“臺灣海島孤懸，迥非內地可比”④，以減少阻力。清廷并同意自光緒三年七月起，粵海、潮州、閩海、浙海、山海等五關，并滬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稅，暨江海關四成內二成洋稅劃出半分之半，批解福建巡撫兌收；其每年酌提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厘金，亦自本年始以一半批解福建丁日昌兌收。臺灣修火車路的經費有著落了。看樣子，清政府對于臺灣筑鐵路的決心是很大的。
然而，工作進展很不順利，主要原因是款項缺乏。在清廷決議下達之初，丁日昌就呈清清廷將規(guī)定解福建之款仍歸南北洋大臣提收，因為他認為“此款若由臣催收，必致百呼而無一諾”①，筑路經費一定會落空。后果不出丁氏所料，各關各省根本不按規(guī)定交兌，以致工程無法進行。丁日昌雖曾擬借麗如銀行50—60萬兩先筑府城至旗后口80里鐵路。后以丁日昌病免而作罷。奕回憶此事說，當年丁日昌建議臺灣須修鐵路，“因經費無措，迄未果行?！雹叟_灣修鐵路在當時雖未果行，但意義卻很重大。主要的一條就是沖破了不許筑鐵路的禁區(qū)。在1874年海防議起時，以李鴻章為代表“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時，“廷臣會議皆不置可”，有些大臣還“痛詆之”。后在煤鐵礦的開采乃至電線敷設上雖有突破，但當李氏向奕“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時，奕雖亦以為然，但仍“謂無人敢主持”，乃至于“遂絕口不談”①修筑鐵路事。可見其艱難程度了。時隔僅僅兩年有余，在修建鐵路問題上有如上所述的突破，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所謂臺灣“非內地可比”，那不過是飾詞罷了。應該認為，這是時勢之必然，也是對列強侵略者覬覦中國鐵路修建權的一個挑戰(zhàn)和示威。
三、80年代前、中期兩次論戰(zhàn)與唐胥、津沽鐵路建成 淞滬鐵路買回拆毀和丁日昌在臺灣建造鐵路的停止，幾乎發(fā)生在同一時間。此后，一方面，中國自造鐵路的輿論并未因臺灣鐵路停造而終止，相反更有所發(fā)展；另一方面，外國侵略者因淞滬路被拆毀而尋求新的對策，他們打算像電線電報那樣，在他們控制下，由中國人興辦，中外共同使用。因而在修筑鐵路問題上的議論和主張，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清政府各派從共同反對洋人在中國修路，一變而為中國人自己要不要修鐵路的爭論。這種修路與反修路的論戰(zhàn)，在19世紀80年代有過三次，本節(jié)先敘述前兩次論戰(zhàn)。
第一次爭論是在1880年12月3日到1881年2月間，發(fā)起者為曾任直隸提督的淮系將領劉銘傳。唐廷樞于1880年10月間開始興建唐胥鐵路以應運輸開平煤炭之需，于是議論鐵路之風波又起；與此同時，中俄關于伊犁問題的交涉日趨緊張，與商務軍務密切攸關的鐵路修建問題很自然地又被提到議事和實踐的日程。當時“自解兵柄，養(yǎng)疴田園”的宿將劉銘傳被召入京，他毫不含糊地上了請速修鐵路以自強的奏折。如果說“海防議起”中修建鐵路的議論是日本侵臺事件引起的話，這次卻主要是針對俄國的侵華野心而發(fā)動的。劉銘傳說：“用兵之道，貴審敵情。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此時之持滿不發(fā)者，非畏兵力，以鐵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禍且不測?！敝劣跂|鄰日本，近年來師西人長技，恃有鐵路，“亦遇事與我為難”。他慨嘆他說：“失今不圖自強，后雖欲圖恐無及矣”?、谖：醮?！怎么就能自強？練兵造器固宜舉行，然其“機括則在于急造鐵路”。他說：“鐵路之利于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為不可緩之圖。”為什么？劉銘傳說：“若鐵路造成，則聲勢聯(lián)絡，血脈貫通，裁兵節(jié)餉，并成勁旅，防邊防海，轉運槍炮，朝發(fā)夕至，駐防之兵即可為游擊之旅，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shù)兵之用，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制矣?！雹诓粌H如此，鐵路營業(yè)收費還可以養(yǎng)兵，“則厘卡可以酌裁”，“裕國便民之道無踰于此”?！叭粢坏┫略扈F路之詔，顯露自強之機，則氣勢立振，……不獨俄約易成，日本窺伺之心亦可從此潛消矣?！闭迷谶@一年李鴻章奏請架設電線，劉氏說：“電線須與鐵路相輔而行，省費既多，看守亦易?！雹賱憘鬟€提出造鐵路干線的設想：南路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均達北京；北路由北京東至沈陽，西通甘肅。先辦清江至京一條，以與議設之電線相表里。應該說，劉銘傳的建議是及時的可行的。清廷于當天即下達了“著李鴻章、劉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籌商，妥議具奏”的上諭。
在李鴻章、劉坤一未及復奏時，頑固派代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首先提出反對意見。其基本理由與當年反對洋商在中國造路相類似，不過這時更具體化并有針對性地描準劉銘傳的建議。張氏提出造鐵路三大弊端，除所謂影響民間田畝、房舍、墳墓等之外，就是清江開設鐵路，洋人“借端生事，百計要求”前往這個未開埠的城市，“則將何以應之”；“鐵路既開，則由上海、漢口入京者，大半歸于陸行，天津碼頭即將從此而衰，……招商局數(shù)百萬款項棄于一旦”，是“耗費巨資以求不可必得之利”，必不可行。②清廷亦于當天批交李鴻章、劉坤一，著將張氏奏折與劉銘傳奏折一并復議具奏。
李鴻章于張家驤上奏后10天即具折聲援劉銘傳，他在《妥籌鐵路事宜折》中首先列舉歐美各國之所以日臻富強的原因，是“有輪船以通海道，復有鐵路以便陸行”，并闡述了鐵路有易于集兵、利于運輸以及軍餉、通訊、救災、拱衛(wèi)京師等九利，其中“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強切要之圖”。李鴻章極力贊成劉銘傳的修筑鐵路和先修清江一路的建議；并針對張家驤的“三弊”逐一予以駁斥。①與此同時，李鴻章又致函醇邸奕申述奏稿中的論點，對于奕各項疑問一一予以說明，希望得到支持。至于劉坤一的意見，李鴻章雖有“妨民間生計”、“內地稅厘將歸烏有”等“過慮”，但基本傾向如其所說“劉銘傳所請，適與臣意相符”，表示了支持的態(tài)度。
然而，頑固派不甘示弱，他們瘋狂反撲。通政使參議劉錫鴻赤膊上陣，聲言：“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提出“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聳人聽聞地叫嚷“若造鐵路，則不惟不設險，而且自平其險，山川關塞，悉成馳驟之坦途，重門洞開，屏障悉撤，一夫奮臂可直入室矣?！雹谶@實際上是10余年前反對洋人在中國筑路時所謂“盡東其畝”語言的重演，并無新意，如果說有什么新意的話，那也只是以之對付侵略者的武器拿來對付劉銘傳罷了。其他如降調順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讀周德潤等也迫不及待地出場扮演反角，陳述不宜筑路的陳詞濫調。
經一段時間的爭論，清中樞于1881年2月14日（光緒七年正月十六日）下達上諭：“鐵路火車為外洋所盛行，若以創(chuàng)辦，無論利少害多，且需費至數(shù)千萬，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債，流弊尤多。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無庸議?！雹龠@宣告了這場爭論以頑固派勝利而告一段落。
然而，就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爭論的時候，出現(xiàn)了非常矛盾的現(xiàn)象，那就是洋務筑路派在口舌之爭中“敗訴”之際，卻在筑路的實際行動上取得勝利——庸胥鐵路建造完工。②該路于1880年10月間開始建造，1881年春夏之交建成，先用馬拉，是年6月9日（光緒七年五月十三日）始用機車牽引，機車名“中國洛克號”，后雖因言官彈劾，說什么機車行駛震動東陵，行駛不久即被查禁，但卻是中國使用機車牽引火車之始。值得奇怪的是，唐胥鐵路建造之際，正是頑固派堅決反對中國自己修筑鐵路之時，也是清廷下達對劉銘傳修建鐵路之奏“著無庸議”之時。這種矛盾現(xiàn)象如何看待和理解？這與奕的指導思想有關。奕在雙方爭論時曾對李鴻章指示：鐵路“試行于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熟，漸推漸廣。”李鴻章許之為“權衡至當，深協(xié)機宜”，并作了“鴻章亦索有此意”的表示。③這樣，上述矛盾現(xiàn)象就可得到答案了。這種情況，就預伏著下述兩種征兆：一是洋務派雖在筑路的口舌之爭中“敗訴”，但終有一天會“勝訴”的；二是從歷史上看鐵路在中國確是“漸推漸廣”的。如果說70年代中期還在曉曉不休他說鐵路只能行于孤懸外海的臺灣，不能行于內地的話，時隔四五年卻開始行于內地了，并且就在清朝的心臟地區(qū)京津一帶了。因此，唐胥鐵路對于沖破不許筑鐵路的防線的意義，遠超過臺灣筑路所造成的影響，在不遠的未來鐵路建設必將有較大的“推廣”和“突破”，這可從唐胥路展筑和津沽路建成得到說明。
第二次爭論從1883年到1888年。爭論的直接動因是由于法國侵略越南和中國。
第一次關于鐵路的爭論，由于上諭劉銘傳修路的建議“著無庸議”而暫時告一段落。但并非僵旗息鼓，而是雙方均在伺機行動。1883年，法國向越南進兵日急，中法關系日趨緊張，李鴻章向奕建議，除催促向德國定造的“定遠”鐵艦趕快回華、加強弁兵的電線電機等訓練以準備迎戰(zhàn)法軍挑畔外，又提出急修鐵路問題，他說：“火車鐵路利益甚大，東西洋均已盛行，中國阻于浮議，至今未能試辦。將來欲求富強制敵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鐵艦，陸有鐵道，此乃真實聲威，外人斷不敢輕于稱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計為幸。”④1884年中法戰(zhàn)起，漕糧海運恐有資盜之虞，河運則有阻滯之難，于是議修鐵路者漸增。反筑路者乘機起而進攻。內閣學士徐致祥、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文海、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張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上奏清廷，力陳修建鐵路之害。他們的發(fā)言，大都為陳詞濫調，什么“以千余萬之資，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①啦，鐵路一開“開門揖盜”，“關山盡失其險”啦，必使“小民失業(yè)者不可勝計，往往挺而走險流為捻匪”②啦，等等謬論，是經不起一駁和缺乏說服力的。
正在鐵路論戰(zhàn)第二個回合進行之際，發(fā)生了有利于洋務派的三件事：一是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諭譴責徐致祥所奏，“并不平心論事，輒敢肆行訾詆，殊屬誕妄，著交部議處”③，受到“降三級調用”的處分。這無疑是對頑固反筑路派的一個打擊。二是1885年夏左宗棠臨病逝前寫下遺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鐵路，“以通南北之樞?！彼赋觯和庋蟾鲊ㄔ扈F路“民因而富，國因而強，人物因而倍盛”的情況，其“有利無害，固有明征?！闭J為“天下俗論紛紛，究不必與之辨白?！雹偃侵蟹☉?zhàn)爭結束后成立了海軍衙門，任命奕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李鴻章、曾紀澤為幫辦大臣，鐵路事務劃歸海軍衙門掌管，而上述三人均是積極主張加快修筑鐵路的，尤其是奕為光緒帝生父，權傾一時，是鐵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第一次論戰(zhàn)因一道“著無庸議”的上諭而告一段落，筑路派明敗而實勝地修建了一條唐胥鐵路；第二次論戰(zhàn)雖沒有誰來作定論，卻以展筑唐胥鐵路和修建津沽鐵路的事實，來回答反筑路派的攻擊，從而宣告鐵路問題的論戰(zhàn)，洋務筑路派沒有“明敗”而是“實勝”者。
