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衛(wèi)所制度 衛(wèi)所是明太祖稱帝前在南京創(chuàng)建的，是明朝軍隊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這種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軍制的某些內(nèi)容而形成的，屬于自給自足的軍屯類型②。最初，每個軍士受田15畝以維持生活。1365年，長江中游一些慘遭戰(zhàn)火洗劫的地區(qū)被辟為軍屯區(qū)，每個軍士受田50畝，給耕牛農(nóng)具，并免其田租徭役。這種制度，使各地衛(wèi)所軍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產(chǎn)約3億公斤糧食，足以供養(yǎng)100萬軍隊，從而使朝廷無須從國庫按月?lián)馨l(fā)糧餉便能維持一支龐大的邊防力量。③衛(wèi)所軍士皆由身份永遠不變的世襲軍戶充任。衛(wèi)所軍官也世襲其職。這樣，衛(wèi)所制度一方面表現(xiàn)出朝廷有決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權力，同時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潛力。④世襲的軍士會因其身份 相同而形成牢固的個人聯(lián)系，因此必須盡力防止將領與軍士的關系過于緊密，并對整個軍隊組織加以嚴密的行政控制。各衛(wèi)之事務由三司分掌：都指揮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軍戶的戶籍皆由五軍都督府管理，軍隊調動權則在兵部文職大臣手中。當衛(wèi)所軍隊被征調作戰(zhàn)時，其軍士便脫離了衛(wèi)所軍官，由都督府指定的總兵官統(tǒng)領，而總兵官則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統(tǒng)帥負責。①要使這種精心設計的自給自足的軍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須維持世襲軍戶的素質和義務。但15世紀后期，意味著該制度走向衰敗的不祥征兆卻出現(xiàn)了。朝廷中某些貴戚官僚開始驅使軍士建造寺廟和宮室。②不久，地方將領也把軍士變?yōu)閯诠?，或向他們“賣閑”，每月交納200錢就可免除軍事訓練。這樣，衛(wèi)所軍官便成了有利可圖的職位。于是，商賈子弟紛紛重金行賄，求得此職以飽私囊，或將家奴登入軍籍，借此來貪污軍餉。有些軍官甚至割占軍屯土地，強令手下軍士像農(nóng)奴一樣為其耕種。③大量軍士因得不到軍餉又遭受如此剝削，而極力擺脫軍戶身份。據(jù)史載，至16世紀初，一些衛(wèi)所的逃亡軍士已達其總數(shù)的80％，許多邊地駐軍也只 剩下兵力的一半。①軍官奉命出兵時，只好臨時雇用礦工和鹽工充數(shù)，或招募遼東、陜西的雇傭兵，而這些人與他們要去鎮(zhèn)壓的亂民常常出自同一社會階層。②似乎是為了彌補兵員的損失，明末統(tǒng)治者越來越重視長城的修繕，或以磚石加固舊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③。這種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僅僅是由于衛(wèi)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樂時期。明成祖從其侄兒手中奪取皇位后，對擁兵駐守今關外之承德（熱河）的兄弟寧王心懷疑懼。1403年他令寧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將這一戰(zhàn)略要地交給了曾支持他發(fā)動政變的蒙古兀良哈部④。同時，他還撤回了駐守河套北部的軍隊，并加修長城，將遼東、廣寧和大同防線連為一體。⑤這等于將東勝一帶拱手讓給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恥辱的“土木堡之變”中被蒙古瓦刺首領也先俘獲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爾部之手。⑥不過，明朝并非總是被動挨打。當它逐漸控制塞北的時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襲擾中原的近60年間，明軍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鮮邊境的東北地區(qū)①。成祖曾親率大軍五次出塞；16世紀40年代，內(nèi)閣首輔夏言又發(fā)動了驅逐蒙古、收復河套的戰(zhàn)役②。1547年，三邊總督曾銑一度將蒙古人趕出了河套；但次年韃靼首領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擾，并于1550年兵臨北京城下。③自此，人們對夏言的進攻之策喪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嚴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勢；1570年，張居正（萬歷時升任內(nèi)閣首輔）又以封王和開放邊市貿(mào)易為手段，對阿勒坦汗進行安撫。④這種策略也不是無懈可擊。①有人曾指責張居正，說他聲稱自己對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虛辭以欺君父”；說今日把中華之絲綢綺繡變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裝，名為互市，實為姑息養(yǎng)奸。