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社團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團的出現，和17世紀20、30年代的朝廷黨爭，反映出這一時期上層社會的膨脹，及隨之而來的將官場角逐同社會運動聯系起來的一種新政治格局的發(fā)展。②上層社會的膨脹，在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qū)，即后來的安徽和江蘇兩省，表現得最為明顯。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那里不僅涌現出許多富商大賈，中產家庭也明顯增加了。③與此同時，生員和秀才的數量上升了15倍，他們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擠入大都市上層社會的行列。④這些常常落榜的生員或 秀才，在長江三角洲各城鎮(zhèn)形成了新興的引人注目的階層。他們艷麗浮夸的衣著舉止，被當時人們視為性異?；蛏鐣惓，F象。①對此深為反感的李東寫到：“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不論也……”②又作詩曰：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①用來購買華服與戲票，或在蘇州茶館中賭光輸盡的大量錢財，不僅助長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風，也耗盡了這些紈袴子弟之家族的財富，從而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變動。②所謂“溫飽之家，則挜債而盤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則糾賭而席其囊橐”。③異常發(fā)達的家族——世代顯赫的大戶或望族——必須找到防止衰敗破產的對策。其中有許多做到了這一點。例如，嘉興有90多個大戶，被時人視為望族。它們都能長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財富和聲望延續(xù)八代以上。④嘉興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處，確有某些經濟上的有利條件，使當地士紳家族比較容易維持下來。15世紀中葉，嘉興府增置屬縣，因而很容易通過在一縣占田而在另一縣落籍的辦法來偷漏田稅。⑤然而，嘉興望族的財富和權勢得以數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們采取了這樣一種成功的手段，即 為了使自己的家族獲得新的人才與財源，精心籌劃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發(fā)戶通婚。①例如，以明末出過幾個知名官員而著稱的嘉興沈氏，便常與當地那些有財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發(fā)戶通婚。石窗公（沈琮）擇婿，鮮當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馬戲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詢其師，邀為媒妁。時池州父，布賈也，自以齊大非偶，遜謝不敢。公曰：“毋固辭，吾意已決，異日昌爾門者，必此子也?！睔w語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時名位爵祿，悉與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廣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②嘉興的望族也常相互聯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長久不衰的真正秘訣，是他們成功地將貴族文化對下層社會的排斥同他們對新近上升為中產階級的暴發(fā)戶的接納結合了起來。③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區(qū)科舉名士的大量涌現，這種結合成了望族為維持生存所必備的特征。和其他盛產舉人進士的地區(qū)（也許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縣，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晉江那樣只有少數幾個人才之鄉(xiāng)。江南所屬10個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兩百名官員。而且，江南有許多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地區(qū)，其士人流動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④因此，江南 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數重要城市中個別大族的控制。個別城市也不能支配整個江南。①相反，整個長江流域這一中國最富庶的地區(qū)，到處都有政治名士。他們具有自我認同的強烈意識，又與大眾文化有橫向的聯結。