1886年秋冬間，李鴻章在對士大夫之“毀謗鐵路”者的：有礙廬墓論、奪民生計論，“我能往寇亦能往”的“盡東其畝”“開門揖盜”論，一一予以駁斥②的同時，與奕討論如何展筑唐胥路和造津沽路的問題。并著手先筑胥各莊至閻莊65里鐵道。這條鐵路是1886年8月間，由開平礦務局商董，以運河淺阻，“礦內積煤日多，欲運煤而路不暢”③為由，而請求修筑的。為此，成立了開平鐵路公司，招集商股資本25萬兩，其中一半為開平礦局股本。隨即于是年秋開工，因地勢平坦，進展順利，工本費用亦較輕。這就是商本商辦的開平鐵路。
胥各莊至閻莊鐵路開工以后，1887年1月1日（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奕與李鴻章籌劃展筑閻莊至大沽一段鐵路，并建議“由海署奏明由貴處（按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引者）籌筑為調兵運軍火之用，名曰試辦?！鞛閿U充?！雹苻叁€之所以把從閻莊到大沽一段鐵路定為軍事國防之用，并強調“試辦”和“徐為擴充”，這是為減少阻力之故。于此可見奕與李鴻章在造鐵路上的志同道合和默契的程度了。
李鴻章當即照辦，他復醇邸函云：“鐵路試辦，擬即遵來諭，由閻莊至沽、由沽至津，令官商妥議，復到即咨請海署會奏。但招股多少、遲速，俱難逆料，凡官可以為力之處，自無不竭力助之。沽北之路作為官商合辦?！雹偃欢?，工作進程迅速，過一個多月，海軍衙門奕、李鴻章、曾紀澤聯(lián)名上奏清廷，充分說明了筑開平至大沽、大沽到天津鐵路對軍事國防和官商之利，說：“開平鐵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則出礦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將鐵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運貨最便，可收取洋商運貨之資，藉充養(yǎng)鐵路之費?！苯ㄗh歸開平鐵路公司一手經理。②公司隨即著手招股100萬兩，還以開平鐵路贏利情況為例，以吸引投資者。稱：“運煤一宗每年準保得銀三萬兩，有盈無絀；灰石雜貨等項，可得銀一、二萬兩；搭客等費亦得銀萬余兩。”除去養(yǎng)路等開支費，股銀足有五六厘至一分之息?！雹圻@并非夸口之詞。④然而，招股沒有如愿完成，僅得108500兩。不得已借撥天津海防支應等局16萬兩，并先后以北洋大臣名義向英怡和洋行借款63.7萬余兩，向德華泰銀行借款43.9萬余兩。⑤津沽路工程進展亦很迅速，1888年10月3日即全線竣工。9李鴻章親往查驗，并第一次乘坐火車直抵唐山，甚為滿意。他于10月13日致函奕，極力主張速建律通路說：“煤礦商人及鐵路各商，均以鐵路便益，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崩钍媳еС值膽B(tài)度說：“鴻章查看情形，通州鐵路似不能不就勢接做，于國計民生大有裨益，關系非淺?！雹拚敱狈秸怪岂懵泛徒蚬谅返臅r候，南方新建的臺灣省的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也在那里籌辦鐵路。這位于1880年上奏清廷請修建鐵路，從而拉開第一次鐵路問題論爭的劉氏，在8年后的今天，并不因清廷曾有“著無庸議”的上諭而改初衷，力主先造由臺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鐵路，并于1887年春動工，并身體力行地親率兵勇修造10余里的路基以為楷模。但山阻工艱，1891年始工竣通車，1893年臺北新竹段完工，時劉銘傳已去職，繼任巡撫邵友濂，以經費不足未將工程繼續(xù)下去，于是年2月停工，這時已接近中日甲午戰(zhàn)爭了。
上述南北呼應的修筑鐵路的行動，是給頑固反筑路派一個最好的回擊，顯示了第二個回合的鐵路論戰(zhàn)洋務筑路派的勝利。這種“勝利”雖沒有誰來作文字上的結論，卻是事實的回答。歷史趨勢是抗拒不了的！
四、第三次大論戰(zhàn)及洋務派內部的爭論 80年代洋務派與頑固派關于鐵路問題的三次大論戰(zhàn)，第三次是規(guī)模最大涉及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這是圍繞津通鐵路的籌辦而展開的。上節(jié)已經談到，1888年津沽鐵路竣工通車后，李鴻章致函海署，提出由津“就勢接做”到通州之議。之所以不接做到北京，想系怕遭反對者非議。海軍衙門隨即請辦，其理由：“現(xiàn)造鐵路出息抵用養(yǎng)路經費則有余，抽還造路借本則不足，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鐵路，既可抽還造路借本，并可報效海軍經費。”①實際上更主要的是從軍事上考慮的。與此同時，洋務派為光緒帝大婚準備的貢禮，京城一條7里長的小鐵路的路軌建成，機車和車箱共為7節(jié)，用銀6000兩（據李鴻章說承辦該路的法商德威尼賠貼不下4萬金）。①這件事影響頗大，它可使慈禧、光緒皇帝乃至大臣們親眼看到火車的優(yōu)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鐵路兩件事湊在一起，卻引起了軒然大波。那就是頑固派的群起攻擊。
本來，頑固派從未停止過攻擊，有謂海軍衙門假報效之名濫售實缺者；有說李鴻章進奉小鐵路，是以西洋淫巧誘惑皇上者。到1889年1月起爆發(fā)了一場很大政治風波。御史余聯(lián)沅首先發(fā)難，接著是御史屠仁守、吳兆泰會奏；御史張炳琳、林步青和給事中洪良品會奏；御史徐會澧、王文錦、李培元、曹鴻勛、王仁堪、高釗中會奏；尚書翁同龢、孫家鼐會奏；禮部尚書奎潤與九卿言官等21人會奏。此后續(xù)有倉場侍郎游百川、內閣學士文治、大學土恩承、尚書徐桐、侍郎孫毓汶等人的彈章劾疏。他們反對的理由，除“資敵”、“擾民”、“奪民生計”和鐵路可試行于邊地不可遽行腹地等老調外，強調通州“密邇京師”“漕運重鎮(zhèn)”萬不可建造鐵路?！叭糁描F路其間，盡撤藩籬，洞啟門戶，風馳電走，朝夕可至?！雹谖ｋU?。〈笥小吧接暧麃盹L滿樓”和壓倒一切之概。
洋務派處在上述形勢面前沒有被嚇退，他們迎頭應戰(zhàn)，以李鴻章為首對之進行反駁，李氏接連書寫了：《議鐵路駁恩相徐尚書原函》、《議駁京僚諫阻鐵路各奏》③等長文，逐條予以批駁，說理既甚透辟，措辭亦頗激烈。茲舉數(shù)例：其一，對于余聯(lián)沅所說：“鐵路一開，即有數(shù)十百萬生靈絕無生計非饑即盜”的論點，在擺事實講道理之余，用譏諷的口吻說：“其平情之言乎？抑過當之論乎？議論朝政可如是之危言聳聽乎？殆亦惑于道路之浮言而不察耳！”①其二，對于徐會澧所說“外國設鐵路以通遠方，中國設鐵路以迫禁近”的論點，進行批駁說：“外國鐵路皆必由都會繁盛之處起手，由近以通遠，中國議設津通鐵路意亦猶是。今原奏不曰由近以通遠，故倒其文曰設鐵路以迫禁近，實不解其所謂！”③其三，對品位最隆的翁同龢、孫家鼐的“鐵路宜于邊地不宜于腹地，邊地有運兵之利，無擾民之害”的論點，也毫不留情地批駁說：“所貴鐵路者，貴其由腹之邊耳，若將鐵路設于邊地，其腹地之兵與餉仍望塵莫及。且鐵路設于腹地，有事則運兵，無事則貿遷，經費方能措辦。若設于荒涼寂寞之區(qū)，專待運兵之用，造路之費幾何？養(yǎng)路之費幾何？無論中國外國焉得此不竭之財以供鐵路之用耶！”②以上這些駁論，或譏對手的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或諷其對于鐵路作用的無知。于此可見論戰(zhàn)的激烈程度了。
接著，海軍衙門、軍機處會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觀點歸納為“資敵、擾民、奪民生計”三端，并對之進行批評，請皇上將各原奏發(fā)交有關將軍督撫復議，清廷下達上諭，著曾國莖、張之洞、劉銘傳、王文韶等10余督撫對于修津通鐵路的各種意見，“各抒所見迅速復奏”。復奏結果，多數(shù)人都主張繼續(xù)興辦鐵路，先辦邊防漕路，津通路亦可試行。在復奏中冒出的新意見，那就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奏請緩辦津通路，改建盧漢路的意見。這就引起了津通路與盧漢路孰輕孰重、孰緩孰急之爭，這使第三次論戰(zhàn)從洋務筑路派與頑固反筑路派之間的爭論，轉而為洋務派內部圍繞東路與中部南北干路的爭論了。
被奕譽為“別開生面，與吾儕異曲同工”③的張之洞，他把建造鐵路的功用，密切地與振興經濟聯(lián)系起來考慮。他奏稱：“今日鐵路之用，尤以開通土貨為急。蓋論中外通商以后之時局，中國民生之豐歉，商分之息耗，專視乎土貨出產之多少，與夫土貨出口較洋貨進口之多少以為斷。近數(shù)年來，洋貨洋藥進口價值每歲多于土貨出口價值者，約二千萬兩，若再聽其耗漏，以后斷不可支?，F(xiàn)在洋貨洋藥之來源無可杜遏，惟有設法多出土貨多銷土貨以救之?！袊锂a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奧區(qū)，工艱運貴，其生不蕃，其流不廣。且土貨率皆質粗價廉，非多無利，非速不多，非用機器、化學不能變粗賤為精良，化無用為有用。茍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本輕費省，土貨旺銷，則可大減出口厘稅以鼓舞之。于是山鄉(xiāng)邊郡之產，悉可致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銷路暢則利商，制造繁則利工，山農、澤農之種植，牧豎、女紅之所成，皆可行遠，得價則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征兵轉餉是矣?！世麌c利民實相表里?！?br/>
張之洞的觀點與一般論者不同的是，從利商出發(fā)而及于軍事防務，不像多數(shù)人是從軍事上立論，故他將筑鐵路的地點選在腹地，他認為鐵路“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行河南，達于湖北之漢口鎮(zhèn)，此則干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所革也?！彼f，這條路有著“無引敵之慮”、卻有征調之便和貿易必旺、餉源必旺等八利，“將來集資推廣續(xù)造”，向東、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視，二十年以后，中國武備屹然改觀矣。”②張之洞提出辦盧漢路的同時，同意一些大臣的“緩辦津通”的意見，但認為從津沽接續(xù)筑至山海關后，“通接關東”是必要的。奕對此反映除稱張“別開生面，與吾儕異曲同工”之余，認為“西果行，東必可望，但爭遲早”③。李鴻章盡管有著“通州、盧溝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則謠諑紛來，盧溝則浮言不起”①的對緩修津通有抱怨情緒，但對于先辦盧漢路，還是與奕一起作了：“兩頭并舉，四達不悖，以為經營全局之計，循序漸進之基，庶幾有益于國，無損于民，事出萬全，決可毅然興辦?！雹诘目隙ū響B(tài)。
寫到這里，要剖析一下李鴻章、張之洞關于津通、盧漢之爭都是為了本集團的利益的說法。學術界多年有一種說法，認為李鴻章要筑津通路和向山海關、東北展筑，是為了擴大淮系集團的勢力，張之洞堅主筑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的勢力，因此，津通、盧漢之爭，本質上是李鴻章、張之洞維護和擴大自己集團勢力之爭。這種論點憶測成分者多，缺乏說服力。津通、盧漢之爭，始于張之洞修建盧漢路的提出，在張氏提出此建議的1889年4月1日（光緒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張之洞是兩廣總督、署廣東巡撫，同年8月8日（七月十二日）始有調督兩湖之旨，這是因為張之洞系修盧漢路發(fā)起人，在作出“緩建津通，先修盧漢”決定之后，調張氏總督兩湖用意是很明顯的，誠如張之洞所說：“洞調兩湖，自為創(chuàng)辦鐵路”③。張氏事先根本無意于兩湖、也不知清廷有調張督兩湖之意，何來修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勢力的想法呢！至于李鴻章的以唐沽、津沽路為基點向通州和山海關、關東延筑，從地勢和形勢看，從軍務、商務兩方面看都是必要的，即使有擴大本集團勢力的意圖，也是與國家民族利益有一致性的。歷史學家論歷史上人物事件，是置于歷史規(guī)律中考察，是以客觀效果為準進行分析做出結論；如果論及人們主觀的東西，那也主要是政治家們制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思想家經過加工的思想，某些個人的主觀動機決不是史學的研究對象。
這個問題澄清了，可以將盧漢和關東鐵路籌建情況作一簡要敘述。