邊防的籌劃者以貿(mào)易特權賄買夷狄，夷狄反過來卻用兵威敲詐我們。②嚴嵩則被人們視為奸臣的典型，常與李林甫（勾結韃靼出賣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檜（1141年出賣愛國將領岳飛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論。③然而，對北方部落所實行的這種“羈縻”政策，有力地促進了邊地駐軍的膨脹，從而使明朝的軍費負擔因衛(wèi)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 往更加沉重。盡管世襲軍戶日漸減少，軍官數(shù)量卻不斷增加。14世紀末，京師駐軍只有大約2700名軍官，到15世紀中增至3000名，除祿米外，每年還要領取餉銀48萬兩。此類開支在不斷增長。到16世紀末，正規(guī)軍已達120萬人，僅基本開支——如果全額供給的話——就需白銀2000萬兩。其中一部分被用來征招募兵，以彌補世襲軍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餉銀為18兩，若在邊地則外加5兩，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貼。 1492年，明朝頒行開中制度，鼓勵商人運糧至邊防，換取鹽引回內(nèi)地兌鹽經(jīng)營。但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漸廢止，致使邊地米價迅速上漲，每擔（60公斤）值銀5兩。①邊地所需軍餉當然也要隨之增加：1500年為5萬兩，1573年增至280萬兩，1586年又增至360萬兩。②這項龐大開支，需由太倉府庫支付。16世紀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倉納銀，其白銀儲備通常能保持600萬兩。但由于邊地軍餉不斷增加，16世紀末為征討韃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亂和幫助朝鮮抗擊倭寇，又花去1200萬兩，太倉儲銀也很快消耗殆盡。至1618年，太倉儲銀只剩下了12萬兩。就在這一年，后金大敗明軍，攻占了撫順，明神宗不得不解開私囊，來填補兵部的50萬兩赤字。③（當時東御府儲銀仍有300多萬兩）。為應付這些不斷增長的開支，明朝又開始加派賦稅。1619年，加派遼餉，稅率約為9％，除京畿皇莊外，全國各地都要交納。④由 此額外征銀520萬兩，但僅夠支付遼東一邊18萬軍隊和9萬戰(zhàn)馬的費用，而無法顧及九邊50000454_0026_0①中的其余八邊。此后幾年中，整個邊地軍費仍在持續(xù)增長②。米價也不斷上升。從1520年到1620年，米價翻了一倍；從1620年到1644年，又上漲了20％③。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遼餉稅率，向全國特別是江南地區(qū)進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④。 ② 這種體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戶部尚書張昶提出的。羅梅因·戴樂：《衛(wèi)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頁；又見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敗政》，第287—288頁。 ③ 克勞福德：《張居正的生平與思想》，第38—39頁；戴樂：《衛(wèi)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頁。 ④ 京軍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衛(wèi)軍，但其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及正千戶、副千戶、百戶等，都是世襲職位。這些都是衛(wèi)所官職。戰(zhàn)時統(tǒng)兵的將領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職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員充任。為了維持世襲權，他們?nèi)员Ａ粼瓉淼男l(wèi)所官職。賀凱：《明朝的興起及其制度變遷》，第52頁；戴樂：《衛(wèi)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頁。 ① 14世紀末，共有都司17個，內(nèi)外衛(wèi)329個，守御千戶所65個。至15世紀，內(nèi)外衛(wèi)增至547個，千戶所增至2593個。1467年后，又正式設立總督之職。1400—1600年間，東北地區(qū)增設了310多個衛(wèi)所。王鐘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頁；克勞福德：《張居正的生平與思想》，第46—47頁；查爾斯·O·賀凱：《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第34—35頁。 ② 明朝軍隊的衰敗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圍的78個衛(wèi)，原有38萬人，至16世紀初，只剩5—6萬人，而其中實際操兵器者僅有1萬人。蒙古騎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門處，明軍竟不敢前去應戰(zhàn)。