②由于他們散布各處，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線和地域隔閡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會的傳統形式——詩社、學社、書院——在這一地區(qū)便異常發(fā)達。③這些士大夫的社團，不僅體現出上層社會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紀大眾文化素養(yǎng)的普遍提高。④數百萬人躋身科舉，為迅速繁榮的出版業(yè)造就了龐大的讀者隊伍。⑤書商們不惜重金，聘請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選編八股文集，介紹這種專門用于科舉考試的文體的寫作技巧。⑥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 書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書籍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憑他舉人進士，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今乃乙酉鄉(xiāng)試之年，大布恩綸，開科取士。準了禮部尚書錢謙益的條陳，要亟正文體，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間首領，只得聘請幾家名手，另選新篇。今日正在里邊刪改批評，待俺早些貼起封面來：“風氣隨名手，文章中試官”。①這些書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還推銷社稿，即文學會社成員撰寫的文稿。出版這種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讓日后的考官對后進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過刊布登科社員之名單，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讀者。②當時的出版界并不僅僅如黃宗羲所說——是“時文批尾之世界”。③除八股文外，也有馮夢龍之類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說，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編撰的時人傳記、叢書、詩集等等。當然，詩也是科舉考試的文體之一；但私人或文學社團之所以編輯出版詩集，主要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審美趣味日益提高、詩歌創(chuàng)作日趨繁榮的形勢，創(chuàng)建新的文學批評標準。④明末的詩歌和散文，受擬古派詩人王世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響極深。王世貞、李攀龍（1514—1570）及其他倡導“古文辭運動”的文人，背棄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義和15世紀流行 的平庸呆板的“臺閣體”，轉而極力推崇秦漢散文和晚唐樂府詩。①16世紀晚期的一些詩人，像1584年創(chuàng)建拂水山莊社的常熟學者瞿純仁，繼續(xù)發(fā)展了這種擬古的唯美主義原則。瞿純仁的書齋中——后來成了17世紀的文學大師錢謙益的書齋——聚集著一群詩文鑒賞家，他們有志于振興古詩，因而常作樂府詩。②但一種反對擬古派矯揉造作的勢力，也在漸漸形成。艾南英等人對文風做作的詩人提出了尖刻批評，甚至指斥王世貞的詩作缺乏自然氣息和自發(fā)情感。③在給詩人陳子龍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寫道：“后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貞文集），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雹墚敃r，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對王世貞的指責。但到17世紀20年代末，多數文社都贊成恢復劉基、歐陽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⑤因此，這一時期出現的詩社，大多不是高雅鑒賞家的而是文學盟友的群體，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現詩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學和哲學的衰頹。大約1620年，才華橫溢的金壇詩人周鐘創(chuàng)立了匡社，這一名稱本身就表達了上述目標。⑥同樣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 抱有類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員沈壽民的話說：“吾同術者，臥起相聞，晦明相厲，貶譽相共”。①相互品評詩的風格，只是20年代出現的文學和哲學社團的活動之一。在開展文學批評和砥礪品德修養(yǎng)的同時，他們還共同致力于發(fā)掘儒學經典中的微言大義，以幫助似乎喪失了道德準則的社會恢復秩序。促成這種合作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獨立完成這項重大使命。因為對經典的含義，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甚至偏執(zhí)的理解。