修建盧漢路，張之洞本意分為四段進行，清廷決定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北由盧溝至正定。張之洞造鐵路的根本指導思想，“不外耗為本，計利便為末，儲材為先，興工為后”。因此，他主張不借洋債，不買洋軌，因為這是巨大的“外耗”，他認為：“洋款、洋鐵兩端，皆必致坐受盤剝，息外有息，耗中有耗。”如果那樣做，這不是與我張某所提：“銷土貨、開利源、塞漏巵”的宗旨相違背了嗎？因此，張氏籌建鐵路的次序是：“積款、采鐵、煉鐵、教工四事為先，而勘路開工次之?！雹芗热徊唤柩髠⒉毁I洋軌，上述次序是正確的。款從那里來？張之洞的意見是：“干路專歸官辦，以一事權；枝路留待商股，以便招徠”。那就是說，盧漢路干線的用款由官籌措。按當時估算每造一里鐵路需款一萬兩計，盧漢路共需用款2000—3000萬兩?！胺e款”置于第一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不買洋軌，中國自己在當時尚無鐵廠，大量鋼軌所用的鋼鐵還無來源。于是張之洞擬將他在廣東籌建的鐵廠，隨他移建于湖北。這就是后來的漢陽鐵廠①。但鐵廠從建成投產到生產出鋼軌須要幾年時間，所以張之洞又提出：“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②的十六字方針。可見，張氏將款與鐵看作造盧漢路的關鍵和前提，這是對的。但款與鐵完全靠自己，而且都是官的力量，絲毫不求于外洋，不一定是恰當?shù)?，這實際是自給白足封閉思想的反映。照他這樣做法，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開工呢！按張之洞估計：“前六、七年積款、積鐵，后三、四年興工修造，兩端并舉，一氣作成。”③后來的歷史事實證明，從1889年動議到1896年由盛宣懷督辦的鐵路總公司成立的七年間，款根本沒有積起來；鐵呢，自1893年漢陽鐵廠投產以來，出鐵不多，鋼含磷大多易裂，不宜千造鐵軌①。從盛宣懷接辦鐵廠和修造鐵路之任后，款主要是借了比利時洋債，路軌主要是盛氏逐步解決“含磷易裂”技術難題后才用自造的鋼軌?？梢?，張之洞顧慮用洋款、洋軌受人盤剝的想法是可取的，但因此而絕對拒絕借洋債、用洋鐵，就不一定可取了。因此，學術界有人對于張之洞上述思想和做法予以表彰和肯定，我對這種評價是不能茍同的。
正當張之洞因款、鐵問題在建盧漢路上作長期打算的時候，日本勢力對朝鮮侵略日益深入，沙俄加緊修筑西伯利亞鐵路以作為東侵的工具，日、俄均對中國東北威脅甚大，清廷因而作出緩辦盧漢路先建關東路的決定。顯然，這是為了防御俄、日而經營東北并支援朝鮮的戰(zhàn)略決策。這個決策是對的。
出于俄、日均對朝鮮虎視眈眈，大有通過朝鮮入侵東三省之勢，于是總現(xiàn)衙門于1890年3月31日（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一日）奏陳整頓朝鮮事宜：“精練水陸各軍”、“東三省興辦鐵路”等六條，同日，即得到清中樞“整頓練兵、興辦鐵路兩條均合機宜”②的旨準。按照李鴻章與奕商定的計劃：關東路以營口為起點經吉林而達琿春。李鴻章于4月16日即派吳熾昌率同工程師金達秘密前往勘路。吳、金均認為營口為起點，頗不方便：一是營口每年有5個月封凍期，運輸不便；二是營口須建碼頭，水運至天津起卸亦難。時間上經濟上都不合算。主張由津唐北端之林西接造至山海關，再出關續(xù)造。最后決定出關取道錦州直達吉林；另由沈陽造支路通營口。吉林至琿春段暫緩。線路既經確定，李鴻章即于1891年在山海關設了北洋官鐵路局，并隨即興工。1893年筑至灤州，次年修抵山海關，甲午中日戰(zhàn)起時，修至關外中后所，出關約120里。筑路的進度是緩慢的。緩慢的原因之一是經費太少。從1891年奏準撥歸關東鐵路?？钇鹬?895年共為600萬兩，其中1894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壽慶挪用了200萬兩，1895年因中日戰(zhàn)事而把筑路經費撥歸軍餉。于是筑到中后所只能停工了。
綜觀洋務運動中修筑鐵路的歷史，阻力重重，步履維艱。從清政府各派政治勢力一致反對洋人侵占中國筑路權，到清政府內部頑固守舊派反對洋務派筑路，到一致認識到修建鐵路在軍事上商務上的必要性；等到沒有人反對筑路了，卻又在筑路地點上挑剔，從而發(fā)展到洋務派內部在津通、盧漢路緩急先后上的矛盾?？偟目?，雖然進展緩慢，卻是步步前進的。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佟肚迨犯濉肪?30，第3859頁。
?、倮铠櫿隆吨驴偸鸷?，見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一），第4頁。
?、谝姟吨袊F路史資料》（一），第4頁。
①俄國首先提出架設電線的列強侵奪電線權利事，參見本書第十章第一節(jié)。
?、诶铠櫿隆吨驴偸鸷?，《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一），第4頁。
③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頁。
④應寶時的“七不可”之說在當時頗有影響，原文未見。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0。
②《阿禮國致麥華陀函》，見《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一），第33頁。
?、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50，頁33。
④⑤《海防檔·電線》（一），第5、8頁。
?、佗冖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1，頁28、42、44。
?、芡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5，頁46。
?、偕弦囊娡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55，頁13。
?、趧⒗ひ徽Z，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4，頁13。
?、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54，頁2。
?、荞R新貽語，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5，頁27。
⑤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3，頁5。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5，頁13—14。
?、凇缎》綁佚S輿地叢鈔·四洲志》。
?、佟逗鴪D志》卷61，頁1。
②引文均見洪仁玕《資政新篇》。
?、弁蹴w《答包荇洲明經書》，《弢園尺牘》卷7。
?、芡蹴w《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
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7，頁54。
?、倮铠櫿隆稄屯跹a帆中丞》，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1，頁27。
?、诶铠櫿隆稄投∮晟胸?，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2，頁26。
?、劾铠櫿隆痘I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頁22。
?、芾铠櫿隆稄痛价≌撹F路》，光緒七年正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2，頁2—3。
?、俣∪詹逗７罈l議》，見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xù)編》卷101。
?、诶铠櫿隆稄痛价≌撹F路》，光緒七年正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2，頁2—3。
③參見李鴻章《致馮卓儒觀察》，光緒二年三月十六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6，頁11。
?、倮铠櫿隆吨露∪詹罚饩w二年三月十二日，《豐順文史》1989年第二輯，第 96頁。
②李鴻章《致威使》，光緒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6， 頁 23—24。
?、蹍⒁姳緯谑徽碌谒墓?jié)。
④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丁日昌奏，《洋務運動》（二），第346—353頁。
?、佗凇堆髣者\動》（二），第346、356、358—359頁。
?、酃饩w三年五月初四日丁日昌奏，《洋務運動》（二），第371頁。
?、俟饩w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理海軍事務大臣奕奏，《洋務運動》（六），第193頁。
?、诶铠櫿隆稄凸尴尚鞘埂?，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7，頁13。 ①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劉銘傳奏，《洋務運動》（六），第137—138頁。
?、冖酃饩w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劉銘傳奏，《洋務運動》（六），第138頁。
?、僖陨弦木姽饩w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張家驤奏，《洋務運動》（六），第140頁。
?、谝姟独钗闹夜珪纷喔寰?9，頁20—26。
?、俟饩w七年正月十六日劉錫鴻奏，《洋務運動》（六），第163頁。
?、谝姟吨袊F路史資料》（一），第102—103頁。
?、厶岂汨F路修建事參見本書第十一章第三節(jié)。
?、芾铠櫿隆稄痛价≌撹F路》，《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2，頁5。
?、倮铠櫿隆墩摲ū鴿u進兼陳鐵艦鐵路之利》，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4，頁25。
?、谛熘孪椤墩撹F路利害折》，光緒十年九月十三日，《洋務運動》（六），第167頁。
?、酃饩w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延茂奏，《洋務運動》（六），第180頁。
?、佟豆饩w朝東華錄》（二）總1862頁。
②《交通史·路政編》第1冊，第38頁。
?、垡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9。
?、堋堕_平商董致李鴻章請展筑鐵路稟》，光緒十二年六月，《中國鐵路史資料》（一），第126頁。
?、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25。《醇邸來函》，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八②李鴻章《條復四事》，光緒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2。
?、酃饩w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奕等奏，《洋務運動》（六），第187頁。
?、軈⒁姟吨袊F路史資料》（一），第133頁。
?、輩⒁娗耙龝?28頁開平鐵路通車一年客貨運收入情況表。
?、迶?shù)字見《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29。
①李鴻章《海軍照章定議并籌津通鐵路》，光緒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李文忠公全 書》海軍函稿卷3，頁9。
①《海防檔·鐵路》第39頁，第12號文。
?、诶铠櫿隆蛾愂霾畈①p匠籌捐》，光結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10。
?、邸堆髣者\動》（六），第208頁。
?、偕隙囊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0—22頁，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
?、谝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5。
?、邰芤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7—18。
?、佟独钗闹夜珪冯姼寰?1，頁16：《醇邸來電》，光緒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诠饩w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張之洞奏，《洋務運動》（六），第251頁。