黃仁宇：《明朝的軍費》，第39—43、56—57頁，及其《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67—68、290頁。 ③ “在這個國家中，也許沒有哪個階層比這些士兵更為卑賤和懶散了……平時，他們抬轎、喂馬，像奴仆一樣受人役使?！崩敻]：《16世紀的中國》，第89—90頁。 ① 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217頁。 ② 克勞福德：《張居正的生平與思想》，第53—57頁；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據(jù)估計，到1569年衛(wèi)所軍士只剩下1/4了。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90頁。 ③ 埃爾文：《古代中國的模式》，第91—106頁。長城的系統(tǒng)修繕開始于1472年，當時明朝經(jīng)濟在經(jīng)歷了15世紀中葉的衰退后，剛剛開始恢復。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85頁。 ④ 兀良哈部分布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邊界額爾齊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帶。羅夫·特勞澤特爾：《中國民族主義的先聲——宋代的愛國主義》，第11—13頁。 ⑤ 說來也怪，永樂帝因將都城遷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認為是在保衛(wèi)北方免遭蒙古侵擾。E.B.豪威爾：《“裴晉公義還原配”及其他中國故事》，第135頁。 ⑥ 傅吾康：《政治家和軍事家于謙》，第97頁；吳緝?nèi)A：《明代北邊防御的收縮》，第10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頁；盧克·匡頓：《游牧帝國》，第274—275頁。歐文·拉鐵摩爾關于西羅馬帝國在英國和萊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勢力界線的討論，在這一點上是有啟發(fā)性的?！熬拖裨谥袊菢?，軍事力量所能威懾的范圍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圍；實施統(tǒng)一行政管理的范圍又大于經(jīng)濟整合的范圍。用來排斥野蠻民族的北方邊界，也是一種界線，在它之外，同樣大小的耕地、同樣規(guī)模的城鎮(zhèn)和官府，卻不屬于這個國家；在它之內(nèi)，主要是實物、運輸代價又不太高的規(guī)定貢品，能由國家集中起來；而在它之外，貿(mào)易基本是離心的，輸出大于輸入。”歐文·拉鐵摩爾：《邊疆史研究》，第487頁。 ① 明初對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積極的姿態(tài)。明將徐達以元朝都城（北京）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討伐蒙古殘部。但1372年，徐達和李文忠被擴廓帖木兒打敗。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將固守邊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內(nèi)進行追剿，并將山海關兩側的居民遷至河北內(nèi)地。1380年，明朝又改變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萬大軍北出長城，徹底擊潰了東北地區(qū)的蒙古軍隊，并繼續(xù)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腦爾（Buirnar）殺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國的滿洲里》，第2—10頁；匡頓：《游牧帝國》，第263—264頁；侯仁之：《明代邊境地區(qū)的馬市》，第311—313頁；法默：《明初兩京制度》，第61—63頁。 ② 傅吾康：《15世紀初期中國對蒙古的征討》，第82—88頁，及其《于謙》，第95頁。已有學者指出，在永樂帝不斷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亞大平原遠徙的時候，明朝沒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設置峰火臺——一種報警系統(tǒng)。然而明朝一旦放棄了積極進攻的軍事姿態(tài)，蒙古人便會駐兵長城之下，并在無人報警的情況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頁。 ③ 傅路德和房兆楹編：《明代人名辭典》，第6、530、1304—1305頁；毛里斯·羅塞比：《1368年以來的中國和亞洲腹地》，第45—46頁。三邊指甘肅、寧夏和延綏。其總督府設于固原，肅遼都督則駐守密云。阿勒坦汗聯(lián)合了東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熱姆（Qaraqorum）舊都?？镱D：《游牧帝國》，第278頁。 ④ 羅榮邦：《政策和決策》，第66—68頁；吳緝?nèi)A：《明代北邊防御》，第11—12頁；黃仁宇：《明代大運河》，第123頁；《明代人名辭典》，第7頁。 ① 《明代人名辭典》，第6頁；塞路易斯：《明朝反對蒙古人嗎？》，第137頁。在公眾眼中，與蒙古互市的安撫政策，總是同聲名狼藉的仇鸞聯(lián)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則同其政敵楊繼盛聯(lián)在一起。