而在學社和書院中，通過討論和講學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發(fā)現，則會使社會秩序的恢復成為可能。②在1624年這思想日益活躍的一年中，幾個江南的社團合并成為應社，它以南京所在的應天府而得名。這一事件標志著長江上、下游各文人群體的聯合。③該社實際由兩部分組成：一為南應社，由拂水山社發(fā)展而來，以常熟富人楊彝（字子常）為首；一為北應社，以匡社創(chuàng)始人周鐘為首。④聯合的倡議顯然是楊彝發(fā)出的，所需盤纏及出版費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虛榮心。據查慎行：《人海記》載：常熟楊子常，家富于財，初無文采，而好交結文士，與太倉顧麟士（即顧夢麟）、婁東二張友善，以此有名諸生間。⑤而對二張——張溥、張采——來說，建立應社則是為了某種與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對江南文學界其他領袖人物淺薄的教學及晦澀的文風早 已深感不滿，張溥、張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勵，發(fā)憤求知，追求對文學與哲學的更為深入的理解。①早在1623年，張采就搬進了婁東張溥的書齋。此時，兩人又一起鼓動楊彝，為應社起草了一份社約，以保證所有成員共同針對談禪說“空”的盛行，來澄清義理，并堅持對文學的衰落提出恰當的評論。這就是最早的47名應社成員在盟主周鐘帶領下立下的誓言。為了實現這一誓言，應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員，并出版經典注釋及其文集。②然而，和江南其他許多文社一樣，應社很快也卷入了以東林黨同魏忠賢的斗爭為中心的政治旋渦。特別是1626年，當魏忠賢的爪牙企圖逮捕帶頭抨擊閹黨的原吏部官員周順昌時，應社成員竟參加了蘇州的暴動。③明朝末葉，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運動。在江南各城鎮(zhèn)中，下層士人、商賈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場一切角落的攤商小販之間，有眾多的聯系。當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別是奉命前來統治他們的官吏威脅時，這些市民就會迅速作出反應。④1567年，常州首先爆發(fā)了生員與市民反對當地官府的騷亂。從此，反對貪官污吏和橫征暴斂的市民抗議風潮便此起彼伏，接 連發(fā)生。①朝廷將這種騷亂歸咎于民風澆薄，尤其是缺乏對權威的敬畏。邇來習竟?jié)怖?，人多薄惡，以童生而毆辱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司。非毀師長，連珠偏布于街衢；報復仇嫌，歌謠遂鋟于梓木。②1587年，抗議風潮經短暫平息之后又再次興起。在當時人看來，這似乎意味著某種轉折。也許是由于當時江南正鬧水災，反“貪官污吏”的呼聲比以往更為高漲了。③在蘇州、嘉興、常州、鎮(zhèn)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帶頭圍攻官府，辱罵當地長官及致仕大臣。時人驚呼：生員、市民“皆一時蜂起，不約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變也?！雹芡砻鞯氖忻襁\動有兩種類型。最常見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種：下層階級與生員結為聯盟，反對使他們遭致剝削與貧困的上層階級。⑤不過，這種生員與市民的聯盟，并不總是敵視官府的；他們也會聲援那些保護非特權階層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則是阻止朝廷將清廉正直、體恤民情的官員調走。1593年的松江暴動便是一例。當時，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懲治了幾家欺壓百姓的大戶， 并減輕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層人民的擁護。后朝廷欲將李侯調往別處，松江生員群起反對，并在所屬縣鎮(zhèn)張貼抗議揭帖。結果，朝廷出兵彈壓，才將李侯調走。①另一種類型是城市各階層共同聯合，反對朝廷。②16世紀末，江南地區(qū)形成了許多中心市場，從而使蘇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以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為中心，又逐漸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觀念。當那些東廠特務和宦官充任的稅監(jiān)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運行的經濟時，其結果多半是促使他們團結得更加緊密，甚至形成以上層士人和富商大賈為領袖、以生員和下層市民為主力的市民集團。③1601年的蘇州抗稅斗爭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順昌而激起的那場著名的蘇州民變，也是如此。④1626年春，魏忠賢遣緹騎四出搜捕東林黨人，其中包括蘇州的周順昌。消息傳開后，蘇州各地生員立即動員起來。在應社成員楊廷樞①率領下，數千人擁至衙門，要求巡撫向天啟皇帝轉奏他們的請愿書，釋放周順昌。