?、邸堆髣者\動》（六），第255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1，頁16：《醇邸來電》，光緒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诶铠櫿隆对旉悇?chuàng)修鐵路本末》，光緒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28。
③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奕、李鴻章等奏，《洋務運動》（六），第261頁。
④《張文襄公全集》電牘卷132，頁28。
?、俟饩w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張之洞奏，《洋務運動》（六），第266—207頁。
?、趨⒁姳緯谑碌谖骞?jié)。
?、邸堆髣者\動》（六），第269頁。
①《洋務運動》（六），第270頁。
?、趨⒁姳緯谑碌谖骞?jié)。
早在1862年，被李鴻章稱為“外托柔和，內懷陰狡”的英國翻譯梅輝立，即在廣東“倡為由粵開鐵路入江西之議”。但經勘察，因“工程過大，事遂中寢”。①接著，1863年正當中外反動派攜手進犯太平軍占踞的蘇州時，以英商怡和洋行為首聯(lián)絡英、法、美三國27家洋行，通過上海關道轉請江蘇巡撫李鴻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蘇州間的鐵路權。他們認為乘此蘇州即將克服之時，提出這條“建筑鐵路權利的要求，實為一適當之時機”①。并隨即籌設“蘇滬鐵路公司”。李鴻章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偫硌瞄T作了“鐵路與發(fā)銅線，事同一律，萬難允許”的指示。李鴻章對此認識得更深刻和更嚴重些。他認為以俄國為開端的請架設電線，只限于天津通商口岸②，英、法、美“三國所覬覦者，在蘇州未通商地方，竟以開路為主；其用意似有深淺之殊，其關系亦有輕重之別?！彼岩?，“三國同聲造請，必有為之謀者，未必盡出于商人”。①他懷疑是從廣東來滬的梅輝立所“唆使”，這也就是說，這些洋行呈請筑路與他們的政府即官方意見有關，故必須給予重視和關注。后來歷史發(fā)展表明，李鴻章的擔心并非多余。
1864年，怡和洋行又邀請了在印度從事鐵路建筑的英人斯蒂文生來到中國。斯蒂文生為了適應英國在華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拋出了一個所謂綜合鐵路計劃。這個計劃主要內容：以漢口為中心，東行至上海，南行至廣州，西行經四川、云南等省直達印度；又從“東行”線之鎮(zhèn)江北行至天津、北京。這樣，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四個主要商業(yè)中心口岸，就將由鐵路溝通了起來：不僅內省腹地與沿海乃至海外聯(lián)系了起來，而且與西南方向的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也聯(lián)系了起來。從而“打開進入中國后門”。這理所當然地引起中國當局的疑慮，總理衙門將此計劃置之高閣。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快快地離開了中國。
然而，西方列強并未隨著斯蒂文生離開中國，而打消其侵奪中國鐵路修建權的企圖。1365年英商杖蘭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門外，鋪設了一條小鐵路，目的是開風氣，宣揚鐵路之利，以便減少阻力，達到侵奪路權的目的。此路不使用機車，是以人力推動的，但在當時仍引起轟動，當即被步軍統(tǒng)領“飭令拆卸”②。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筑淞滬鐵路之請，關道應寶時以“七不可”③加以拒絕。
如果說60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蘭德等外國商人以及鐵路建筑師和洋行老板等人，奔走在謀建中國鐵路的前列，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歐美各國政府及其在華代理人，已從幕后走上前臺，直接策劃侵奪中國的鐵路修筑權，或勸說清政府自行筑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實權仍操于外人之手。這以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shù)摹缎伦h略論》為其開端的標幟。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總稅務司赫德向總理衙門呈遞《局外旁觀論》，次年3月5日，英公使館參贊在其公使阿禮國授意下向總署呈遞《新議略論》。兩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諸多方面的問題，其中關于鐵路修筑問題，兩文認為這是清政府“應學應辦”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則說“做輪車以利人行”，對中外都有利益，再則說“各省開設鐵道飛線，……各國聞之無不欣悅”。④因為在中國“添設鐵路和電報，……對于在華自由發(fā)展外國貿易具有重大意義”①。正因如此，所以列強侵略者在1868年“修約”期屆之時，更加緊了活動，企圖將其攫取鐵路修建權的陰謀塞進“修約”條款之內?？偫硌瞄T奕忻預見及此，于1867年上奏清廷說：“明歲更議條約，彼必互相要結，強欲增入約內，……應若何先事規(guī)畫”，使其達不到目的，以社后患，飭“有地方之責者，請共商之?！雹诮又饔嘘P督撫大臣對此發(fā)表了見解。
其實，在此次之前，已經有過兩次討論。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請筑滬蘇、淞滬鐵路和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修建一條小鐵路之時，總署曾飭沿江海各將軍督撫對洋人筑鐵路之請，嚴加防范和峻拒并對此發(fā)表意見。總署認為，“山川險阻，皆中國扼要之區(qū)，如開設鐵路，洋人可以任便往來”，這與“盡東其畝”何異?、芴K撫李鴻章說：“鐵路費煩事巨，變易山川”，中國“斷不能允”。③其他如贛撫沈葆楨、粵督毛鴻賓多從有傷民間廬墓、奪民生計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響社會治安等方面反對之。
第二次是清廷于1866年4月將《局外旁觀論》、《新議略論》飭下有關督撫和通商大臣“專折密奏”所引起的議論。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說：“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目下處以鎮(zhèn)靜，……徐圖善策。”①湖廣總督官文說：“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彼^“包藏禍心”，即以火車埔輪船之不足，以網盡中國之利權。②江西巡撫劉坤一說：火車“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有利于彼，不利于我是顯然的。“斷不可從其所請”。④江督馬新貽頗有危機感地說：“輪車鐵路者，是欲廣通其路于中國也。以中國之中，而皆有該夷之兵，皆有該夷之民，皆為該夷任意往來之路。輪船所不能至，輪車皆至之。使無地不可以號召，無地不可以沖突，以重怵我百姓之心?！敝袊鴮⒅劣跓o力收拾的地步。①督撫們議論的角度各有不同，其警惕洋商掠奪中國鐵路修建權則是一致的。
上述兩次討論，僅幾個督撫大臣參加，規(guī)模不大，只能說是討論鐵路問題的序幕。1867年秋—1868年初，為了應付“修約”而發(fā)起的討論，與前兩次大不相同，參加的人數(shù)多，規(guī)模大，談論問題也較為細致深入。與議者約為18人，除總理衙門外，有：陜甘總督左宗棠、盛京將軍都興阿、山東巡撫丁寶楨、總理船政沈葆楨、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西巡撫劉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湖廣總督李鴻章、兩廣總督瑞麟、江蘇巡撫署鄂督李瀚章、粵撫蔣益澧、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吳棠、浙江巡撫馬新貽、福建巡撫李福泰、湖北巡撫郭柏蔭、署直隸總督官文等。起自1867年10月12日（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迄于1868年1月16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歷了近三個月時間。茲將他們的意見綜述于下。
第一，強調“民情不便”以相抵制。所謂“民情不便”是多方面的：一是妨礙風水重地，二是影響民間生計田廬，行之必犯眾怒。都興阿、李瀚章均持此說，而以李瀚章講得較為全面，他說：“鑿我山川，害我田廬，礙我風水，占我商民生計，百姓必群起抗爭拆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致激民變”。如果列強說他們“自能勸導防守為辭，欲增約內；我則必以百姓抗爭折毀，官不能治罪賠償，等語，載入約內”。這樣，“彼族……當必廢然思返”，我則達到不將修筑鐵路事載入新修條約之內的目的。
第二，突出“就小民生計與之理論”。他們認為鐵路之議果行，則猶如一條吸血管那樣吸吮著小民之鮮血，它“譬人一身，膏血既盡，則軀命隨之，尚可待異日補救乎？”①曾國藩對此講得最為干脆，他說：“若……聽其創(chuàng)辦電線、鐵路，則車驢任輦旅店腳夫之生路窮矣?！匝笕诵兄瑒t以外國而占內地之利；自華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雹趹敖吡ο酄帯?。其他如馬新貽、吳棠、官文等均持此說，主張“內外臣工，協(xié)力同心，持萬不可行之定議”，決不遷就載入約內。
第三，討論中大臣們中間有認識到鐵路于民有利可以自辦的問題。這可以沈葆楨、李鴻章為代表。沈氏以秦筑長城的“當時以為殃后世賴之”為比喻地說：“銅線、鐵路，如其有成，亦中國將來之利也。且為工甚巨，目前亦頗便于窮民?！敝灰惠d入條約，“果能別創(chuàng)一法，于民間田廬墳墓毫無侵損”，做到“百姓退無后言，朝廷便當曲許，否則斷難準行?！雹芷鋵嵰k到“百姓退無后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沈氏之意是不準洋人在中國修建鐵路，但他能認識到鐵路將為“中國將來之利”，卻是難能可貴的。李鴻章對此講得更為坦率具體，他借著“或謂”的口吻且加以論證說：“或謂用洋法雇洋人，自我興辦，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無此財力，華商無此巨資。官與商情易隔閡，勢尤渙散，一時斷難成議，或待承平數(shù)十年以后。然與其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又不若中國自行仿辦，權自我操，彼亦無可置喙耳?！?br/>
李鴻章的意思很明確，那就是鐵路不讓洋人辦，由中國自己來辦，利不與人而“我先得之”。后來的歷史表明，電線也好，鐵路也好，基本上是按李鴻章的思路發(fā)展的。這實際上就是先進的科學技術盡可能吸收引進以為我所用，以利國家和人民的思想。
由此可見，60年代清政府關于鐵路問題的三次議論，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認識到鐵路這個先進技術很利害；但前二次與第三次討論有一個顯著不同點，即前者更多的從國防上考慮，洋人造路有利于他們對中國的侵略，后者則進入到經濟生活方面，要在修筑鐵路上與洋人爭利；如果說第一、二次討論中流露著對鐵路懼怕的心情的話，第三次則由懼怕而產生要利用鐵路這一利器以為我用的思想萌芽了?？偲饋碚f，也就是從軍務、商務兩個方面來考慮鐵路的修建和利用問題了。
二、自辦鐵路的認識和嘗試 洋務派之所以對鐵路有如上所述的認識水平，絕非偶然，是有其歷史淵源，是和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有關的。這里要追敘到林則徐，魏源等人的思想。