當皇上寵幸仇鸞時，楊繼盛受到貶黜，一度消聲匿跡。不久，仇鸞私自與蒙古互市，并獻上80顆普通邊民的頭顱冒充敵軍首級，謊稱在古北口大敗蒙古軍，故而失寵。于是楊繼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嚴嵩彈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當時楊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還說死后要率鬼魂之軍為明朝而戰(zhàn)。嚴嵩于中途將此疏扣留，但其內(nèi)容后來卻廣為流傳。1656年，清朝順治帝還在正式場合稱贊了楊繼盛的忠誠。吳乃蓀：《董其昌》，第264—267頁；赫伯特·A·翟理斯：《中國人名辭典》，第168、187頁；《明代人名辭典》，第1503—1505頁。楊繼盛認為，忠同孝一樣，是不可推卸的義務；人臣應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為君主效力。楊繼盛：《楊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頁。 ② 黃仁宇：《明代大運河》，第123頁。 ③ 在蒙古人看來，嚴嵩只有在認為阿勒坦汗及其軍隊不過是一群“尋食之徒，無須憂慮”這一點上，是現(xiàn)實的。塞齊·亞格齊德：《中國與蒙古游牧民的貿(mào)易和沖突的樣式》，第197頁。在17世紀的民間傳說中，沈煉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爾譯：《今古奇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第318—320、412頁。明末“三言”中有個題為《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的故事，也表現(xiàn)出關于華夷關系的一種陳腐觀點。故事說，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將高麗的176城讓給渤海國。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說：“自昔石卵不敵，蛇龍不斗……況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芻糧，萬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鵝驕不遜，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誅僇，為四夷笑?！焙劳栕g：《今古奇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頁。 ① 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頁；澤恩道弗爾：《“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頁。 ② 16世紀后期，有大約50萬軍士和10萬匹戰(zhàn)馬駐守北邊，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費約為2兩。16世紀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傭金約為6兩；至17世紀初增為18兩。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85—290頁，及其《明朝的軍費》，第43—44頁。 ③ 克勞福德：《張居正的生平與思想》，第40—42、55頁；趙翼：《甘二史札記》，第750頁；黃仁宇：《明代大運河》，第280頁，及其《明朝的財政》，第112—116頁。 ④ 褚華：《滬城備考》第一卷，第5—6頁；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163頁。 ① 九邊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陜西的延安和綏德）、太原、固原、寧夏和甘肅九個軍事重鎮(zhèn)，是設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軍事機構。朝廷根據(jù)需要撥給它們軍隊，并從中央都督府的權要中選派其將領。賀凱：《明朝的興起及其制度變遷》，第65頁；侯仁之：《馬市》，第 309—311頁；黃仁宇：《明朝的軍費》，第 44頁。僅遼東一邊之軍餉就需銀324萬兩，糧108萬擔，馬草21.6萬捆，料豆97.2萬擔。弓每張需銀2兩，箭每支需銀6錢。將這些物資自天津北運的船只僅有700條——而非預定的4000條，以至大量物資不得不用速度慢、代價高的牛車運送。黃仁宇：《明代大運河》，第127—131頁。 ② 如1624年，修建城墻6240丈（約11000公尺），敵臺321座；1625年，修城費用又繼續(xù)上升?！睹鲗嶄洝诽靻⒊?，第五十一卷第17頁，第五十五卷第19—20頁。據(jù)賀凱統(tǒng)計，1618—1627年間，明朝在同后金的戰(zhàn)爭中花費餉銀約6000萬兩，約占明朝在此期間全部收入的一半。賀凱：《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第158—159頁。 ③ 米徹爾·卡蒂爾：《14—17世紀中國價格變動史評述》。這一時期的價格指數(shù)是不可靠的。 ④ 褚華：《滬城備考》第五卷，第5—6頁。1639年9月，廣寧總監(jiān)高起潛報告說，五個月來，“額餉分文未解”。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頁。