巡撫斷然拒絕，請愿群眾頓時“哭聲動地”。②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順昌個人，他的命運只能引起為東林黨的事業(yè)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關切與幫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會參加這一運動。然而，以邪惡殘暴著稱的緹騎的出現，激怒了蘇州其他市民。他們一哄而上，直搗衙門，毆打緹騎，將其中一人當場踩死，將另外幾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顧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勸阻——繼續(xù)擁至驛站，圍攻御史黃尊素，撕毀了他攜帶的詔書，焚燒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動群眾沒能救出周順昌。他被緹騎押至京師，備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認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遺體。暴動群眾也遭到鎮(zhèn)壓。巡撫毛一鷺報告說“吳人盡反”，將為首的五人逮捕處決。③他們的名字及蘇州市民為紀念他們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義和無畏的象征。許多親身參加了這次民變的士大夫，則由此而揚名；那些為援救周順昌而奮勇當先的應社社員，突然發(fā)現自己已是天下聞名的人物了。④的確，1626年的蘇州暴動，意味著應社正從一個文人社團向一種逐漸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轉變。他們從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許多成員；1628年，張溥有幸作為恩貢生到北京參加崇禎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應社的支部。①第二年，張溥和孫淳又進一步擴大應社的活動。他們發(fā)出大量請柬，邀請各地名士至蘇州聚會。應邀前來的共有674人，他們同堂宣誓，建立聯盟，并將其名稱定為復社②（見下圖）。 張溥之流自認為是承襲了東林黨人的衣缽，但在政治上卻小心謹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復社的誓約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來的，由若干消極保守的道德禁令組成，如不得背逆道統，不得指斥經典，不可無視圣賢等等。①比誓約的內容更重要的，是這次活動的形式：一群來自全國的文人士大夫公開聚會，填寫社員名冊，并在張溥發(fā)向全國的公告上簽名。繼1629年的蘇州會議后，他們又進一步開展了活動，籌集更多資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復社成員的各地指定或推舉領袖，以協調復社的行動。②復社雖然代表著一種全新的政治運動，但它只是一種聯盟，而非一個政黨。③社員身份主要體現為每年到江南參加一次會議（1629年在蘇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蘇州），而張溥收集的、附在復社公告上的社員名單，僅是會議盛況的記錄。復社的成員都在各自原來的文社中繼續(xù)保留資格和參加活動，并且比他們在以年會為象征的復社中的資格與活動更為直接和積極；也正是由于這些地方文社的廣泛存在，復社這一更大的聯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員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來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復社這樣的組織。他們只是名義上的復社成員。雖然可以被動員起來圍繞某個問題在更高層次上開展活動，但他們主要仍然各自屬于當地的文社。復社中最著名的組織之一是松江幾社。④該社建于1629年， 以當地大戶子弟彭賓、周立勛、夏允彝、徐孚遠等人為首。①其中徐孚遠是徐階的重侄孫，徐階曾于16世紀60年代任內閣首輔，后來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敵視；徐孚遠還是前錦衣衛(wèi)指揮徐本高的堂兄弟。②然而，在思想上對幾社影響最大的，是所謂云閑③三子——李雯、宋征輿和陳子龍。李雯是該組織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領袖則是陳子龍。④1625年，陳子龍曾痛斥魏忠賢的一個黨徒，由此在政治上名聲大噪。此外，他還是著名的詩人和學者。⑤作為詩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寧愿追見艾維四：《陳子龍》，第58頁。 隨王世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風。①作為學者，他和徐孚遠一起編輯了著名的《皇明經世文編》（1638），力圖恢復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將其與傳統的儒學價值結合起來，以求振興明朝的統治。② ② 鄧爾麟：《科舉政治》。