1840年林則徐主持編譯成的《四洲志》中說：美國“其不通河道者，即用火煙車陸運貨物，一點鐘可行二、三十里，其車路皆穿鑿山嶺，砌成坦途，……究省人力。”①但《四洲志》對于首創(chuàng)鐵路火車的英國反無只字談及。這說明林氏對鐵路的認識是模糊的不全面的。但當時距火車發(fā)明僅10多年，他仍不失為中國人最早對鐵路有所了解的先進人物。接著，1842年魏源初刊的《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到修訂的六十卷本和1852年刊行的一百卷本中均提及火車，且不斷有所修正，達到比較近乎實際的記述：美國“火輪車可住千人，一時能行百八十里，故國內多造鐵轆之路。”②書中并第一次附有鐵路火車圖。其他與之同時代的徐繼畬、梁廷枬等思想家，在其《瀛環(huán)志略》、《海國四說》等書中也提到鐵路火車事。但都沒有說到中國要修建鐵路。正式提出中國自己興辦鐵路者當推在“處洋多年，見識甚廣”的太平天國領導人洪仁玕。洪氏在其1859年春所著《資政新篇》中，充分肯定輪車鐵路這些“有用之物”，為“正正堂堂之技”，倡言“興車馬之利”，“倘能造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準自專其利，限滿準他人仿做”。他計劃“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條大路，以為全國之脈胳”。①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設想。盡管從其關于鐵路的敘述看不一定準確，但卻開創(chuàng)了中國人想自建鐵路的先河，也啟迪后人為尋求“與番人并雄之法”而奮斗。此后不久，一些新型知識分子不斷地提出興鐵路之利的意見、例如，1867年容閎通過蘇撫丁日昌向總理衙門提出派學生出洋留學的條陳，其中即有在礦區(qū)至通商口岸修筑鐵路的建議；常住上海并與傳教士理雅各等接觸的王韜，在60年代中期，即大聲疾呼中國必須興辦機械鐵路火輪車等先進事業(yè)，才能自強，才“足與諸西國抗”，他“渴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變之道”；②1870年王氏游歐回國后又曾上書丁日昌，勸辦鐵路，俾奪西洋之利③。王韜期望中國人對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握此一變之道”的感情是真切的。容、王等志士的興辦鐵路的條陳、輿論和呼吁，不可能不對當權的洋務派產生影響。就從人事關系說，甚力開明的丁日昌，是與李鴻章共事多年的密友，容閎對辦鐵路等事的意見，必然會傳到李氏那里；王韜在上海曾上蘇撫李鴻章書，他們有過交往。洋務派受到這些知識分子的影響是情理中的事。這樣，在列強筑路要求的逼迫下，在清政府洋務派千方百計進行抵制的情況下，在中國國防上有此需要、經濟日益發(fā)展要求“分洋商之利”的形勢下，輪船、電線和鐵路均日益成為必不可少之物了。以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從峻拒洋人強求筑路轉變?yōu)橹鲝堊约号d辦鐵路，就成為時勢之必然了。
歷史車輪進入19世紀70年代，中外雙方都把興辦鐵路提到實踐的日程。洋人以修建淤滬鐵路為開端，中國則自筑臺灣基隆礦區(qū)鐵路為起始。兩者修鐵路的目的有某些差別，洋商更多的從經濟利益上考慮，兼及軍事；清政府則更主要地從軍事國防方面著想，經濟利益仍置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正式談論修建鐵路事，始于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后的“海防議起”，但思想醞釀卻在此前幾年。如果說60年代的三次討論，是清政府害怕列強修筑鐵路會破壞我國防和經濟生活而加以堅決抵拒的話，70年代則是為了加強防務而主張自筑鐵路。前者為消極被動防范，后者則為主動修路以自強。顯然這一次修路之議，是前三次討論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它是針對日本的崛起而發(fā)生的。茲以在1868年那次討論中主張以“自行仿辦”鐵路的李鴻章為代表的言論來加以論述。
還在1871年1月21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鴻章就在其《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中說：“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它近些年來學習引進西方機器等技術，又仿造鐵路，“其志固欲自強以御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雹芾钍暇鎳苏f：“日本頗為西人引重，其制造鐵廠鐵路練兵設關，一仿西洋所為，志不在小?！蔽抑袊荒茉佟耙蜓擄棥绷耍≡诖恕皵?shù)千年大變局”面前，“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①否則無能與東西洋對峙?！白冇嫛钡膬热莺芏?，在當時最主要的是建電線、鐵路及與之關聯(lián)的煤鐵礦等，李鴻章慨乎言之地致書志同道合的丁日昌說：“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若竟改驛遞為電信，車為鐵路，庶足相持。聞此議者勘不咋舌。吾謂百數(shù)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zhàn)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蹜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br/>
這里除對電線、鐵路將大行于中國的先見之明外，李鴻章把一般人懼怕洋人要求筑路以破壞我國防的心理，一變而力爭取自我筑路以為鞏固國防的重要手段。在上述思想認識前提下，一年多以后“海防議起”中，李鴻章更為明確地論述鐵路對于軍事上的作用說：“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倘如西國辦法：有電線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于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shù)百里，則統(tǒng)帥尚不至于誤事?！?br/>
很明顯，李鴻章將鐵路視作調兵運餉藉以勝敵的得力工具與手段。所以他后來又曾有過：中國“富強之勢，遠不逮各國者，察其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后能富能強?！雹燮溆ㄔ扈F路的緊迫心情，溢于言表。其他督撫亦有與李鴻章相似的見解，例如，丁日昌就說過：“鐵路亦將來之所不能不設者，否則恢復新疆轉運艱苦，抽調兵勇行走豈不遲緩?！雹艿终J為鐵路建設“須設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后”。這與李鴻章所說“今尚非其時，似須俟諸數(shù)十年之后”①的話，同樣表示出修路在當時還沒有可能。
然而，歷史發(fā)展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就在“海防議起”不久，當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試探性地修筑淞滬鐵路之際，洋務派也將筑鐵路事付之于行動，那就是臺灣基隆礦區(qū)鐵路，和接著不久開平煤礦胥各莊鐵路的修建?？梢哉f中外雙方在筑路上基本上是同步的。茲分別加以敘述。
早在1865年，英商即組織了淞滬鐵路公司，請筑上海至吳淞約30里的鐵路，被上海道應寶時所拒絕。英商并不甘心，過一段時間又向新任關道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吳淞道路的請求，以此誆騙上海道。沈氏以既非鐵道而是一般修路，當即允準，但明確表示購地事由英人自行解決。修路之請得到允準，英人馬上著手修筑鐵路。在風氣未開的滬郊地區(qū)，土地要價既昂，風水廬墓問題尤多，工作進展緩慢，終至陷于停頓。大部分股票落入怡和洋行之手。茲后又幾經周折，始于1875年招足股金，在英國購鐵軌與機車，并起運到滬。工程于1876年1月間開工，進展順利，2月中旬即鋪軌達四分之三，由名為“引導”號的機車進行試車，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行駛火車。這轟動了鄉(xiāng)里，并引起上海道馮焌光的關注，隨即他照會英領事麥華陀，聲言“先誆準租路，忽興此舉，由欺偽勉強而成?！雹谝蠼埂Ｍ禒巿?zhí)多次，麥華陀允許暫時停止行駛一個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據新發(fā)現(xiàn)的李鴻章手札云：淞滬“鐵路已成，火車試行，竹儒（馮焌光字——引者）設法阻擾，謂將臥鐵轍中聽其軋死，威（妥瑪）、梅（輝立）等目為瘋人?！雹塾诖丝梢姕琅c英方爭執(zhí)的激烈程度了。
英公使館派漢文正使梅輝立赴滬與馮道談判，過津與李鴻章面商，李主張買歸自辦，梅當面雖亦以為然，但到滬與馮焌光面議時，卻堅持中國買回后仍交怡和洋行承辦。雙方意氣頗盛，形成了僵局。一方面梅氏憤而北回，另一方面淞滬路公司加緊筑路，以造成既成事實。于6月30日全線通車，7月3日正式營業(yè)。當營業(yè)的第十一天即7月14日那天，火車輾斃華人一名，而被迫停駛。這給馮焌光實現(xiàn)中國方面主張的一個極好機會，威妥瑪、麥華陀的態(tài)度也趨于緩和。這時，李鴻章與威妥瑪正在煙臺舉行“滇案”談判，順便議及淞滬路事，李鴻章聲明：“務在保我中國自主之權，期于中國有益，而使洋商亦不致受損。”威妥瑪則面稱：“租界以外斷不許英商辦理。此事如將來中國以鐵路為有益，仍聽中國自主。”①李鴻章隨即于9月14日派煙臺滇案談判隨員朱其詔、盛宣懷赴滬會同馮焌光與英方代表梅輝立談判。結果由中國以白銀28.5萬兩買回。南洋大臣沈葆楨始主自辦，繼則決定拆除。鐵軌設備運臺灣交由丁日昌，準備在臺灣修建鐵路時使用。
洋務派不僅在淞滬鐵路的交涉上與列強針鋒相對，且在筑路行動上也是與洋商同步進行的。大約就在英人修筑淞滬鐵路的同時，臺灣基隆礦區(qū)于1876年秋建筑了一條輕便鐵道②，利用海岸坡度由礦井滑行至海岸邊。雖未用機車牽引，卻是中國自己的第一條鐵軌道。應認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1876年初被授為福建巡撫的丁日昌，乘機擬訂了一個發(fā)展臺灣鐵路的宏偉計劃。他親赴臺灣進行考察，于是年冬向清廷上了十害、十利和七不必慮的奏折③。
那就是：輪路礦務不興有著“道阻信艱”、文報難通、敵兵隨處可以登岸、我駐兵撤兵進退兩難、兵多餉需糜費等十害；輪路礦務興辦有著“軍情可瞬息而得”、軍隊可“朝發(fā)夕至”使敵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日本看到臺強有如“芒刺在背”時存忌憚之心……狡謀自息”等十利；輪路礦務并舉、工商發(fā)達，自不愁經費不足等七不必慮。具體建議先開辦臺灣前山自基隆至極南之恒春約近千里之鐵路，將來經費足條件成熱再興辦后山鐵路。丁氏慨乎言之他說，對臺灣而言，“輪路礦務，奏功之鍼石也”。另在附片中說：臺灣“必須辦輪路、電線、礦務，而后始能一勞永逸”①。這得到李鴻章、沈葆楨等大臣疆吏的響應與支持。李氏說：“鐵路、電線相為表里，功用最大”；沈氏聲稱：“鐵路一端，實為臺地所宜行”?？偫硌瞄T作出“舉辦輪路為經理全臺一大關鍵，尤屬目前當務之急”的結論上報清廷中樞，“請飭下丁日昌審度地勢妥速籌策，務當力為其難，俾安內攘外，均有裨益?！笨偸鹞┛诸B固守舊勢力的反對，故特別強調“臺灣海島孤懸，迥非內地可比”④，以減少阻力。清廷并同意自光緒三年七月起，粵海、潮州、閩海、浙海、山海等五關，并滬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稅，暨江海關四成內二成洋稅劃出半分之半，批解福建巡撫兌收；其每年酌提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厘金，亦自本年始以一半批解福建丁日昌兌收。臺灣修火車路的經費有著落了。看樣子，清政府對于臺灣筑鐵路的決心是很大的。
然而，工作進展很不順利，主要原因是款項缺乏。在清廷決議下達之初，丁日昌就呈清清廷將規(guī)定解福建之款仍歸南北洋大臣提收，因為他認為“此款若由臣催收，必致百呼而無一諾”①，筑路經費一定會落空。后果不出丁氏所料，各關各省根本不按規(guī)定交兌，以致工程無法進行。丁日昌雖曾擬借麗如銀行50—60萬兩先筑府城至旗后口80里鐵路。后以丁日昌病免而作罷。奕回憶此事說，當年丁日昌建議臺灣須修鐵路，“因經費無措，迄未果行?！雹叟_灣修鐵路在當時雖未果行，但意義卻很重大。主要的一條就是沖破了不許筑鐵路的禁區(qū)。在1874年海防議起時，以李鴻章為代表“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時，“廷臣會議皆不置可”，有些大臣還“痛詆之”。后在煤鐵礦的開采乃至電線敷設上雖有突破，但當李氏向奕“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時，奕雖亦以為然，但仍“謂無人敢主持”，乃至于“遂絕口不談”①修筑鐵路事。可見其艱難程度了。時隔僅僅兩年有余，在修建鐵路問題上有如上所述的突破，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所謂臺灣“非內地可比”，那不過是飾詞罷了。應該認為，這是時勢之必然，也是對列強侵略者覬覦中國鐵路修建權的一個挑戰(zhàn)和示威。
三、80年代前、中期兩次論戰(zhàn)與唐胥、津沽鐵路建成 淞滬鐵路買回拆毀和丁日昌在臺灣建造鐵路的停止，幾乎發(fā)生在同一時間。此后，一方面，中國自造鐵路的輿論并未因臺灣鐵路停造而終止，相反更有所發(fā)展；另一方面，外國侵略者因淞滬路被拆毀而尋求新的對策，他們打算像電線電報那樣，在他們控制下，由中國人興辦，中外共同使用。因而在修筑鐵路問題上的議論和主張，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清政府各派從共同反對洋人在中國修路，一變而為中國人自己要不要修鐵路的爭論。這種修路與反修路的論戰(zhàn)，在19世紀80年代有過三次，本節(jié)先敘述前兩次論戰(zhàn)。
第一次爭論是在1880年12月3日到1881年2月間，發(fā)起者為曾任直隸提督的淮系將領劉銘傳。唐廷樞于1880年10月間開始興建唐胥鐵路以應運輸開平煤炭之需，于是議論鐵路之風波又起；與此同時，中俄關于伊犁問題的交涉日趨緊張，與商務軍務密切攸關的鐵路修建問題很自然地又被提到議事和實踐的日程。當時“自解兵柄，養(yǎng)疴田園”的宿將劉銘傳被召入京，他毫不含糊地上了請速修鐵路以自強的奏折。如果說“海防議起”中修建鐵路的議論是日本侵臺事件引起的話，這次卻主要是針對俄國的侵華野心而發(fā)動的。劉銘傳說：“用兵之道，貴審敵情。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此時之持滿不發(fā)者，非畏兵力，以鐵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禍且不測?！敝劣跂|鄰日本，近年來師西人長技，恃有鐵路，“亦遇事與我為難”。他慨嘆他說：“失今不圖自強，后雖欲圖恐無及矣”?、谖：醮?！怎么就能自強？練兵造器固宜舉行，然其“機括則在于急造鐵路”。他說：“鐵路之利于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為不可緩之圖。”為什么？劉銘傳說：“若鐵路造成，則聲勢聯(lián)絡，血脈貫通，裁兵節(jié)餉，并成勁旅，防邊防海，轉運槍炮，朝發(fā)夕至，駐防之兵即可為游擊之旅，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shù)兵之用，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制矣?！雹诓粌H如此，鐵路營業(yè)收費還可以養(yǎng)兵，“則厘卡可以酌裁”，“裕國便民之道無踰于此”?！叭粢坏┫略扈F路之詔，顯露自強之機，則氣勢立振，……不獨俄約易成，日本窺伺之心亦可從此潛消矣?！闭迷谶@一年李鴻章奏請架設電線，劉氏說：“電線須與鐵路相輔而行，省費既多，看守亦易?！雹賱憘鬟€提出造鐵路干線的設想：南路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均達北京；北路由北京東至沈陽，西通甘肅。先辦清江至京一條，以與議設之電線相表里。應該說，劉銘傳的建議是及時的可行的。清廷于當天即下達了“著李鴻章、劉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籌商，妥議具奏”的上諭。
在李鴻章、劉坤一未及復奏時，頑固派代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首先提出反對意見。其基本理由與當年反對洋商在中國造路相類似，不過這時更具體化并有針對性地描準劉銘傳的建議。張氏提出造鐵路三大弊端，除所謂影響民間田畝、房舍、墳墓等之外，就是清江開設鐵路，洋人“借端生事，百計要求”前往這個未開埠的城市，“則將何以應之”；“鐵路既開，則由上海、漢口入京者，大半歸于陸行，天津碼頭即將從此而衰，……招商局數(shù)百萬款項棄于一旦”，是“耗費巨資以求不可必得之利”，必不可行。②清廷亦于當天批交李鴻章、劉坤一，著將張氏奏折與劉銘傳奏折一并復議具奏。
李鴻章于張家驤上奏后10天即具折聲援劉銘傳，他在《妥籌鐵路事宜折》中首先列舉歐美各國之所以日臻富強的原因，是“有輪船以通海道，復有鐵路以便陸行”，并闡述了鐵路有易于集兵、利于運輸以及軍餉、通訊、救災、拱衛(wèi)京師等九利，其中“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強切要之圖”。李鴻章極力贊成劉銘傳的修筑鐵路和先修清江一路的建議；并針對張家驤的“三弊”逐一予以駁斥。①與此同時，李鴻章又致函醇邸奕申述奏稿中的論點，對于奕各項疑問一一予以說明，希望得到支持。至于劉坤一的意見，李鴻章雖有“妨民間生計”、“內地稅厘將歸烏有”等“過慮”，但基本傾向如其所說“劉銘傳所請，適與臣意相符”，表示了支持的態(tài)度。
然而，頑固派不甘示弱，他們瘋狂反撲。通政使參議劉錫鴻赤膊上陣，聲言：“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提出“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聳人聽聞地叫嚷“若造鐵路，則不惟不設險，而且自平其險，山川關塞，悉成馳驟之坦途，重門洞開，屏障悉撤，一夫奮臂可直入室矣?！雹谶@實際上是10余年前反對洋人在中國筑路時所謂“盡東其畝”語言的重演，并無新意，如果說有什么新意的話，那也只是以之對付侵略者的武器拿來對付劉銘傳罷了。其他如降調順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讀周德潤等也迫不及待地出場扮演反角，陳述不宜筑路的陳詞濫調。
經一段時間的爭論，清中樞于1881年2月14日（光緒七年正月十六日）下達上諭：“鐵路火車為外洋所盛行，若以創(chuàng)辦，無論利少害多，且需費至數(shù)千萬，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債，流弊尤多。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無庸議?！雹龠@宣告了這場爭論以頑固派勝利而告一段落。
然而，就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爭論的時候，出現(xiàn)了非常矛盾的現(xiàn)象，那就是洋務筑路派在口舌之爭中“敗訴”之際，卻在筑路的實際行動上取得勝利——庸胥鐵路建造完工。②該路于1880年10月間開始建造，1881年春夏之交建成，先用馬拉，是年6月9日（光緒七年五月十三日）始用機車牽引，機車名“中國洛克號”，后雖因言官彈劾，說什么機車行駛震動東陵，行駛不久即被查禁，但卻是中國使用機車牽引火車之始。值得奇怪的是，唐胥鐵路建造之際，正是頑固派堅決反對中國自己修筑鐵路之時，也是清廷下達對劉銘傳修建鐵路之奏“著無庸議”之時。這種矛盾現(xiàn)象如何看待和理解？這與奕的指導思想有關。奕在雙方爭論時曾對李鴻章指示：鐵路“試行于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熟，漸推漸廣。”李鴻章許之為“權衡至當，深協(xié)機宜”，并作了“鴻章亦索有此意”的表示。③這樣，上述矛盾現(xiàn)象就可得到答案了。這種情況，就預伏著下述兩種征兆：一是洋務派雖在筑路的口舌之爭中“敗訴”，但終有一天會“勝訴”的；二是從歷史上看鐵路在中國確是“漸推漸廣”的。如果說70年代中期還在曉曉不休他說鐵路只能行于孤懸外海的臺灣，不能行于內地的話，時隔四五年卻開始行于內地了，并且就在清朝的心臟地區(qū)京津一帶了。因此，唐胥鐵路對于沖破不許筑鐵路的防線的意義，遠超過臺灣筑路所造成的影響，在不遠的未來鐵路建設必將有較大的“推廣”和“突破”，這可從唐胥路展筑和津沽路建成得到說明。
第二次爭論從1883年到1888年。爭論的直接動因是由于法國侵略越南和中國。
第一次關于鐵路的爭論，由于上諭劉銘傳修路的建議“著無庸議”而暫時告一段落。但并非僵旗息鼓，而是雙方均在伺機行動。1883年，法國向越南進兵日急，中法關系日趨緊張，李鴻章向奕建議，除催促向德國定造的“定遠”鐵艦趕快回華、加強弁兵的電線電機等訓練以準備迎戰(zhàn)法軍挑畔外，又提出急修鐵路問題，他說：“火車鐵路利益甚大，東西洋均已盛行，中國阻于浮議，至今未能試辦。將來欲求富強制敵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鐵艦，陸有鐵道，此乃真實聲威，外人斷不敢輕于稱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計為幸。”④1884年中法戰(zhàn)起，漕糧海運恐有資盜之虞，河運則有阻滯之難，于是議修鐵路者漸增。反筑路者乘機起而進攻。內閣學士徐致祥、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文海、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張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上奏清廷，力陳修建鐵路之害。他們的發(fā)言，大都為陳詞濫調，什么“以千余萬之資，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①啦，鐵路一開“開門揖盜”，“關山盡失其險”啦，必使“小民失業(yè)者不可勝計，往往挺而走險流為捻匪”②啦，等等謬論，是經不起一駁和缺乏說服力的。
正在鐵路論戰(zhàn)第二個回合進行之際，發(fā)生了有利于洋務派的三件事：一是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諭譴責徐致祥所奏，“并不平心論事，輒敢肆行訾詆，殊屬誕妄，著交部議處”③，受到“降三級調用”的處分。這無疑是對頑固反筑路派的一個打擊。二是1885年夏左宗棠臨病逝前寫下遺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鐵路，“以通南北之樞?！彼赋觯和庋蟾鲊ㄔ扈F路“民因而富，國因而強，人物因而倍盛”的情況，其“有利無害，固有明征?！闭J為“天下俗論紛紛，究不必與之辨白?！雹偃侵蟹☉?zhàn)爭結束后成立了海軍衙門，任命奕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李鴻章、曾紀澤為幫辦大臣，鐵路事務劃歸海軍衙門掌管，而上述三人均是積極主張加快修筑鐵路的，尤其是奕為光緒帝生父，權傾一時，是鐵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第一次論戰(zhàn)因一道“著無庸議”的上諭而告一段落，筑路派明敗而實勝地修建了一條唐胥鐵路；第二次論戰(zhàn)雖沒有誰來作定論，卻以展筑唐胥鐵路和修建津沽鐵路的事實，來回答反筑路派的攻擊，從而宣告鐵路問題的論戰(zhàn)，洋務筑路派沒有“明敗”而是“實勝”者。
1886年秋冬間，李鴻章在對士大夫之“毀謗鐵路”者的：有礙廬墓論、奪民生計論，“我能往寇亦能往”的“盡東其畝”“開門揖盜”論，一一予以駁斥②的同時，與奕討論如何展筑唐胥路和造津沽路的問題。并著手先筑胥各莊至閻莊65里鐵道。這條鐵路是1886年8月間，由開平礦務局商董，以運河淺阻，“礦內積煤日多，欲運煤而路不暢”③為由，而請求修筑的。為此，成立了開平鐵路公司，招集商股資本25萬兩，其中一半為開平礦局股本。隨即于是年秋開工，因地勢平坦，進展順利，工本費用亦較輕。這就是商本商辦的開平鐵路。
胥各莊至閻莊鐵路開工以后，1887年1月1日（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奕與李鴻章籌劃展筑閻莊至大沽一段鐵路，并建議“由海署奏明由貴處（按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引者）籌筑為調兵運軍火之用，名曰試辦?！鞛閿U充?！雹苻叁€之所以把從閻莊到大沽一段鐵路定為軍事國防之用，并強調“試辦”和“徐為擴充”，這是為減少阻力之故。于此可見奕與李鴻章在造鐵路上的志同道合和默契的程度了。