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46—47頁，及其《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yè)資本》，第37頁；石錦：《太湖地區(qū)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第三章，第42—45頁。晚明詩人王世貞曾提到“十七家大戶”，其資產皆達50萬兩以上。傅衣凌：《明清時代》，第23頁。著名的天主教徒、上海縣人徐光啟，曾對其家鄉(xiāng)的商人受到極大妒忌和羨慕的情形做過描述。還有人說，有的江南大戶用每只重15兩的金碗待客，用最精美的繡品作浴巾。傅衣凌：《明代江南》，第29—30頁。收藏藝術品也是一種擺闊方式，富商們尤嗜于此，因為他們認為——據晚明一位經營藝術品的商人說——一個人文雅還是粗俗，取決于他是否擁有古董。秦三迪和許承志：《安徽的商人文化及其保護者》，第22頁。 ④ 15世紀后半期，明朝政府開始出賣監(jiān)生資格。到16世紀，許多有錢人都有了這種“監(jiān)生”頭銜，因而可以參加鄉(xiāng)試和出任下層官吏。至天啟年間，許多富裕的平民還購買最低一級的童試資格，成為生員。這些新興的下層鄉(xiāng)紳在本地并不很受尊重，因為那里的鄉(xiāng)紳通常都有正式功名；但在外地，尤其在城市中，他們的身份卻大大高于一般平民，享有終身復除的特權。酒井忠夫：《儒教和大眾教育書籍》，第337頁；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與民眾》，第21頁；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第35頁；山本英士：《日本1976年的明清史研究》，第17頁；何柄棣：《中華帝國中的進身之階》，第30頁。 ① 謝肇浙（1567—1624）說，當時幾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孌童。他們在京城外接客時，總是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書生。據謝肇浙說，同性戀從晉代開始在中國出現，公元3世紀末曾盛行一時，所有士大夫都熱衷此道。及至宋朝，由于道學的興起，同性戀之風衰落了；但到明末，特別是在中國東南地區(qū)，又再次興盛起來。常聽人說，福建和廣東是這種性行為的中心；實際上同性戀在江南也是常見的。南方官員——謝氏說——將此風俗帶到了北京，使這里的酒店也出現了許多少年男妓（小唱），作為侍者和歌童為士大夫服務。這些孌童大多來自浙江的寧波和紹興一帶，還有一部分來自山東臨清，故有“北”小唱和“南”小唱之分。謝肇浙：《五雜俎》第八卷，第4—5頁。1633—1635年間曾侵襲福建海岸的達赤曼·漢斯·普特曼斯（Dutchman Hans Putmans），稱中國人為“卑劣的雞奸者”。C.R.巴克士：《鄭芝龍的興衰》，第422—426頁。這位葡萄牙人還指責說，雞奸行為“在中國人當中既不受懲罰也不受歧視?！卑涂耸浚骸度倌昵暗陌拈T》，第303頁。 ② 李東：《見聞雜記》第十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頁。幾年前，東林黨人趙南星便將經濟衰退與揮霍浪費聯系起來，極力抨擊奢侈之風。他說，當時的人們，不論男女，都追求華服美食，揮金如土。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第二六四卷，第5頁。這種風氣大約是從16世紀40年代興起的，當時男子開始戴瓦楞骔帽，穿輕俏精美的暑襪和蒲鞋，宜興出產的“黃草蒲鞋”尤為著名。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2頁；又見蘇均煒：《明嘉靖期間倭寇史略》，第130—131頁；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內在因素之研究》，第1—2頁。華麗的飾服作為政治衰微和社會墮落的表現，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荀子（約公元前300—237）寫道：“亂世之征，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yǎng)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荀子箋注》，第227頁。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頁。假道學們特別提到，這些士大夫修習八股文極為嚴謹，但私生活卻非常放蕩，甚至發(fā)生反常的性行為。謝肇浙：《五條俎》第八卷，第5頁。 ② 昂貴的金銀珠寶飾物，尤其是作成各種動物形態(tài)的精美頭飾，在崇禎時期非常時髦。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上，第12頁。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31頁。名門子弟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據晚明史料記載，也有許多權貴子弟倚勢恃強，橫行鄉(xiāng)里，成了令人畏懼（以及令人鄙視）的土豪。趙翼：《廿二史札記》，第721頁（第三十四卷）。 ④ 其中有一姓維持了21代，一姓維持了18代，四姓維持了17代。潘光旦在其開拓性研究中提出的這91個大姓，是根據他們在地方志中的出現和其他衡量其聲望的標準選出的。從其在巍科人物中所占之比例，也可看出這些家族的聲望和權勢長久不衰這一事實。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嘉興府得12人，其中10人是上述91家望族的子弟。清代共有巍科人物520人，嘉興府得28人，其中17人出自上述望族。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第96—98頁。 ⑤ 因此，政府阻止這種逃稅現象的努力，被大族勢力挫敗了。川勝守：《浙江嘉興府的嵌田問題》。 ① 潘光旦：《嘉興的望族》，第127頁。 ② 《嘉興的望族》，第125頁。包鼎之父所言“齊大非偶”，出自《左傳》第六卷。文中“安人”是六品官夫人的頭銜。 ③ 潘光旦：《嘉興的望族》，第122、126頁。關于明末商、農、士之身份的混淆，及其在泰州學派思想中的反映，見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73頁。在明末的說教作品中，也有人極力維護嚴格的身份區(qū)別，這或許正是上述融合現象的一種反映。酒井忠夫：《儒教和大眾教育》，第346頁。 ④ 有明一代，南直隸（即江南）籍官員中無其他親屬同時任官者占59％，而浙江籍和福建籍官員中有姻親同時在官府任職者分別占42％和34％。詹姆斯·B·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62—366、382—386頁。江南望族之間的婚姻，作為超地方性的社會紐帶，常常使其中許多成員產生大都市觀念，從而促使他們超越地方利益的局限，逐漸卷入東林黨運動一類的全國性政治爭端。鄧爾麟：《達官貴人》，及其《嘉定忠臣》。 ① 如果說宋朝是以杭州和開封等大都會為中心的時期，那么晚明的一大特點，就是在這些大都會之外，又迅速發(fā)展起來一批大市鎮(zhèn)（通常是棉花貿易中心）。從1500年到1800年，蘇州、松江、常州、太倉、鎮(zhèn)江、江寧、杭州、嘉興和湖州地區(qū)，市鎮(zhèn)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zhèn)之數量分析》，第144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3—104頁；西島定生：《支那初期棉業(yè)市場的考察》，第132頁；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第68—70頁；弗雷德里克·W·莫特：《中國專制主義的發(fā)展》，第127—129頁，及其《南京的變化》，第63—65頁；P.阿爾瓦雷·賽米多：《中國歷史上與韃靼人的戰(zhàn)爭史》，第21—22頁；白樂日：《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與行政現實》，第8—10頁。 ② 用功能分析的術語說，明朝晚期江南潛在的社會子系統比其他地區(qū)有更大的自主性。由于姓族、官府、或許還有經濟子系統是相對獨立和分離的，其身份的形成就更容易、更穩(wěn)定。 ③ 臺爾曼·格里姆：《中國明代儒教教育和政治》，第130—133頁。 ④ 據1586年版紹興府志載，當時如果不能用儒家經典教育子弟，連最貧窮的人也會感到羞恥。從商賈到差役，幾乎人人都識字。何柄棣：《進身之階》，第251頁。羅烏斯基的數字表明，在中國的這一高度發(fā)達地區(qū)，男性中具有實用讀寫能力的，可能達到了35％或者更多。伊夫林·S·羅烏斯基：《清代的教育與大眾文學》。 ⑤ 小林裕充等：《安徽繪畫的盛期》，第25頁。 ⑥ T.S.費希爾：《順從與效忠》第二部分，第133—137頁。許多生員只知死背范文，和不厭其煩地反復研讀四書五經。明朝末年，人們普遍認為，把時間全都用在鉆研八股文上，會導致士大夫階層的退化。后來，這種形式主義又被認為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威拉德·J·彼得森：《苦果》，第56—58頁。 ① 孔尚任：《桃花扇》，第212—213頁?！靶轮巍敝?644年福王建立的南明政權。主考官當然是錢謙益。 ② 艾維四：《復社》，第337—338頁。 ③ 謝國楨：《黨社運動》，第146頁。 ④ 下文所述應社和復社的興起，及其同詩界的關系，主要依據朱倓：《明季南應社考》；吉川幸次郎：《17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不問國事》；謝國楨：《黨社運動》，第145—186頁；艾維四：《復社》；狄百瑞：《帝國的藍圖：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譯注》，第13—20頁。 ① 李文治：《晚明民變》，第846、1400、1537頁；吉川幸次郎：《不問國事》，第18—21頁。 ② 朱倓：《明季南應社考》，第542頁。該社后來由范文若命名為“拂水山房社”，成員多是常熟、華亭（松江）和昆山人。 ③ 袁宏道（1568—1610）一派宣稱，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性格，一味仿古只會扼殺文學的生命，主張詩人應擺脫傳統文學形式的束縛去抒發(fā)自己的性靈。里杰德·約翰·林恩：《正統與啟蒙》，第237頁。 ④ 據說，艾南英和陳子龍甚至為此動手互毆。艾維四：《陳子龍》，第39頁。艾南英后曾率眾抗清，在唐王政府中殉職。艾南英：《天傭子集》第六卷，第10—15頁。 ⑤ 鄧爾麟：《達官貴人》，第96頁。 ⑥ 周鐘的家族是金壇貴族。其父周泰時曾任云南布政使。徐鼒：《小腆紀傳》，第206—207頁。 ① 朱倓：《明季南應社考》，第545頁。南社有16名成員，包括萬應隆和吳應箕。 ② 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第二六九卷，第14—15頁。 ③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第24頁；艾維四：《復社》，第339頁。“應”也暗指《易經》所謂“同響相應”之意。見阿特韋爾：《陳子龍》，第36頁。 ④ 朱倓：《明季南應社考》，第546—547頁。此系吳偉業(yè)說。 ⑤ 朱倓：《明季南應社考》，第543頁。 ① 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第52—53頁。 ② 應社成員中以負責招納社員的孫淳最為積極。后來在復社中他也擔負同樣職責，并遍游天下社團。一位來自嘉興的復社盟友說他“忘其身，惟取友是急，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敝靷劊骸睹骷灸蠎缈肌?，第576頁。該社當時刊行的一部最著名、最有影響的文集，是張溥選編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吉川幸次郎：《不問國事》，第21頁。 ③ 顧炎武：《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第11—12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6—118頁；賀凱：《蘇州及魏忠賢的黨羽》；艾維四：《復社》，第339頁；宮崎市定：《明代蘇松》，第14—15頁。 ④ 16世紀50和60年代，由于倭寇和中國海盜時常襲擾長江三角洲，一種以蘇州香工會一類手工業(yè)行會為中心的強大地方自衛(wèi)傳統逐漸形成了。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5、123—125頁；勒·P·路易·蓋拉德：《南京今昔》，第205—206頁；小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瑯的中國沿?！?，第210—211頁。 ① 1567年的暴亂，基本上是一次生員抗議科舉舞弊現象的示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1及111—112頁；白樂日：《中國傳統政治》，第11頁；袁清：《城市暴動和騷亂》，第286頁。 ② 《明實錄》隆慶朝第二十四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頁。 ③ 1586年，霜凍毀掉了江東的果園。1587年，暴雨毀掉了成熟待收的莊稼。1588年，春旱造成了饑荒。1589年，又發(fā)生嚴重的夏旱，官府不得不賑濟災民。褚華：《滬城備考》第三卷，第12頁；又見森正夫：《16—18世紀的賑災管理與地主佃戶的關系》，第74頁；居密：《地主和農民》，第21—22頁。 ④ 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頁；又見袁清：《城市暴動》，第286—287頁；宮崎市定：《明代蘇松》，第13—14頁。 ⑤ 許大齡：《試論明后期的東林黨人》，第8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3—115頁。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5—116頁。 ② 有的學者提出，東林黨人代表了新興商人階級和中小地主的聯盟，企圖超越專制皇權而建立地主階級的霸權。按照這種觀點，東林黨人是想通過反對集權專制主義和反對濫用特權迫使下層階級鋌而走險的大地主的利益，來強化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溝口雄三：《東林學派思想》，第173—175、195—196頁；谷口菊雄：《明末農民起義》，第56頁。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頁。按照一種被曲解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地主階級內部包括幾個不同階層：貴族地主、鄉(xiāng)紳地主和經營地主。其中第三者在江南抗稅運動后期表現得最為積極。他們直接經營自己的土地，以個人身份興修水利，因而支持受其驅使的自耕農和中小地主擺脫官府的賦稅，有時還聯合市紳一道同官府作對。李洵：《論明代江南集團勢力》，第22頁。 ④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88—89頁。一些大臣——有的與東林黨有關系，有的則沒有關系——聯合起來抗拒陳增等宦官的勒索，為首者是李三才。此人官至淮南巡撫，雖非東林黨人，但因領導了反抗額外征稅特別是礦稅的群眾運動而名聞天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110—1111頁；《明代人名辭典》，第503、847—850頁。關于1601年的暴動，見袁清：《城市暴動》，第287—290頁；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372—373頁。1601年的抗稅斗爭恰好與農業(yè)災害同時爆發(fā)。嘉興、湖州以南地區(qū)發(fā)生嚴重水災，導致谷物和生絲價格急劇上漲。佐伯有一：《1601年“織傭之變”有關諸問題》，第88頁。 ① 楊廷樞是蘇州最著名的儒師，他招納弟子不分貴賤，一視同仁。17世紀30年代，其門下弟子多達2000余人。艾維四：《復社》，第347頁。 ② 溫睿臨：《南疆繹史》，第230頁。這里所用的是19世紀李瑤?？瘫荆}為《南疆繹史勘本》。林恩·斯特魯弗認為，該本內容多出李瑤之手（斯特魯弗給作者的私人信件）。