李鴻章當即照辦，他復醇邸函云：“鐵路試辦，擬即遵來諭，由閻莊至沽、由沽至津，令官商妥議，復到即咨請海署會奏。但招股多少、遲速，俱難逆料，凡官可以為力之處，自無不竭力助之。沽北之路作為官商合辦?！雹偃欢?，工作進程迅速，過一個多月，海軍衙門奕、李鴻章、曾紀澤聯(lián)名上奏清廷，充分說明了筑開平至大沽、大沽到天津鐵路對軍事國防和官商之利，說：“開平鐵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則出礦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將鐵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運貨最便，可收取洋商運貨之資，藉充養(yǎng)鐵路之費?！苯ㄗh歸開平鐵路公司一手經理。②公司隨即著手招股100萬兩，還以開平鐵路贏利情況為例，以吸引投資者。稱：“運煤一宗每年準保得銀三萬兩，有盈無絀；灰石雜貨等項，可得銀一、二萬兩；搭客等費亦得銀萬余兩。”除去養(yǎng)路等開支費，股銀足有五六厘至一分之息?！雹圻@并非夸口之詞。④然而，招股沒有如愿完成，僅得108500兩。不得已借撥天津海防支應等局16萬兩，并先后以北洋大臣名義向英怡和洋行借款63.7萬余兩，向德華泰銀行借款43.9萬余兩。⑤津沽路工程進展亦很迅速，1888年10月3日即全線竣工。9李鴻章親往查驗，并第一次乘坐火車直抵唐山，甚為滿意。他于10月13日致函奕，極力主張速建律通路說：“煤礦商人及鐵路各商，均以鐵路便益，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崩钍媳еС值膽B(tài)度說：“鴻章查看情形，通州鐵路似不能不就勢接做，于國計民生大有裨益，關系非淺?！雹拚敱狈秸怪岂懵泛徒蚬谅返臅r候，南方新建的臺灣省的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也在那里籌辦鐵路。這位于1880年上奏清廷請修建鐵路，從而拉開第一次鐵路問題論爭的劉氏，在8年后的今天，并不因清廷曾有“著無庸議”的上諭而改初衷，力主先造由臺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鐵路，并于1887年春動工，并身體力行地親率兵勇修造10余里的路基以為楷模。但山阻工艱，1891年始工竣通車，1893年臺北新竹段完工，時劉銘傳已去職，繼任巡撫邵友濂，以經費不足未將工程繼續(xù)下去，于是年2月停工，這時已接近中日甲午戰(zhàn)爭了。
上述南北呼應的修筑鐵路的行動，是給頑固反筑路派一個最好的回擊，顯示了第二個回合的鐵路論戰(zhàn)洋務筑路派的勝利。這種“勝利”雖沒有誰來作文字上的結論，卻是事實的回答。歷史趨勢是抗拒不了的！
四、第三次大論戰(zhàn)及洋務派內部的爭論 80年代洋務派與頑固派關于鐵路問題的三次大論戰(zhàn)，第三次是規(guī)模最大涉及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這是圍繞津通鐵路的籌辦而展開的。上節(jié)已經談到，1888年津沽鐵路竣工通車后，李鴻章致函海署，提出由津“就勢接做”到通州之議。之所以不接做到北京，想系怕遭反對者非議。海軍衙門隨即請辦，其理由：“現(xiàn)造鐵路出息抵用養(yǎng)路經費則有余，抽還造路借本則不足，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鐵路，既可抽還造路借本，并可報效海軍經費。”①實際上更主要的是從軍事上考慮的。與此同時，洋務派為光緒帝大婚準備的貢禮，京城一條7里長的小鐵路的路軌建成，機車和車箱共為7節(jié)，用銀6000兩（據李鴻章說承辦該路的法商德威尼賠貼不下4萬金）。①這件事影響頗大，它可使慈禧、光緒皇帝乃至大臣們親眼看到火車的優(yōu)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鐵路兩件事湊在一起，卻引起了軒然大波。那就是頑固派的群起攻擊。
本來，頑固派從未停止過攻擊，有謂海軍衙門假報效之名濫售實缺者；有說李鴻章進奉小鐵路，是以西洋淫巧誘惑皇上者。到1889年1月起爆發(fā)了一場很大政治風波。御史余聯(lián)沅首先發(fā)難，接著是御史屠仁守、吳兆泰會奏；御史張炳琳、林步青和給事中洪良品會奏；御史徐會澧、王文錦、李培元、曹鴻勛、王仁堪、高釗中會奏；尚書翁同龢、孫家鼐會奏；禮部尚書奎潤與九卿言官等21人會奏。此后續(xù)有倉場侍郎游百川、內閣學士文治、大學土恩承、尚書徐桐、侍郎孫毓汶等人的彈章劾疏。他們反對的理由，除“資敵”、“擾民”、“奪民生計”和鐵路可試行于邊地不可遽行腹地等老調外，強調通州“密邇京師”“漕運重鎮(zhèn)”萬不可建造鐵路?！叭糁描F路其間，盡撤藩籬，洞啟門戶，風馳電走，朝夕可至?！雹谖ｋU?。〈笥小吧接暧麃盹L滿樓”和壓倒一切之概。
洋務派處在上述形勢面前沒有被嚇退，他們迎頭應戰(zhàn)，以李鴻章為首對之進行反駁，李氏接連書寫了：《議鐵路駁恩相徐尚書原函》、《議駁京僚諫阻鐵路各奏》③等長文，逐條予以批駁，說理既甚透辟，措辭亦頗激烈。茲舉數(shù)例：其一，對于余聯(lián)沅所說：“鐵路一開，即有數(shù)十百萬生靈絕無生計非饑即盜”的論點，在擺事實講道理之余，用譏諷的口吻說：“其平情之言乎？抑過當之論乎？議論朝政可如是之危言聳聽乎？殆亦惑于道路之浮言而不察耳！”①其二，對于徐會澧所說“外國設鐵路以通遠方，中國設鐵路以迫禁近”的論點，進行批駁說：“外國鐵路皆必由都會繁盛之處起手，由近以通遠，中國議設津通鐵路意亦猶是。今原奏不曰由近以通遠，故倒其文曰設鐵路以迫禁近，實不解其所謂！”③其三，對品位最隆的翁同龢、孫家鼐的“鐵路宜于邊地不宜于腹地，邊地有運兵之利，無擾民之害”的論點，也毫不留情地批駁說：“所貴鐵路者，貴其由腹之邊耳，若將鐵路設于邊地，其腹地之兵與餉仍望塵莫及。且鐵路設于腹地，有事則運兵，無事則貿遷，經費方能措辦。若設于荒涼寂寞之區(qū)，專待運兵之用，造路之費幾何？養(yǎng)路之費幾何？無論中國外國焉得此不竭之財以供鐵路之用耶！”②以上這些駁論，或譏對手的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或諷其對于鐵路作用的無知。于此可見論戰(zhàn)的激烈程度了。
接著，海軍衙門、軍機處會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觀點歸納為“資敵、擾民、奪民生計”三端，并對之進行批評，請皇上將各原奏發(fā)交有關將軍督撫復議，清廷下達上諭，著曾國莖、張之洞、劉銘傳、王文韶等10余督撫對于修津通鐵路的各種意見，“各抒所見迅速復奏”。復奏結果，多數(shù)人都主張繼續(xù)興辦鐵路，先辦邊防漕路，津通路亦可試行。在復奏中冒出的新意見，那就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奏請緩辦津通路，改建盧漢路的意見。這就引起了津通路與盧漢路孰輕孰重、孰緩孰急之爭，這使第三次論戰(zhàn)從洋務筑路派與頑固反筑路派之間的爭論，轉而為洋務派內部圍繞東路與中部南北干路的爭論了。
被奕譽為“別開生面，與吾儕異曲同工”③的張之洞，他把建造鐵路的功用，密切地與振興經濟聯(lián)系起來考慮。他奏稱：“今日鐵路之用，尤以開通土貨為急。蓋論中外通商以后之時局，中國民生之豐歉，商分之息耗，專視乎土貨出產之多少，與夫土貨出口較洋貨進口之多少以為斷。近數(shù)年來，洋貨洋藥進口價值每歲多于土貨出口價值者，約二千萬兩，若再聽其耗漏，以后斷不可支?，F(xiàn)在洋貨洋藥之來源無可杜遏，惟有設法多出土貨多銷土貨以救之?！袊锂a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奧區(qū)，工艱運貴，其生不蕃，其流不廣。且土貨率皆質粗價廉，非多無利，非速不多，非用機器、化學不能變粗賤為精良，化無用為有用。茍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本輕費省，土貨旺銷，則可大減出口厘稅以鼓舞之。于是山鄉(xiāng)邊郡之產，悉可致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銷路暢則利商，制造繁則利工，山農、澤農之種植，牧豎、女紅之所成，皆可行遠，得價則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征兵轉餉是矣?！世麌c利民實相表里?！?br/>
張之洞的觀點與一般論者不同的是，從利商出發(fā)而及于軍事防務，不像多數(shù)人是從軍事上立論，故他將筑鐵路的地點選在腹地，他認為鐵路“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行河南，達于湖北之漢口鎮(zhèn)，此則干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所革也?！彼f，這條路有著“無引敵之慮”、卻有征調之便和貿易必旺、餉源必旺等八利，“將來集資推廣續(xù)造”，向東、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視，二十年以后，中國武備屹然改觀矣。”②張之洞提出辦盧漢路的同時，同意一些大臣的“緩辦津通”的意見，但認為從津沽接續(xù)筑至山海關后，“通接關東”是必要的。奕對此反映除稱張“別開生面，與吾儕異曲同工”之余，認為“西果行，東必可望，但爭遲早”③。李鴻章盡管有著“通州、盧溝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則謠諑紛來，盧溝則浮言不起”①的對緩修津通有抱怨情緒，但對于先辦盧漢路，還是與奕一起作了：“兩頭并舉，四達不悖，以為經營全局之計，循序漸進之基，庶幾有益于國，無損于民，事出萬全，決可毅然興辦?！雹诘目隙ū響B(tài)。
寫到這里，要剖析一下李鴻章、張之洞關于津通、盧漢之爭都是為了本集團的利益的說法。學術界多年有一種說法，認為李鴻章要筑津通路和向山海關、東北展筑，是為了擴大淮系集團的勢力，張之洞堅主筑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的勢力，因此，津通、盧漢之爭，本質上是李鴻章、張之洞維護和擴大自己集團勢力之爭。這種論點憶測成分者多，缺乏說服力。津通、盧漢之爭，始于張之洞修建盧漢路的提出，在張氏提出此建議的1889年4月1日（光緒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張之洞是兩廣總督、署廣東巡撫，同年8月8日（七月十二日）始有調督兩湖之旨，這是因為張之洞系修盧漢路發(fā)起人，在作出“緩建津通，先修盧漢”決定之后，調張氏總督兩湖用意是很明顯的，誠如張之洞所說：“洞調兩湖，自為創(chuàng)辦鐵路”③。張氏事先根本無意于兩湖、也不知清廷有調張督兩湖之意，何來修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勢力的想法呢！至于李鴻章的以唐沽、津沽路為基點向通州和山海關、關東延筑，從地勢和形勢看，從軍務、商務兩方面看都是必要的，即使有擴大本集團勢力的意圖，也是與國家民族利益有一致性的。歷史學家論歷史上人物事件，是置于歷史規(guī)律中考察，是以客觀效果為準進行分析做出結論；如果論及人們主觀的東西，那也主要是政治家們制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思想家經過加工的思想，某些個人的主觀動機決不是史學的研究對象。
這個問題澄清了，可以將盧漢和關東鐵路籌建情況作一簡要敘述。
修建盧漢路，張之洞本意分為四段進行，清廷決定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北由盧溝至正定。張之洞造鐵路的根本指導思想，“不外耗為本，計利便為末，儲材為先，興工為后”。因此，他主張不借洋債，不買洋軌，因為這是巨大的“外耗”，他認為：“洋款、洋鐵兩端，皆必致坐受盤剝，息外有息，耗中有耗。”如果那樣做，這不是與我張某所提：“銷土貨、開利源、塞漏巵”的宗旨相違背了嗎？因此，張氏籌建鐵路的次序是：“積款、采鐵、煉鐵、教工四事為先，而勘路開工次之?！雹芗热徊唤柩髠⒉毁I洋軌，上述次序是正確的。款從那里來？張之洞的意見是：“干路專歸官辦，以一事權；枝路留待商股，以便招徠”。那就是說，盧漢路干線的用款由官籌措。按當時估算每造一里鐵路需款一萬兩計，盧漢路共需用款2000—3000萬兩?！胺e款”置于第一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不買洋軌，中國自己在當時尚無鐵廠，大量鋼軌所用的鋼鐵還無來源。于是張之洞擬將他在廣東籌建的鐵廠，隨他移建于湖北。這就是后來的漢陽鐵廠①。但鐵廠從建成投產到生產出鋼軌須要幾年時間，所以張之洞又提出：“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②的十六字方針。可見，張氏將款與鐵看作造盧漢路的關鍵和前提，這是對的。但款與鐵完全靠自己，而且都是官的力量，絲毫不求于外洋，不一定是恰當?shù)?，這實際是自給白足封閉思想的反映。照他這樣做法，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開工呢！按張之洞估計：“前六、七年積款、積鐵，后三、四年興工修造，兩端并舉，一氣作成。”③后來的歷史事實證明，從1889年動議到1896年由盛宣懷督辦的鐵路總公司成立的七年間，款根本沒有積起來；鐵呢，自1893年漢陽鐵廠投產以來，出鐵不多，鋼含磷大多易裂，不宜千造鐵軌①。從盛宣懷接辦鐵廠和修造鐵路之任后，款主要是借了比利時洋債，路軌主要是盛氏逐步解決“含磷易裂”技術難題后才用自造的鋼軌?？梢?，張之洞顧慮用洋款、洋軌受人盤剝的想法是可取的，但因此而絕對拒絕借洋債、用洋鐵，就不一定可取了。因此，學術界有人對于張之洞上述思想和做法予以表彰和肯定，我對這種評價是不能茍同的。