但該本的基礎畢竟是溫氏的作品，故本書從《臺灣文獻叢刊》之說，以該書為溫睿臨等著。 ③ 據1629年張溥為紀念這些殉難者而題寫的碑文載，周順昌被捕，“吳人痛心”，這五人遂挺身而出，痛打緹騎，事后被殺。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研究室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yè)碑刻集》，第374頁。還有一篇名士文震孟題寫的碑文，后有98位蘇州士大夫的署名。同上書，第376—377頁。 ④ 《明史》（國防研究院），第3435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94頁；艾維四：《明代文社的變化》，第15—20頁；袁清：《城市暴動》，第293—296頁。賀凱的《蘇州》對這一著名事件作了精彩的概述。 ① 艾維四：《復社》，第340頁。 ② 應社究竟何時改稱復社，尚不能確定。查慎行《人海記》載：“（楊彝）初與同志數人為應社。其后二張名驟盛，交益廣，乃改名為復社”。朱倓：《明季南應社考》，第543頁?！皬蜕纭币幻岛稀兑捉洝窂拓灾?。復卦包含著這樣一種觀念：一事物之衰敗就是另一事物重新興起的轉折點，于是舊事物被拋棄了，新事物又繁盛起來。見艾維四：《陳子龍》，第41頁。明朝末年，對儒家經典中“復”之概念的這種擬古主義的理解非常流行。在研究陳洪綬描繪17世紀初葡萄社在北京一個寺廟集會之情形的一幅畫時，藝術史學家高居翰指出，畫家有意使人們聯想起1000多年前白蓮社的一次集會。其意圖并不是要說明葡萄社是白蓮社的再現，而僅僅是因為若將葡萄社的集會描繪成一次當代的史無前例的事件，便會降低其價值，而這種雙重形象的畫面和擬古主義的手法，則可使之帶有肅穆、悠久的古典色彩?！备呔雍玻骸堆葜v稿》，哈佛大學，1979年，第18頁。當然，慧遠（336—416）的白蓮社，和1622年在山東發(fā)動起義的白蓮教不是一碼事。艾維四：《復社》，第334頁。 ① 這篇誓約有多種英譯，艾維四《明代文社》第18頁的譯文是其中之一。 ② 謝國楨：《黨社運動》，第163頁；鄧爾麟：《達官貴人》，第102頁，及其《嘉定忠臣》，第33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頁。 ③ 艾維四強調其更集中化的方面（《明代文社》），謝國楨則將其說成是原有文社的聯盟（《黨社運動》，第161—162頁）。鄧爾麟指出，嘉定的復社組織由那些和望族有著非正式關系的當地生員組成，更像文人社團，而不像聯盟。鄧爾麟：《達官貴人》，第138頁，及其《嘉定忠臣》，第30頁。 ④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第25頁。該社名稱取自《易經·大傳》（“系辭下”——譯者）：“子曰：知幾，其神乎?！贝颂幹皫住币鉃閷ι刑幱诿妊繝顟B(tài)之事物的認識和干預。 ① 謝國楨：《黨社運動》，第187—190頁。他們常在彭賓的書齋中聚會。清軍南下后，幾社創(chuàng)始人中只有彭賓活了下來，并十分恰當地改號為“大寂子”。侯方域：《壯悔堂集·壯悔堂文集》第一卷，第12—13頁。 ② 徐孚遠編過幾部八股文集，1642年鄉(xiāng)試中舉，但次年會試未能登第。浙江鄉(xiāng)帥許都，就是由他介紹給在紹興任職的陳子龍的。許都因造反被陳子龍捕殺后，徐孚遠還寫信責備過陳子龍。后徐孚遠在國子監(jiān)供職，是鄭成功的老師。清軍南下，他參加了魯王的南明政府，1651年隨福王流亡金門島，后于出使云南途中在安南被監(jiān)禁了一段時間。1663年金門陷落后，他逃入廣東山區(qū)過起了隱居生活，從此便消聲匿跡了。宋如林：《松江府志》，第1253頁（第五十五卷）；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年譜》上，第12頁；艾維四：《陳子龍》，第59—60頁。關于徐階，見《明代人名辭典》，第575—576頁。 ③ 云閑是彭賓書齋之號，1629年幾社在此成立。謝國楨：《黨社運動》，第188—189頁；李雯、陳子龍、宋征輿：《云閑三子新詩合稿》，“序”第1頁；“傳”第2頁。 ④ 艾維四：《復社》，第347頁。可能因為李雯后來曾為多爾袞效力，地方志（趙先甲撰《華亭縣志》）中沒有他的傳。關于他和陳子龍的友誼，見侯方域：《壯悔堂集·四憶堂詩集》第五卷，第10頁。李雯和陳子龍一道投身科舉，但陳子龍通過了1630年的鄉(xiāng)試，成為舉人，李雯則既未列入《華亭縣志》之貢生名冊，也未列入《上?？h志》（應寶時撰《上?？h志》第1087頁）之舉人名單。宋征輿后亦降清，1647年中進士。李雯等：《云閑三子新詩合稿·傳》，第2頁。 ⑤ 陳子龍在松江領導了反對貪官朱國盛的斗爭。朱國盛是明室貴族，也是魏忠賢的黨徒。他在松江因以重禮誘奸富家少女而聲名狼藉。陳子龍投書彈劾朱國盛，將其丑行公之于眾，因而遭到朱國盛一伙的報復?！睹魇贰?，第3313頁；顧炎武：《亭林詩文集·亭林詩集》，第12頁；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第102—103頁。陳子龍之父亦為人耿直，與東林黨領袖鄒元標十分要好，在監(jiān)修萬歷和泰昌皇帝的陵墓期間，曾阻止宦官貪污工程資金。他死于1626年。就在這一年，陳子龍通過了縣試，成為生員。艾維四：《陳子龍》，第16—26頁。 ① 陳子龍得到南社創(chuàng)建人周鐘的支持。張溥和夏允彝試圖調解他們之間的分歧，但1628年艾南英又公開譴責周鐘和陳子龍。鄧爾麟：《達官貴人》，第96—97頁。 ② 鄧爾麟：《達官貴人》，第97—100頁，及其《嘉定忠臣》，第169—170頁；艾維四：《復社》，第3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