正當張之洞因款、鐵問題在建盧漢路上作長期打算的時候，日本勢力對朝鮮侵略日益深入，沙俄加緊修筑西伯利亞鐵路以作為東侵的工具，日、俄均對中國東北威脅甚大，清廷因而作出緩辦盧漢路先建關東路的決定。顯然，這是為了防御俄、日而經營東北并支援朝鮮的戰(zhàn)略決策。這個決策是對的。
出于俄、日均對朝鮮虎視眈眈，大有通過朝鮮入侵東三省之勢，于是總現(xiàn)衙門于1890年3月31日（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一日）奏陳整頓朝鮮事宜：“精練水陸各軍”、“東三省興辦鐵路”等六條，同日，即得到清中樞“整頓練兵、興辦鐵路兩條均合機宜”②的旨準。按照李鴻章與奕商定的計劃：關東路以營口為起點經吉林而達琿春。李鴻章于4月16日即派吳熾昌率同工程師金達秘密前往勘路。吳、金均認為營口為起點，頗不方便：一是營口每年有5個月封凍期，運輸不便；二是營口須建碼頭，水運至天津起卸亦難。時間上經濟上都不合算。主張由津唐北端之林西接造至山海關，再出關續(xù)造。最后決定出關取道錦州直達吉林；另由沈陽造支路通營口。吉林至琿春段暫緩。線路既經確定，李鴻章即于1891年在山海關設了北洋官鐵路局，并隨即興工。1893年筑至灤州，次年修抵山海關，甲午中日戰(zhàn)起時，修至關外中后所，出關約120里。筑路的進度是緩慢的。緩慢的原因之一是經費太少。從1891年奏準撥歸關東鐵路?？钇鹬?895年共為600萬兩，其中1894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壽慶挪用了200萬兩，1895年因中日戰(zhàn)事而把筑路經費撥歸軍餉。于是筑到中后所只能停工了。
綜觀洋務運動中修筑鐵路的歷史，阻力重重，步履維艱。從清政府各派政治勢力一致反對洋人侵占中國筑路權，到清政府內部頑固守舊派反對洋務派筑路，到一致認識到修建鐵路在軍事上商務上的必要性；等到沒有人反對筑路了，卻又在筑路地點上挑剔，從而發(fā)展到洋務派內部在津通、盧漢路緩急先后上的矛盾?？偟目?，雖然進展緩慢，卻是步步前進的。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佟肚迨犯濉肪?30，第3859頁。
?、倮铠櫿隆吨驴偸鸷?，見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一），第4頁。
?、谝姟吨袊F路史資料》（一），第4頁。
①俄國首先提出架設電線的列強侵奪電線權利事，參見本書第十章第一節(jié)。
?、诶铠櫿隆吨驴偸鸷?，《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一），第4頁。
③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頁。
④應寶時的“七不可”之說在當時頗有影響，原文未見。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0。
②《阿禮國致麥華陀函》，見《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一），第33頁。
?、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50，頁33。
④⑤《海防檔·電線》（一），第5、8頁。
?、佗冖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1，頁28、42、44。
?、芡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5，頁46。
?、偕弦囊娡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55，頁13。
?、趧⒗ひ徽Z，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4，頁13。
?、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54，頁2。
?、荞R新貽語，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5，頁27。
⑤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3，頁5。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5，頁13—14。
?、凇缎》綁佚S輿地叢鈔·四洲志》。
?、佟逗鴪D志》卷61，頁1。
②引文均見洪仁玕《資政新篇》。
?、弁蹴w《答包荇洲明經書》，《弢園尺牘》卷7。
?、芡蹴w《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
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7，頁54。
?、倮铠櫿隆稄屯跹a帆中丞》，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1，頁27。
?、诶铠櫿隆稄投∮晟胸?，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2，頁26。
?、劾铠櫿隆痘I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頁22。
?、芾铠櫿隆稄痛价≌撹F路》，光緒七年正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2，頁2—3。
?、俣∪詹逗７罈l議》，見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xù)編》卷101。
?、诶铠櫿隆稄痛价≌撹F路》，光緒七年正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2，頁2—3。
③參見李鴻章《致馮卓儒觀察》，光緒二年三月十六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6，頁11。
?、倮铠櫿隆吨露∪詹罚饩w二年三月十二日，《豐順文史》1989年第二輯，第 96頁。
②李鴻章《致威使》，光緒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6， 頁 23—24。
?、蹍⒁姳緯谑徽碌谒墓?jié)。
④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丁日昌奏，《洋務運動》（二），第346—353頁。
?、佗凇堆髣者\動》（二），第346、356、358—359頁。
?、酃饩w三年五月初四日丁日昌奏，《洋務運動》（二），第371頁。
?、俟饩w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理海軍事務大臣奕奏，《洋務運動》（六），第193頁。
?、诶铠櫿隆稄凸尴尚鞘埂?，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7，頁13。 ①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劉銘傳奏，《洋務運動》（六），第137—138頁。
?、冖酃饩w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劉銘傳奏，《洋務運動》（六），第138頁。
?、僖陨弦木姽饩w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張家驤奏，《洋務運動》（六），第140頁。
?、谝姟独钗闹夜珪纷喔寰?9，頁20—26。
?、俟饩w七年正月十六日劉錫鴻奏，《洋務運動》（六），第163頁。
?、谝姟吨袊F路史資料》（一），第102—103頁。
?、厶岂汨F路修建事參見本書第十一章第三節(jié)。
?、芾铠櫿隆稄痛价≌撹F路》，《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2，頁5。
?、倮铠櫿隆墩摲ū鴿u進兼陳鐵艦鐵路之利》，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4，頁25。
?、谛熘孪椤墩撹F路利害折》，光緒十年九月十三日，《洋務運動》（六），第167頁。
?、酃饩w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延茂奏，《洋務運動》（六），第180頁。
?、佟豆饩w朝東華錄》（二）總1862頁。
②《交通史·路政編》第1冊，第38頁。
?、垡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9。
?、堋堕_平商董致李鴻章請展筑鐵路稟》，光緒十二年六月，《中國鐵路史資料》（一），第126頁。
?、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25。《醇邸來函》，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八②李鴻章《條復四事》，光緒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2。
?、酃饩w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奕等奏，《洋務運動》（六），第187頁。
?、軈⒁姟吨袊F路史資料》（一），第133頁。
?、輩⒁娗耙龝?28頁開平鐵路通車一年客貨運收入情況表。
?、迶?shù)字見《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29。
①李鴻章《海軍照章定議并籌津通鐵路》，光緒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李文忠公全 書》海軍函稿卷3，頁9。
①《海防檔·鐵路》第39頁，第12號文。
?、诶铠櫿隆蛾愂霾畈①p匠籌捐》，光結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10。
?、邸堆髣者\動》（六），第208頁。
?、偕隙囊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0—22頁，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
?、谝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5。
?、邰芤姟独钗闹夜珪泛＼姾寰?，頁17—18。
?、佟独钗闹夜珪冯姼寰?1，頁16：《醇邸來電》，光緒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诠饩w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張之洞奏，《洋務運動》（六），第251頁。
?、邸堆髣者\動》（六），第255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1，頁16：《醇邸來電》，光緒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诶铠櫿隆对旉悇?chuàng)修鐵路本末》，光緒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頁28。
③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奕、李鴻章等奏，《洋務運動》（六），第261頁。
④《張文襄公全集》電牘卷132，頁28。
?、俟饩w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張之洞奏，《洋務運動》（六），第266—207頁。
?、趨⒁姳緯谑碌谖骞?jié)。
?、邸堆髣者\動》（六），第269頁。
①《洋務運動》（六），第270頁。
?、趨⒁姳緯谑碌谖骞?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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